焦灼与反思：论争中的保罗•肯尼迪和《大国的兴衰》

透过历史烟云，大国兴衰的“戏剧”不仅展示了大国兴起时惊鸿一瞥的“姿颜”，也留下了其衰落时令人唏嘘的“身影”。对大国兴衰历史影像和轨迹的反思，以及大国博弈现实的焦灼，造就了世人从未间断的对大国兴衰的关注、思考和书写。其原因在于，大国兴衰不仅汇聚了民族和国家的前世今生，而且昭示了人类文明的前程或“宿命”。在关于大国兴衰的浩繁文献中，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1988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引发的论争一直持续至今。这种论争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政治上的焦灼心态，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其文化意义上的反思意识。

《大国的兴衰》与肯尼迪“风暴”

《大国的兴衰》缘何一时“洛阳纸贵”呢？2023年9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衰的重现》一文中解释道：“因为1988年和1989年是历史性的一年，全球力量的轴心正在发生变化，读者们正在寻求一种解释，而《大国的兴衰》提供了一个解释：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和军事实力是经济实力的产物，而经济实力是不断变化的。我写道：‘世界事务中主要国家的相对实力从未保持不变’，‘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社会之间的增长速度不平衡，技术和组织上的突破给一个社会带来的优势大于另一个社会’。但是，过去的情况同样适用于现在和未来：某些大国相对于其他大国的生产实力的变化从未停止过，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指望永远保持第一。因此，与大多数历史著作不同，《大国的兴衰》具有指导性。”保罗·肯尼迪进而指出，“在经历了这几个世纪的变化之后，若认为大国兴衰的模式已经以某种方式终结，那将是愚蠢的。如果声称知道下一次重大变革将在哪里发生，以及未来霸权战争的第一个先兆可能是什么，那也是愚蠢的，但它终将到来”。【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Redux，” The New Statesman， 20 September，2023.https：//www. newstatesman.com/ideas/2023/09/rise-and-fall-of-great-powers-redux-paul-kennedy， 2024-06-30.】 在肯尼迪看来，大国兴衰的“悲喜剧”从未落幕，总是在上演充满宿命色彩的剧情。

除了肯尼迪所阐明的原因，《大国的兴衰》的流行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促使美国经济学家、国防分析师、政治家和权威人士对美国的走向产生了怀疑；美国出版商的精明营销，包括在主要周刊和报纸上总结肯尼迪的论点；美国总统候选人也引用了《大国的兴衰》的某些论点。

《大国的兴衰》的主要论点包括：“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的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是国家地位变化的原动力：“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得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将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扩张过分（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很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境将变得更加严重。”“历史事实还表明，从长远看，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 ［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前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5、36、41页。】总之，肯尼迪认为，那些未能在政治、战略承诺与经济实力之间保持平衡的国家，其力量会逐渐衰落。同时，他也警告在过去导致霸权国家衰落的原因，现在正在同样导致美国走向衰微。

1988年春天，保罗·肯尼迪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口头和书面证词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几位参议员对他表示欢迎，并告知已经读过他的《大国的兴衰》及其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肯尼迪虽然指出美国相对实力下降，但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明确表示，美国并没有面临某种灾难或世界末日。与苏联相比，它拥有巨大的优势和力量。然而，美国确实面临着长期的财富创造和制造业、商业与技术竞争力的下降。肯尼迪接着详细阐述了他的政策建议。关于美国的外交关系，他并未排除盟国承担更多军事负担的可能性，强调美国需要减少海外承诺，同时避免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这是“竞争力不足”的一种症候。美国还需要解决被忽视的国内议题，包括基础设施、教育、住房和贫民窟等方面的问题。为了促进未来的经济投资，他开出了不受欢迎的处方：美国必须减少消费和福利或提高税收，也许两者都需要。肯尼迪为美国决策者提出的建议表明“他摒弃了历史宿命论或悲观主义的观点，认为明智的领导力可以产生重大的影响”。【 Alan R.Raucher， “The Recent American Declinism Controversy： The Case of Historian Paul Kennedy，”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Vol.24， No.2（2001）， p.39.】

在随后的岁月里，肯尼迪不止一次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并向美国决策者提出警示。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他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将以世界第一强国的身份迈进21世纪。然而，下一个世纪是否仍将是美国的天下，则有待观察。因为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金融、人口和环境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断言下一个世纪也一定是美国世纪，未免过于草率。通过明智的政策，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许多年里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Paul Kennedy， “Will the Next Century Be American Too？”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16， No.1（1999）， p.57.】 在2002年，肯尼迪再次强调了美国在21世纪的领导使命。“目前，国外普遍渴望美国能够展现出真正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将以宽广的视野、对人类共同性的尊重，以及我们从他人身上学到的知识为标志。它将向世界各地的弱势群体发出声音，并承诺美国与其他富裕和强大的国家共同努力，帮助那些无法自救的人。最重要的是，它将公开地向美国人民解释，为什么我们最深层次的国家利益在于认真对待地球的命运，并大力投资其未来”。【 Paul Kennedy， “The Greatest Superpower Ever，”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19， No.2（2002）， p.18.】2010年，肯尼迪用他的理论解释亚洲的崛起。他认为通过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该地区的地位将显著提高。“地区权力地位的转移同样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权力之所以从欧洲和美国等传统权力中心转向亚洲，其原理与历史上强国力量的消长变化规律是一致的，即增长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答案，而原来的权力中心如果想要捍卫自己的地位，增长也是最为重要的手段”。【 Paul Kennedy， “Asia’s Rise： Rise & Fall，” The World Today， Vol.66， No.8/9（2010），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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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国的兴衰》的问世和影响并不仅仅囿于学术界，肯尼迪在著作中对里根政府进行了温和批评，对1988年的总统选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认为这本书是“有力、渊博且极其重要的贡献”，并指出它触及了国家的内在焦虑，以及里根时代之后最深层、最令人不安的焦虑之一：对国家的恐惧。【 Alan Brinkley，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r.25-31， 1988， p.319.】肯尼迪掀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关于大国兴衰的政治和思想辩论的“风暴”，“风暴”意指其所代表的衰落论观点及相关论争。这场“风暴”超越了学术界，进入了更广泛、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如果说衰落论是肯尼迪“风暴”的“风暴眼”，那么美国人在政治上的焦灼心态和文化上的反思意识则是这场风暴带来的“晴雨表”。

