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辽东防御体系的演变及特征

作者简介：姜维公，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北史；张奚铭，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辽东地区是明朝经营东北的核心地带，承担着重要的边防任务。洪武初年，明军北渡进入辽东，旋即进占重镇辽阳城，明朝在辽东的边防建设由此展开。辽东的城镇建设以洪武朝为始，正统朝基本完成。边墙修筑稍晚于城镇，自正统朝开始，成化朝基本完工。明中期以后，城镇与边墙在功用上实现了结合，共同构成了辽东防御体系。在整个体系中，辽阳、广宁二城分别成为统筹辽河东、西防御的核心城镇，也是抵御蒙古、女真各部内犯的重要堡垒。随着边防需求的变化，辽东防御体系先后形成两个核心，在战略上逐渐呈现出重河西而轻河东的倾向，在战术上防御要点由边墙转向城镇。

关键词： 辽东；防御体系；双核心；指挥权限

明朝完成对辽东的军事争夺后，城镇和边墙成为辽东军事防御的重要依托。目前学术界对明朝在辽东地区军事防御和辽东城镇已有所研究，①

但仍然存在视角单一、关联不足等问题，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在嬗变的视角下对辽东防御体系不同阶段的特征加以研究，抛砖引玉，以求证于方家。

一、明初辽东防御体系的雏形

辽东地区作为明代的“九边之首”，对明朝北方安全具有决定性意义。②洪武四年（1371），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明，明廷随即在刘益势力范围内的得利赢城设置辽东卫。但此时明朝对辽东的控制范围仅限于沿海半岛部分地区。直到洪武五年（1372）明军夺取辽阳城后，③明朝在辽东的防御体系构建才逐渐开始，最初防御体系由城镇建设和卫所设置共同构成，边墙建设略晚于二者。

辽东城镇建设和卫所设置互为表里。明初辽东的卫所设置是战争具体进程的直接产物，明军的攻守进退是设置卫所的前提条件，两者息息相关。④军事态势直接影响城镇建设的脚步，有了城镇，卫所才有建置之依托。洪武四年，明朝“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治城池，以镇边疆”。⑤可见卫所设置与城镇建设几乎同步。关于辽东卫所设置的具体时间，学界虽有不同见解，但在洪武、永乐两朝已基本完成了对辽东卫所的设置是可以确定的，本文不再详述。洪武八年（1375），明朝在定辽都卫基础上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治所设在辽阳城，辽阳成为辽东军事、政治中心，独立担负军事、行政职责。辽东都司开始成为明朝在东北边疆实施管辖和军事防御的基础与前沿。洪武二十年（1387），纳哈出降明，辽东北部战事基本结束。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朝初步解除了女真对开原地区的威胁，辽东都司辖境范围基本确定，城镇建设开始加快。

城镇在古代军事防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可以为士兵提供军事保障外，城镇本身也是可攻可守的基地和堡垒。明朝建立之前辽东地区原有的一些城镇，经历元末战争后有些已经荒废。这些旧城、遗址被明朝一并继承。辽东地处边疆，环境恶劣，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建造新城难度极大。因此，在辽东卫城及其以上级别的城镇中，除右屯城为永乐朝徐琦、李通二人新修之外，（明）任洛：《辽东志》卷二《建置志》，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其余诸城皆为洪武朝在原有旧址、土城基础上翻修而成。在《辽东志》《全辽志》等史书中所采用的“仍旧”“因旧”等字样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时，基层堡城的建设也在洪武朝展开。堡城的规模相较于卫城、所城而言明显缩小，屯兵四百余人，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第139页。具体到明初而言，准确记述的史料也比较匮乏。根据《四镇三关志》的记载，洪武朝辽阳周边修有堡城6座，开原周边修有堡城9座，沈阳周边修有堡城5座，义州周边修有堡城7座。（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校注》卷二，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93-97页。

边墙是明代辽东长城的别称，明代长城依照就地取材的原则，加之明后期的修缮、加固，辽东边墙基本为砖石材料构成。依照明制，辽东边墙由“垣”“堑”“台”“空”四部分构成，除自身墙体外，其内外还配有女墙、障墙、敌台、关口等设施。与城镇不同，明代辽东边墙多为新修。

学界一种观点认为：明代边墙修筑的初衷是加强实土卫所与羁縻卫所之间的军事防御。若以此为标准，辽东边墙的有效修筑时间应为正统二年（1437），“臣见辽东边墙，正统二年始立”。参见《明孝宗实录》卷七二，弘治六年二月辛亥条，第1351页。正统朝基本完成了辽东西部、北部的边墙修筑。

