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律”到“多元”：明代舆论生态的生成逻辑与历史图景

摘 要： 明代舆论空前高涨，并呈现出极具时代特色的复杂态势和历史意蕴。明初，重典治吏，士习卑下，舆论沉寂，生气索然；至中后期，政局常变，文化多元，舆论日兴；逮及明末，时局衰微，纲纪颓弛，舆论的多元诉求几乎一律转为救世讽时的哀惜和呐喊。明代舆论本质上是国家意志与道德说教的集中体现，也是官民意志与集体利益的别样表达，还是国家政治与公众话语的互动表征。明代官员、士民以批判者、警示者的身份，以独立、理性的精神气质，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建言献策，不仅平衡了权力格局，维系了政治秩序，引导了国家政策，催生了政治文明，而且反映了明代舆论的普遍利益诉求、价值取向和政治情怀，并以舆论话题的独特方式展现了明代历史的真实图景。

关键词： 明代；舆论生态；舆论话题；舆论政策；舆论功能

舆论的生成既是社会现实的话语需要，也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一方面，舆论的形成离不开人、环境及其二者的互动，其中人的思想交流和意见互动是舆论形成的主体要素；而客观的时空环境则是舆论生成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舆论一旦形成，必然借助某种公共场域和公共话语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尤其是那些能够代表集体意识和共同意见的舆论话语，时常对社会政治产生警示、矫正、批判、监督、预测作用。同样，明代舆论（包括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生成、发展始终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动而不断变化，呈现出极具时代特色的复杂态势和历史意蕴。明代官员、士民以批判者、警示者的另类身份，以独立、理性的精神气质，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建言献策，不仅平衡了权力格局，维系了政治秩序，引导了国家政策，催生了政治文明，而且反映了明代舆论普遍的利益诉求、价值取向和政治情怀。于此，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邸报、言官、歌谣、党议、讲学等舆论形态及其传播意义。具体参见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陈宝良：《明代民间舆论探析》，《江汉论坛》，1992年第2期；周玉波：《明代民歌研究》，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鸿泰：《明清的资讯传播、社会想象与公众社会》，《明代研究》总第12期，2009年；刘中兴：《晚明舆论传播与东林运动》，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展龙：《明代谣谚的舆论诉求与政府应对》，《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等。以此为基础，本文拟将明代舆论置于一代时势的宏大视阈下，借助政治空间、舆论话题、舆论政策、文化场域、思想根源等舆论要素，深刻阐析明代舆论生态的多元生成逻辑和复杂现实依据，总体呈现明代舆论形态的主流思想基调和集体话语倾向，以期凸显舆论在不同历史场景中的变化趋势、传播形式、政治效应等重要问题，并为新时代深化、升华“舆论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创新路径和理论参考。

一、政治空间：专制统治的嬗变与舆论的“自由度”

舆论学认为，“民意只有在自由、宽松的民主环境中才能真实地表达出来，如果对民意施加压力，用武力去镇压它，用特务监视人民的活动，民意就会隐蔽起来”。刘建明等：《舆论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因此，欲使民众充分表达意见，须营造可以接受不同意见的舆论环境。明代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体制及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构成舆论生成、传播的总体政治空间。明初紧张的政治生态，致使舆论传播形式较为单一，舆论环境较为沉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舆论一律”格局。至明中后期，舆论环境较为宽松，舆论表达趋于“自由”，但这一时期明廷并未充分重视迫于时势而日益高涨的官民舆论，更未能及时疏导民众的愤郁情绪，以致民心尽失，民怨沸腾，民变四起，最终在舆论的愤怨、批评和哀叹中走向覆亡。

