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西方罗马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模式的转换与竞争

摘 要： 20世纪以来的罗马史研究发展出了多样化的解释模式，且彼此竞争。其中，政治史和经济史两大领域内的模式转换最为突出，并关涉罗马史学科的总体走向。在从精英到大众观察视角的逐步递进中，罗马政治史研究经历了贵族政治模式、交际模式及民主模式三次大的转换。罗马经济史领域内，在“原始主义—现代主义”与“形式主义—实质主义”两对二元对立模式的纠缠中，芬利模式一度胜出，但最终受到新制度经济学模式的根本性冲击。20世纪末期，罗马经济史和政治史研究实现突破性合流，更多的综合性模式被运用于罗马史研究。系统审思与透视百余年来罗马政治史和经济史领域内的典型模式，能够为罗马研究提供更多思维和认识上的可能性。

关键词： 罗马；政治史；经济史；研究模式

17—18世纪以来西方的罗马史研究可谓波澜壮阔，成就斐然。①中文学界已有晏绍祥、刘津瑜、王忠孝等学者对相关学术史全貌与当中个别具体领域和问题进行了回顾和评析，对国内罗马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可观的推动作用。②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仍有必要对罗马史研究进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模式给予重点观察和透视。

“模式”可被定义为由思维构建起来的旨在再现研究对象的主体结构、主要要素及其关系与基本运行机制等的概括性认识模型或样式。【有关“模式”的定义，参见M.I.Finley，Ancient History，Evidence and Models，New York： Elisabeth Sifton Books·Viking，pp.60，66.】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模式既触及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史料数据，又具有中观的指导和控制功能，从而构成联通研究中“形而下”和“形而上”两端的更为“实用”的方法论工具。

我们选择的观察对象是20世纪以来西方罗马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模式。之所以把20世纪作为考察的时段，是因为该世纪当中所呈现的研究模式转换和竞争极为剧烈，而这又与当今的研究现状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值得研究者回顾、解析和反思。我们把观察场域锁定在政治史和经济史的理由，在于两者始终都是罗马史研究这架马车中并驾齐驱的两匹辕马，关涉着该学科的总体走向。

回望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史，我们会发现，罗马政治史研究曾产生过贵族政治模式、交际模式和民主模式这三种主要的研究模式。罗马经济史领域内的模式竞争和转换则更具戏剧性。在先后出现的两两对立的四种模式——“现代主义”对“原始主义”、“形式主义”对“实质主义”——之间针锋相对而又彼此纠结的复杂争论和角逐当中，作为“实质主义”和“原始主义”结合形态的“芬利模式”一度胜出，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该模式又受到根本性批判与修正。到20世纪末期，“新制度经济学”模式异军突起，不仅给“芬利模式”以致命一击，实现了对以往二元对立模式之争的成功超越，而且侵入政治史研究领域，带来了罗马经济史和政治史研究的首次突破性合流。这次合流属于当时兴起的多学科与全景式学术探索潮流的一部分。在这一潮流当中，更多的综合性模式被运用于罗马史研究。

一、徘徊在精英与大众之间：解读罗马政治的三种模式

政治史从一开始就是罗马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在较长时期内，学者们通常将精英阶层视为罗马政治和历史的决定性力量。这部分地属于一种前现代历史学传统的延续。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民众在罗马政治中的作用得到了重视和强调。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当中，罗马政治史领域内先后出现的三种解读模式之间呈现出一种转换和竞争：由关注精英到发现大众，再到反顾精英和重思大众。