综上，洪武年间，明朝在辽东旧址基础上修筑包括辽阳在内共13座卫城，新修堡城至少27座。这些城镇自山海关向东，经广宁、海州、辽阳三城后，分别转向东北的开原、铁岭和东南的鸭绿江北岸，加上辽南沿海的金、复、盖三城，形成了对辽东全域的合围。虽然辽东都司在永乐朝已于辽河一带始筑边墙，但直到正统朝才初具规模。可见，明初辽东防御体系并不完整，最初仅由城镇体系构成，城镇体系初具雏形后边墙建设才真正开始。

二、辽东防御体系的形成与河西地位的提升

在洪武朝的基础上，宣德至成化朝是辽东城镇体系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辽东城镇的发展呈现两个特点。其一，千户所城和边墙建设加快，防御体系内部联结日益紧密；其二，河西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边防的重心向西部偏移。到了成化朝，随着辽河以东边墙修筑的完成，由城镇和边墙共同构成的辽东边防体系最终形成。其后各朝虽有增减，但未见根本性变化。

（一）四级城镇体系建立

明代的千户所是卫下辖的军事机构，《明史》中称其为“守御千户所”。卫下辖千户所，千户所下辖百户所，这是辽东都司—卫所体系的基本原则。明朝于辽东设置千户所127个，但独立设置屯兵城的千户所只有10个，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第68-69页。称之为千户所城。绝大多数千户所的治所在卫城之中，如辽阳城一城即下辖千户所达二十余个。千户所城虽然数量不多，但往往设置在军事防御的要害之处，屯兵千余人，城镇级别位于卫城和堡城之间，数倍于堡城的屯兵数量可以在军情紧急时提供更有力的支援，同时保持了较强的灵活性。在10座千户所城中，除抚顺城建于洪武朝外，永乐朝建城1座，宣德朝建城6座，正统朝建城2座。千户所城的建成意味着辽东自上至下四级城镇体系的正式形成，部分学者将辽东城镇划分为五个等级，即在卫城与镇城之间划分出“路城”的概念，标准为规模“上大于卫城，可容兵二卫，约一万一千二百人”，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路城的另一个标准是“参将驻守”。参见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第55页；魏琰琰：《分统举要，纲维秩序——明辽东镇军事聚落分布及防御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2014年，第103页。对此笔者均不赞同，首先《明史》和《明实录》中并无“路城”的明确说明，若以驻军规模为标准，五城并非全部符合。若以是否有参将驻守为标准，按照《辽东志·官师志》所载，仅有“北路参将”和“西路参将”，按照《全辽志·边防志》记载，除总兵、副总兵外，辽东“参将”数量共有7人，亦不符合。《辽东志·兵食志》中确有“五路”的划分，但为“沿边城堡墩台”的范围划分，而非对城镇的单独称谓。在这一体系中，镇城、卫城、所城、堡城由上至下，各司其职。与千户所城同时加速建设的还有基层堡城。堡城是为边墙后方的屯兵基地，其驻扎兵力的多少决定了它在军事支援上的辐射范围。堡城的建设反映出辽东边防模式的调整，对此下文将统一论述。

进入明中期以后，辽东城镇体系在业已形成的四级模式下继续发展，受限于史料记载的不足，目前尚且无法对正统朝以后各时期的城镇状况有一个精确的数字统计。关于明代辽东比较权威的两本志书——《辽东志》与《全辽志》均成书于嘉靖朝。《辽东志》最后一次编修的时间是嘉靖十六年（1537），《全辽志》作为《辽东志》的续修，时间为嘉靖四十四年（1565）。两书编修时间相差近三十年，几乎贯穿了嘉靖朝中后期。在史料来源方面，《辽东志》的数据主要取自弘治朝，《全辽志》在此基础上新增了弘治朝至嘉靖朝的史料，两书基本反映了明中期辽东的实况。因此，两书记载的差异可以反映这一时期辽东城镇的变化。笔者根据两书内容，将书中辽东城镇的信息总结如下表：

综合上表内容可见，二十余年间辽东镇的卫城、千户所城并无增减，城内屯军数量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在《明实录》中，也未见正统朝以后辽东卫城、所城数量变化的记载。这足以说明正统朝以后辽东规模较大的城镇在分布和数量上已经固定。与此同时，辽东镇堡城数量的变化非常明显，如上文所说，这是辽东防御战略变化的表现，但并未触及整个城镇体系的根本。

（二）边墙建设加速

正如上文所说，辽东边墙虽始建于永乐朝，但仅“择一屯多有水草处，深作壕堑，开井积冰”而已。正统初期，简易边墙才开始向立体化防御体系转变。正统七年（1442），北部边墙初具规模，“起山海关抵开原，缮墙垣，深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使烽燧相接”。《明史》卷一七七《王翱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700页。直到成化朝之前，辽东边墙修筑的重点都围绕着山海关—广宁—辽阳—开原一线，即面向北部和西北部蒙古的防御。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当时女真对辽东东部和东南部的威胁并不大，且在明朝的控制能力之内。