洪武年间，明太祖勤于政事，善于纳言，并认为：“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7页。他深知民心向背关系王朝盛衰和天下治乱。为此，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特置登闻鼓于午门外，以“伸理冤抑，通达幽滞”。（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一七八《刑部二十·伸冤》，《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第164页。同时，他鼓励民众诣阙上诉，申诉冤情，陈诉意愿，“有可言之事，亦许直至御前奏闻”。（明）刘惟谦等撰，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一二《礼律二·仪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这些基于“民本”观念的舆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间词讼自下而上的基本原则，无疑有利于统治者及早洞察民情，及时满足民愿。但是，明太祖是“雄猜之主”，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65页。深知皇权来之不易，故采取一系列遏制“异端”言论、压抑“异己”舆论的极端举措，以致士习卑下，生气索然，“群臣惴惴，无敢颂言”，（明）邓元锡：《皇明书》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15册，第532页。 “士气消折尽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一《禁卫》，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38页。明成祖夺权后，在清理建文言论、隐讳建文史实时，不惜付诸暴力，肃清建文旧臣。经过太祖和成祖的强权威慑，至仁宗、宣宗时，纵然极力鼓励直谏，但士民鉴于前车，依旧谨言慎行，不敢直言，即使风宪之官，也“缄口不言时政”，《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五，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丁亥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3169页。官方舆论依然沉闷。明初君主专制统治及其催生的严肃舆论氛围，将朝野士人逼入政治的困境和生命的绝境，以致整个明初士风谨固，鲜言时政，即使是在野士人也惶惶难安，“今之为士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清）吴乘权等：《纲鉴易知录·明纪》卷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12页。处此境地，朝野士人唯有屈从权势，苟且偷生，既不能发挥主体意识，监督政务，制衡权力，也难能彰显独立人格，申述内心意愿，实现舆论价值。

明中后期以降，专制统治渐趋昏乱，社会控制日益弱化，舆论时常充当了社会的“温度计”和政治的“回声筒”。此时，群臣直言成为风尚，百官抗疏以为美谈，“居其职者，振风裁而耻缄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习无不指斥极言”。《明史》卷一八○《赞》，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03页。如孝宗践祚伊始，即更新庶政，大开言路，鼓励群臣直言献策。弘治九年（1496）闰三月，少詹事王华进讲《大学衍义》，“至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指陈甚切”，《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第5159页。时“内侍李广方贵幸，招权纳贿，（王）华讽上”。（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15页。孝宗听闻后，不仅未加罪王华，反而“命中官赐食劳焉”。《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第5159页。此外，明初一度“禁言”的学校生员也踊跃上书。孝宗欲在万岁山建立棕棚，以备登临远眺，监生虎臣听闻，“上疏切谏”。祭酒费訚深恐虎臣此举殃及自己，便“锒铛系（虎）臣堂树下”。结果孝宗非但未责怪虎臣，反而认为他所言有理，将棕棚拆毁，并任命虎臣为云南知县。（清）夏燮：《明通鉴》卷三五，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壬午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05页。此事很快传扬开来，引发了朝野人士的直言之风，甚至奏事失实也会免于处罚。弘治十一年（1498），通政使司右参议李浩“奏事差错”，遭到御史弹劾，孝宗不但未罚李浩，反而要求通政司奏事“错一二字者免劾”。《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四，弘治十一年闰十一月丙寅条，第2508页。