其中最先诞生的是“贵族政治模式”，这种模式是诉诸社会历史学路径进行研究的产物。社会历史学路径，是对19世纪罗马史的巨擘蒙森（Theodor Mommsen）所开创的实证主义法律历史学路径主宰下的罗马政治史学术传统的反叛。在蒙森看来，法律制度决定了罗马政治的本质。【蒙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罗马史》就是这种学术传统的代表作。参见Theodor Mommsen，The History of Rome，trans.by W.P.Dicks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20世纪早期，以盖尔泽（Matthias Gelzer）和闵采尔（Friedrich Münzer）为代表的新一代德国古典历史学家，在罗马政治史领域内发起了社会历史学转向，并凭借这种新的研究路径，构建了“贵族政治模式”。他们将贵族间的私人关系视为罗马国家权力的基础，这种私人关系不仅存在于罗马贵族之间，也存在于贵族家庭与其被保护人（主要指受到庇护关系制约的人）之间。通过分析罗马贵族关系的效用，盖尔泽将基于相互义务的社会关系网视为公共领域内追求和行使权力的限定元素，进而将罗马政治史的建构引向对贵族家庭和社会关系层面的关注。盖尔泽理论的核心是：罗马政治的内涵及政治行为的效力，在根本上取决于贵族及其私人关系。【参见Matthias Gelzer，The Roman Nobility，trans.by R.Seager，Oxford： Basil Blackwell，1969.】

在盖尔泽理论的基础上，闵采尔揭示了罗马政治中各派系间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并提出罗马上层贵族通过政治联姻手段形成持久的家族“政党”的观点。在他看来，罗马贵族的不同群体有能力创建派系，对国家事务施加控制，并通过代代相传以长久地主宰罗马政治。【参见Friedrich Münzer，Rmische Adelsparteien und Adelsfamilien，Stuttgart： Metzler，1920；英译本参见Roman Aristocratic Parties and Families，trans.by Therese Ridley，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但其观点过度强调了亲属关系在罗马政治中的功用，从而进一步将对罗马权力系统的观察视角限定在统治阶层内部。

而后，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又将这种强调私人关系的“贵族政治模式”从德国学界推向了整个英语学界。在其1939年的著作《罗马革命》一书中，塞姆沿用了盖尔泽开创的人物志研究（prosopography）【人物志方法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搜集和分析某个阶层的传记数据，追踪该阶层的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从而汇集相关社会流动性和地域流动性的证据，其目的并非研究传记本身。该方法被广泛用于研究前现代社会。】的史学方法，分析了罗马皇帝屋大维创建元首制的道路。塞姆笔下的屋大维是一个在内战中夺取政权并操纵派系斗争的“恐怖分子”。通过深入分析在屋大维和上层阶级成员（主要来自意大利自治市）之间形成的人际关系网，塞姆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以贵族政治为中心的罗马历史，无论处于何种政体下，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参见Ronald Syme，The Roman Revolu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

至此，在盖尔泽和塞姆的推动下，罗马上层精英和贵族间错综复杂的家族势力成为20世纪上半叶罗马政治史的研究主线，而人物志方法的使用在二战后到达巅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学者恩斯特·巴迪安（Ernst Badian）的一系列研究。在对罗马对外政策的研究上，巴迪安完全复刻了在研究罗马内政时的庇护关系思路，其经典著作《对外庇护关系》【E.Badian，Foreign Clientelae 264-70 BC，Oxford： Clarendon Press，1958.】追溯了将罗马人与其他社会族群联系在一起的“忠诚义务”的发展过程。巴迪安认为，罗马政客—城市—个人之间形成的庞大的人际关系网，可以在不改变原有共和国政治管理模式的情况下，对罗马以外的地区实行控制以取代政府管理。【有关巴迪安更多的学术理论和贡献，参见Garol G.Thomas，ed.，The Lagacy of Ernst Badian，La Jolla： Association of Ancient Historians，2013.】