成化初期，辽东东部和东南部的防御设施建设主要表现为兴建边堡和疏通河道。（明）李辅：《全辽志》卷四《人物志》，第347-348页。随着一些女真部族势力的壮大，对辽东东部的威胁日益增加。成化三年（1467）九月，明朝联合李氏朝鲜，对女真李满住部发动进攻，擒杀李满住，建州女真元气大伤。以此为契机，东部边墙开始建设。成化十五年（1479），户部开始筹备修筑鸭绿江至开原边墙所需的粮食。《明宪宗实录》卷一九一，成化十五年六月甲辰条，第3401页。成化十七年（1481），河东边墙修筑基本完成，全长一千余里。建设完成后的边墙以开原卫镇北关为连接点，可划分为东西两段，西段西起山海关，东至镇北关。东段始修于成化五年（1469），自镇北关转向东南，至鸭绿江止。东段长城自成化五年开始修建，东南方至鸭绿江北岸险山山下一带。移建宽甸六堡后，该段长城随之新筑，此次修筑于万历四年（1576）动工，最东端达到了今宽甸县永甸乡长甸村东山，自此东南方至长佃河村与鸭绿江相接。参见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第10页。 此后明代还有两次对辽东边墙大规模的修筑，分别是万历朝移建宽甸六堡后对东南段边墙的东扩，以及万历三十七年（1609）时任辽东巡抚的熊廷弼在原有辽东边墙基础上进行了修整。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第9-10页。

（三）河西地位上升

辽东城镇快速发展的同时，以广宁城为核心的辽西走廊的战略位置也愈发重要。永乐初期，明成祖朱棣撤销了大宁都司，自此辽东失去北部屏障。正统朝，蒙古兀良哈三卫南下，直接威胁辽西走廊。为了抵御三卫的军事威胁，护卫京师侧翼，明朝着重加强了河西明代将山海关作为辽东最西端、鸭绿江至镇北关作为辽东最东端。辽河在地理上几乎将辽东平分，因此笔者以辽河为界，称山海关至辽河为河西，辽河至鸭绿江为河东。一线军事防御。为了加强河西的军事统筹能力，永乐十二年（1414），明朝设置辽东总兵一职，总镇府设于河西重镇广宁城。（明）李辅：《全辽志》卷一《图考志》，第30页。宣德十年（1435），明朝设置辽东巡抚，其治所“旧驻辽阳，后地日蹙，移驻广宁”。《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第1777页。总兵、巡抚先后驻于广宁，加之辽西一带城镇建设的加快，大大提升了河西在辽东镇的军事、政治地位。

随着河西地位的上升，其边防城镇也优先获得发展。对比史料记载可知，嘉靖朝河西共筑有卫城6座，而河东卫城的数量是4座（含辽阳城）。在千户所城的数量上，河西为7座，河东为4座。除了城镇数量差别外，对城镇修筑工作的投入差别也很大。除洪武朝外，广宁城在永乐、弘治、正德、嘉靖几朝均有扩建式修筑。而辽阳城自洪武朝“附筑土城”后，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才在史料中得见“大修辽阳城”的记载。这次大修在派驻辽东的熊廷弼的主持下进行，是时，已经距离建州女真起兵反明三年有余。基层堡城的修筑同样如此，正统朝，河西的前屯、锦州、义州、广宁等城周围新修堡城数十座，同一时期河东仅在辽阳西北一带增修了部分堡城。由于政治、军事上的倾斜，两地在城防、屯兵等方面的差距很大，对此，隆庆元年（1567）辽东巡按御史李叔和的表述一针见血：“总兵官为本镇保障，当审缓急策应。今乃坐镇河西，而以河东付之副将。虽云画地分守，然所部士马亦不足与广宁、宁前、锦义、镇武诸路相等。”《明穆宗实录》卷四，隆庆元年二月丁亥朔条，第102页。

基于以上记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正统朝辽东城镇体系形成后，镇城、卫城作为该体系的骨干长期稳定不变，千户所城的出现使城镇体系结构上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不断增加的堡城使得城镇体系中基层防御的划分愈加细致，各卫所防区基本固定，城、堡多建于防御要冲之地。最终，城镇体系与军事指挥系统相结合，形成了“方今沿边之守有营、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备御以分其任；有将领以总其权，有游击以备调发，有总领以司机权，防守之道备矣”（明）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一《镇戍通考·右边墙》，嘉靖刻本。转引自魏琰琰：《分统举要，纲维秩序——明辽东镇军事聚落分布及防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2014年，第103页。的防御格局。成化朝辽河以东边墙完工后，千余里边墙与沿边城镇得以结合，辽东防御体系宣告形成。与此同时，受蒙古南下威胁的影响，河西战略地位日益上升，影响着整个防御体系的内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