至明后期，皇帝惰政，近与外廷隔绝，以致朝政紊乱，世道乖漓，士论喧腾，“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明）沈一贯：《敬事草》卷三《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揭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第63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64页。世宗御极，虽力革弊政，“天下翕然称治”，却因“继统”之故与护礼派针锋相对，争论不休，以致“舆论沸腾”。《明史》卷一八《世宗本纪二》，第250页。经此论战，世宗对百官信任不足，猜忌有余，甚至议礼时为其辩护的官员，也或遭贬杀。不仅如此，议礼之后，世宗万机不理，沉溺仙道，“不斋则醮，月无虚日”。（清）夏燮：《明通鉴》卷五○，嘉靖二年四月癸未条，第1924页。于此，群臣激昂陈词，冒死直谏，工部员外郎刘魁更是“鬻棺以待”，上书谏止；《明史》卷二○九《刘魁传》，第5530页。海瑞控诉世宗不视朝政，事多废缓，以致“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第5928页。但世宗逸豫荒政，不顾谏言，致使舆情传布郁塞不畅，舆论生态日趋恶化。穆宗继位不久，即怠于临政，诏停日讲，引起百官冒谏，不遗余力。给事中魏时亮直言“新政不宜遽怠”，而须“慎起居，罢游宴”。《明史》卷二二一《魏时亮传》，第5819页。给事中王治也请求“勤朝讲，亲辅弼”。《明史》卷二一五《王治传》，第5674页。至万历时，言路曾有“两变”：一是张居正执政时，压抑言论，排斥异己，“异己者辄斥去之，科道皆望风而靡”，（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五《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05页。并借机禁建书院，严控讲学，反对“别标门户，聚党空谭”。（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九《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6页。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大开，党争日炽。“倒张”狂潮激发了久被压抑的舆论活力，虽然明廷一度禁止“出位言事”，（清）夏燮：《明通鉴》卷六八，万历十四年三月癸卯条，第2734页。但言谏之风日盛，“士大夫笔争舌战者数十年”，（明）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卷六《答李梦白》，《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373册，第565页。最终演化为错综复杂的朋党纷争，“此言路之又一变也”。（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五《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第805页。二是官员对内阁的失信，也加剧了官员“同官互讦”，（清）谈迁：《国榷》卷七五，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申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18页。“台谏群攻”（清）谈迁：《国榷》卷七五，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申条，第4618页。之风。为此，神宗曾诏令官员“共持公论，毋再渎扰”，（清）谈迁：《国榷》卷七二，万历十二年四月辛亥条，第4473页。“不许借言奸党攻讦争辨”。（清）谈迁：《国榷》卷七三，万历十三年四月戊辰条，第4504页。自此，内阁首辅明哲保身，一应事体，务承帝旨，如王锡爵、赵志皋、张位、沈一贯、方从哲等，莫不“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明史》卷二一八《赞》，第5768页。言路至此又变，政局也由此大变。其间，神宗怠政，舆论哗然，如冯经伦批评神宗拒绝纳谏，不喜言官，“陛下何为一旦自涂其耳目邪”；《明史》卷二三四《马经纶传》，第6104页。张养蒙讽喻时政，“迩来殿廷希御，上下不交”；《明史》卷二三五《张养蒙传》，第6122页。王元瀚斥责君德缺失，怠于政事，“郊庙不亲，则天地祖宗不相属；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明史》卷二三六《王元瀚传》，第6150-6151页。叶向高感叹神宗深居日久，“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万历四十一年七月丁卯条，第9657页。朝臣上书言事，声色俱厉，甚而挂印离去，但纵然如此，很多奏疏仍被留中不理，“君臣相通，惟有章疏之一线”。（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九三《建言上》，哈佛燕京学社1940年版，第6698页。此线不通，舆论的预警、监督、矫正作用便丧失殆尽，这对国家治理极其危险，“万几不理，宠信内侍，浊乱朝纲，致民困盗起，财尽兵疲。祸机潜蓄，恐大命难保”。《明史》卷一八八《张士隆传》，第4992页。

逮及明末，皇权日衰，党争日烈，舆论高涨，朝野志士怀抱经世之志，力抵怠政之风，力挽朽败之势。此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横行朝野，谚谣“委鬼当头坐，茄花遍地生”，《明史》卷三○《五行志三》，第486页。以拆字方式指斥魏党之恶。首辅温体仁嫉妒骄横，陷害忠良，时谣“崇祯皇帝遭温了”，（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童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页。讽刺朝廷用人之失。名将曹文诏出兵后金，又在山西、陕西等地讨伐民乱，时谣“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明史》卷二六八《曹文诏传》，第6895页。盛赞曹氏军威。此外，晚明民众还通过小报、小说等通俗读物，关心时政，知晓时事，并借此发表政论。张显清：《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页。如《征播奏捷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剿闯通俗演义》等讲述辽东战事、阉党始末、农民起义、清兵南下的时事小说异彩纷呈，不仅反映了时人关注现实的舆论心怀，而且以别样的视角真实记录了晚明巨变。在江南地区，广大民众还借揭帖、传札、流言等制造舆论，传播舆情，晚明江南等地发生的民变，即与民众的舆论动员有极大关系。王鸿泰：《明清的资讯传播、社会想象与公众社会》，《明代研究》总第12期，2009年，第87页。当时，民众通过反阉党、抗税监等政治行为来表达心绪，抒发情怀，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舆论诉求的最终践履。然衰亡之际，舆论呼声虽然高涨，但却难以唤醒国君，警示世人，最终随着明之覆亡而陷入苍白的怨愤和悲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