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与当代美国外交战略“欧洲观”的传承与嬗变

摘 要： 自冷战爆发后，对欧政策长期占据现当代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位置。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及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对欧政策经历了一个渐进且不断突破传统的过程。虽然美国的欧洲政策历经了反复调整，但巩固跨大西洋关系并将欧洲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这两个基本原则未曾出现过动摇。自杜鲁门政府的外交决策团队创立“欧洲优先”原则伊始，美欧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知及其安全利益的一致性即成为大西洋联盟赖以建立并保持稳定的根基。囿于激烈的反共意识形态，战后美国政坛甚嚣尘上的全面遏制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欧洲观，成为影响西方世界稳定乃至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关键因素，势必对当下拜登政府欧洲政策的调整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关键词： 冷战；美欧关系；大西洋主义；双重遏制；实力地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二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冷战初期，美国外交精英愈发看重欧洲的战略地位。在满足霸权心态之外，美国更是要通过树立白人精英集团主导者的形象，来加强西方世界整体上的凝聚力，强化美国与欧洲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共同取向，美欧关系亦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得以重新界定。美国与欧洲国家结成的大西洋联盟，以及美国与后来欧洲联盟的关系，统称为战后跨大西洋关系。①

在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文简称“北约”）为现实依托的大西洋联盟中，美国是主要的参与者和盟主；而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美国又是助推者和战略支柱。具体而言，所谓战后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欧洲观”，就是推动美国政府欧洲外交政策形成及其执行的观念、认知的集合，是战后美国对欧政策体系得以建构的基础。影响战后美欧关系演变的因素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维度，体现为跨大西洋国家共享的文化和价值观，对苏联安全威胁的一致认知，相似的政体、生活方式和主流社会精英彼此间的认同感，以及美欧双方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些因素成为战后美国外交战略中欧洲观赖以形成的基础。②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关于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当数美国著名政治家、曾多次出任美国驻外大使的约翰·哈珀（John Harper）。他认为在美国参战、援助欧洲及战后欧洲秩序的重建上，“欧洲优先”理念对美国的对欧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③以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麦吉汉（Robert McGeeha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对战后美国的对欧政策进行阐释，特别对“双重遏制”这一超前的战略思维进行了着重分析。【 参见Robert McGeehan， The German Rearmament Question： American Diplomacy and European Defense after World War Ⅱ，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Harmut Lehmann， ed.，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 Germany， 1945-1955， Washington， D.C.： Publications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3; Frank A.Mayer，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此外，近年来多位国内学者对战后的跨大西洋地缘政治及美国的相关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描绘了战后美国同西欧国家的互动，更对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欧经济与安全关系在跨大西洋联盟内部的走向做出了展望和预测。【 参见赵怀普：《当代美欧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赵怀普：《变与不变：美国对欧政策的历史考察》，《美国研究》，2011年第3期；赵怀普：《从欧洲优先到美国优先：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国际论坛》，2020年第3期；洪邮生：《二战后欧美关系的演进及其动力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赵晨等：《跨大西洋变局——欧美关系的裂变与重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孙成昊：《百年变局和美欧同盟》，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版。】然而，学界对美国外交战略中欧洲观的系统性研究仍付之阙如，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政治家个人因素对美欧关系演变之影响，而事实上“欧洲观”的确立对历届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都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因此，进一步研究杜鲁门政府外交决策团队对于美国对外战略中欧洲观的塑造历程，进而推及当代拜登政府的欧洲观较之于战后初期的蜕变和延续，有助于理解冷战至今美国对欧洲政策的思想渊源及“欧洲优先”这一现实主义外交的政策逻辑。

本文重点考察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确立过程，解析其阶段性特点，从而探寻美国外交决策层之欧洲观的纵向发展和总体特征。毫无疑问，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欧洲向中东、亚太地区转移，这给原本以维护欧洲安全为主要使命的大西洋联盟造成一定冲击。如果说，特朗普政府曾进一步收缩全球战略，加速推进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战略重心东移，“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主导下的“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对大西洋联盟产生离心力和稀释作用。那么，拜登当局则试图效仿杜鲁门政府，再度于全球范围建构美国的“实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乃至重塑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当今美国政府将如何引领美国对大西洋联盟的回归，缓解日益紧张的美欧关系，进而传承战后历届美国政府时刻标榜的多边主义外交路线？对于战后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欧洲元素的分析，便可对上述问题提供某些指向性依据。

一、大西洋主义：20世纪美欧联合的思想渊源

“大西洋主义”代表了美国对欧洲的一种“使命观”，美国人认为自身应该承担维护欧洲地缘安全和政治稳定的使命，且必须依赖于集体安全制度和多边主义原则。【 Carl Cavanagh Hodge， Atlanticism for a New Century： The Rise， Triumph， and Decline of NATO，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Prentice Hall， 2005， p.1.】它更代表了大西洋两岸国家在各领域团结的思想理念，与“联邦主义”有深刻的历史渊源，进而在当代衍生为跨大西洋安全架构。20世纪美国对欧洲的使命观源自于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其外交理念完全改变了自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告别演说后，美国所确立的漠视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传统。尽管“十四点基本原则”当时并未被国际社会所采纳，但其在日后对美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威尔逊主义在20世纪中叶成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大西洋两岸的民主国家一直将其视为共同的精神遗产和国际准则。威尔逊主义的精髓在于强调“民主国家唯有通过合作，才能共同维系稳固的和平，不能信任专制国家会坚守和平及其所做的任何承诺”。【 Robert Tucker， “A Benediction on the Past： Woodrow Wilson’s War Address，”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17， No.2 （Summer 2000）， p.87.】二战后大西洋联盟的成员已经成功地采纳并适应了威尔逊的原则，它们业已成为维护国际和平的要素，威尔逊主义的遗产可谓大西洋联盟的文化特性。【 Carl Cavanagh Hodge， Atlanticism for a New Century： The Rise， Triumph， and Decline of NATO， preface， p.ix.】