从蒙森到巴迪安，对罗马史的撰写几乎都聚焦在统治阶层，罗马政治运作与权力结构的核心被完全看作是一种贵族政治。人物志方法的兴起虽然打破了传统法律和制度视角下的路径依赖，但对罗马历史的解读仍然固定在政治史的既定范畴中。直到20世纪60年代，罗马史领域内的重要学者埃里希·格伦（Erich Gruen）和克里斯蒂安·迈耶尔（Christian Meier）等人仍然依赖于人物志的研究方法，他们的理论过于强调元老和统治者在政治方面的突出作用，而否定骑士阶层及平民对公共权力的影响。【参见Erich Gruen，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Christian Meier，Res Publica Amissa，Wiesbaden： Franz Steiner，1966.】研究罗马史的学者们亟需跳脱出他们所研究对象的层级结构，将目光投射到贵族阶层以外的其他社会群体。不过，迈耶尔已然认识到，共和时期罗马贵族家庭之间的联盟或派系很少是长期的、稳定的，贵族的关系网充满了不确定性，传统视角下将家族联盟作为政党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问题的。因此，在描述罗马共和国的覆灭时，迈耶尔并没有将其原因归结于贵族家庭的没落。相反，他认为当时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无法由一个小而高度黏合的贵族阶层来解决的。在此基础上，迈耶尔创造了“必然的危机”（crisis without alternative）一词，替换了自蒙森和塞姆以来就广泛使用的“革命”（revolu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共和国后期的动乱阶段。【参见Christian Meier，Caesar： A Biography，New York： Basic Books，1982.】

很快，伴随着史料更新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盛行，20世纪70年代的罗马史研究迎来了急剧转型，一方面表现在经济史领域内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另一方面表现在贵族政治模式式微，研究者们更加关注罗马上下阶层之间存在的多样化交际（communication）形式。学者们虽普遍认可罗马贵族间私人关系的重要性，但罗马政治运作的本质为私人关系这一观点在70年代后已不再是主流，对政治史的关注也不再局限于统治阶层。在这种学术潮流中，一种新的“交际模式”在罗马政治史领域内悄然兴起。

牛津大学的古代史教授彼得·布伦特（Peter Brunt）在其1971年出版的《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P.A.Brunt，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London： Chatto & Windus，1971.】一书中，一改传统的人物志研究方法，着重从贵族与平民的关系出发分析罗马共和国的政体。其关注的核心是政治集团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及其对罗马政治的影响。布伦特认为，罗马上层贵族对平民处境的漠视及平民与贵族间不对等的权利体系，才是罗马共和末期一系列冲突的根本来源，也是罗马内战爆发的一个社会原因。这一论点开启了以自上而下的视角分析罗马政治的研究道路，标志着“交际模式”的登场。

基于类似视角，保罗·韦恩（Paul Veyne）将罗马社会普遍存在的善行现象（euergetism）解释为利用精英阶层的财富为公众利益服务（例如为城市建造必需的公共设施和为市民提供娱乐活动）的私人特权。这种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物质投入和交际互动不仅促进了罗马公民群体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保障了统治者权力在整个帝国的运行。【Paul Veyne，Bread and Circuses：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Pluralism，London： The Penguin Press，1990.遗憾的是，韦恩的分析只涵盖了希腊化时代的王国和罗马各行省的城市，并没有讨论意大利半岛内的善行和捐赠现象，造成了罗马史学上的一个空白。2003年，凯瑟琳·洛马斯和蒂姆·康奈尔编写了《面包与马戏——罗马意大利的善行和地方庇护关系》，本书对于理解交际模式在意大利城市内的表现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参见Kathryn Lomas and Tim Cornell，eds.，Bread and Circuse： Euergetism and Municipal Patronage in Roman Ital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几乎同一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克劳德·尼科利特（Claude Nicolet）开始从普通民众的视角观察公民参与罗马政治并与精英们互动的具体方式。在对罗马的人口财产普查、兵役和税收等方面加以审查后，尼科利特分析了下层民众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领域和实际影响，并指出这种打破上下层级的交际形式对于罗马政体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见Claude Nicolet，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trans.by P.S.Falla，London： 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1980.】实际上，“交际模式”的本质，是探讨在以元老院和统治者为核心的贵族政治和以公民大会为特征的平民政治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上下互通的途径，其中贵族与平民在交际活动中谁是主动方，谁更起到推动作用，是研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