衰落论的“幽灵”与当代回响

在美国，那些认为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在经济和战略实力上正在下降的人被贴上了“衰落论者”的标签，他们持有的观点被称作“衰落论”。“衰落主义现象可以归因于二战后初期过度乐观和过高期望所带来的幻灭感。从怀旧的角度来看，他们对美国国内外发生的被认为是‘真正衰落’的变化感到焦灼不安”。【 Alan R.Raucher， “The Recent American Declinism Controversy： The Case of Historian Paul Kennedy，”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Vol.24， No.2（2001）， pp.37， 54.】肯尼迪的著作被《纽约时报》称为“衰落学派”的一部分，书写关于美国和美帝国的衰落。“衰落学派”的其他人士包括约翰斯·霍普金斯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大卫·P.卡莱奥（David P.Calleo）、《新前景》季刊（New Prospectives Quarterly）的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和马里兰大学的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他们与肯尼迪一起，成为这一学派的领导人。他们预测美国社会如不进行重大变革，将从世界主导地位上滑落。他们的观点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巅峰，自那时起，美国在海外军事承诺和国内经济之间没有找到适当的平衡。肯尼迪称这种不平衡为“帝国过度扩张”，它将继续侵蚀美国的基础。【 Eugene P.Trani， “Pointing with Pride， Viewing with Alarm： A Review Essay，” The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Vol.72， No.1（1988）， p.54.】换言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习惯性地认为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是世界领导者。然而，每隔一段时间，美国内部的自我批评会引发一些人担心国家可能会出现各种形式的衰落。

从1960年代开始，就有众多学者探究衰落论的深层次原因。有学者认为衰落论者存在深刻与复杂的矛盾情绪，有些衰落主义是由于某些特殊人格类型的心理适应障碍，无法应对社会现实。【 Frederic Copie Jaher， Doubters and Dissenters： Cataclysmic Thought in America， 1885-1918，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pp.29-30， 32.】还有学者认为，衰落论为那些在世界观层面无法完全接受社会变革的人，提供了一种抗议和妥协的方式。【 参见Perry 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From Colony to Provi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40; Marvin Meyers， The Jacksonian Persuasion： Politics and Belie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vii-ix.】到1990年代，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在更广泛的背景之下，系统地探讨了西方历史中的衰落观念。他将衰落主义定义为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种症候。在他看来，肯尼迪和其他当代衰落论者都共享一种悲观主义哲学。自18世纪以来，衰落论者拒绝了进步思想的主导地位。尽管美国在1980年代取得了真正的成就，但这些衰落论者仍然对本国持有悲观态度。《大国的兴衰》一书通过历史与预言的结合，强化了这种悲观情绪，在“上层圈子”中盛行，并蔓延到美国社会其他部分。赫尔曼谴责所有这些衰落主义观点，认为它们既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 Arthur Herman， The Idea of Decline in Western Hist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7， pp.1-3， 442.】在《大国的兴衰》问世之前，衰落论者也曾纷纷著书立说。1960年代初，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曾警告称，美国已陷入“相对经济停滞”状态，需要改变方向，否则最终将落后于苏联。【 Gunnar Myrdal， Challenge to Affluence， New York： Pantheon Book， 1964， p.v.】两年后，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Andrew Hacker）在《美国时代的终结》一书中宣称，美国已失去成为伟大国家的潜力。【 Andrew Hacker，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New York： Atheneum， 1968， pp.6-8.】乔治·C.洛奇（George C.Lodge）在1975年指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人表现出不安、漫无目的、萎靡不振、对政治和商业领袖失去信心以及对未来的恐惧。1984年，洛奇的《美国病》一书将美国与此前失去竞争力的英国经济进行了对比。洛奇认为，美国经济遭受了衰退，如果不改变政策，这种衰退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George C.Lodge， The New American Ideology， New York： Knopf， 1975， pp.3， 13， 159; George C.Lodge， The American Disease， New York： Knopf， 1984， pp.x， 18， 63， 93.】1979年，洛奇的哈佛同事兼朋友埃兹拉·沃格尔（Ezra Vogel）出版了《日本第一》，极大地推动了洛奇关于美国实力相对不足而日本更为优越的论断。【 Ezra F.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1979， pp.viii， ix， 232-256.】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教授西摩·梅尔曼（Seymour Melman）和军备竞赛的狂热批评者认为，军费开支导致了美国工业体系的恶化。由于技术人才和资本从正常的市场竞争中被空前地集中到军工生产中，美国在许多工业技术领域已经成为二流国家。【 参见Seymour Melman， The Permanent War Economy： American Capitalism in Declin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