20世纪40年代，随着欧洲战火四起，从“援助盟国保卫美国委员会”（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的建立到《驱逐舰换基地协定》（Destroyers for Bases Agreement）执行，再到美国国会最终通过《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支持欧洲抵抗法西斯，美国政府愈发信仰“大西洋主义”，鼓吹美欧共同利益。1941年8月《大西洋宪章》（The Atlantic Charter）的签署，是美国政府第一次以官方态度对“大西洋主义”做出积极回应，后者成为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基调。【 Carl Cavanagh Hodge， Atlanticism for a New Century： The Rise， Triumph， and Decline of NATO， p.2.】随着美国与欧洲盟国反法西斯联合行动的制度化，二战中美欧联合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双方在文化上的同质性为战后的进一步合作打下坚实基础。罗斯福总统将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转向“全球主义”，不可避免地促使美欧联盟转变为盎格鲁—撒克逊英美集团与日后崛起的苏东斯拉夫集团之间的合作。以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战时内阁，开始积极谋求构建大国合作，建立联合国并缔造维持和平的政治与经济保障机制，使其成为维护世界安全与秩序的新型国际权威组织。美国试图摸索出一条以大国合作代替区域性联合的道路，建立由美苏合作来主导国际政治安全格局的全球主义战略模式。罗斯福所创立的“四大警察构想”——由美国、苏联、英国及中国创立一个维和组织，共同处理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便是20世纪中叶美国全球主义思维的体现。【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社2008年版，第314页。】然而，德意日轴心国集团垮台后，美苏双方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被顷刻放大，美苏合作路线难以为继。

诚然，罗斯福试图以大国合作的方式贯彻其全球目标，实质上是想通过对苏联做出有限让步，以美苏合作与联合国机制为纽带，束缚苏联在欧洲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达成美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目标。然而，杜鲁门政府对战后世界政治的复杂性与偶然性明显准备不足，美国国内关于大国合作的思想基础亦非常薄弱，加之美苏双方对战后世界的政治指导方针与外交思想风格迥异，苏联在战后的所作所为与美国的预期大相径庭。其次，美国在贯彻其全球主义战略、构筑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进程中遭遇挫折，实际上归因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利益关切与其现实力量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是导致美苏联合破产的主要原因。美国过分夸大自身优势，导致其外交实践处处碰壁，最后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来应对苏联的挑战。再次，战后美国右翼势力与保守派完全控制了参众两院，以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为首的保守派对苏联的看法日趋僵化，这必然会对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的建构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将苏联对东欧地区的高压政策视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 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杜鲁门政府恰恰认识到西方的实力在冷战对抗中并不占据绝对优势，所以才打破“不结盟”这一外交传统，缔造美欧联合防务体系，以此来避免美苏双方因为决策失误而引发世界大战。

由上可知，二战赋予美国最终完成制衡欧洲乃至领导世界的机会。一方面，纳粹德国在欧洲的短暂得势又一次充分暴露了传统欧洲均势机制的失灵；另一方面，苏联在二战后崛起为超级大国，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且凸显了其与西方难以调和的矛盾。战后的欧洲不仅需要美国来制衡德国，更需要美国来遏制苏联，欧洲的军事体系已被纳入东西方维持力量均衡的大格局中。正因如此，以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保罗·尼采（Paul Nitze）和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等人为代表的国务院欧洲派官员，在构建美国外交政策时坚决奉行“欧洲优先”这一原则。有西方学者认为：“相比起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美国人更为担心欧洲的沉沦对全球均势格局所造成的破坏，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回到两次世界大战时那种以武力应对威胁的老路。”【 David S.MacLellan， Dean Acheson： The State Department Years， New York： Mead and Dodd， Mead Company， 1976， pp.380-381.】正因为一贯秉持欧洲优先原则，美国不仅通过经济援助使得西欧盟国提前摆脱了困窘，而且打造出美欧联合防务这一集体安全新模式，战后美欧同盟的实力进一步升级，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利益几乎均得到体现。美国利用扶植西欧国家再度复兴这一历史机遇，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自身相对于苏联的战略优势。欧洲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及安全权益不得不做出政治妥协，开启美欧联合进程。以孤立主义者为代表的反对派们愈发不能对欧洲政策造成实质性冲击。【 John L.Harper， American Visions of Europe： Franklin D.Roosevelt， George F.Kennan， and Dean G.Acheson， p.366.】据此而论，美欧关系在二战结束后进入了其历史演变的全新时期，美欧霸权实现了转移，美国对欧洲乃至世界的霸权影响进而形成。由于美欧力量对比的根本性变化，美强欧弱的权力结构决定了“美主欧从”的关系结构，战后的美欧关系一直运行于该结构之下，是一种双方结构性合作与矛盾的演进。【 洪邮生：《二战后欧美关系的演进及其动力研究》，第3页。】从支配西方经贸关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贸易总协定》到跨大西洋军事安全同盟北约组织，再到美国的文化霸权，美国已经将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经贸、安全、政治乃至文化关系全都置于自己的支配和影响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