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

作者简介：刘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左玉河研究员。

摘 要： 顾颉刚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历史组主任后，一方面为充实历史组的学科建设而广泛聘请人才，申请中英庚款资助并开展学术调查，创办刊物发表学术成果，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另一方面推进北平志的编纂，从各专史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入手为中国通史撰述作准备，为史学研究会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突破了其地方史学研究的局限，提升了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 顾颉刚；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

继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后，北平研究院于1929年9月成立，二者同为民国时期两大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由国民政府政要人物吴敬恒牵头组建，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他们为编纂地方志、编写中国通史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出版了学术期刊、学术资料集及学术专著，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在当时有着并不逊于中央研究院的学术影响。顾颉刚在1935—1939年主持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历史组研究工作期间，是研究会（所）学术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顾颉刚主持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也成为其学术生涯中不可忽略的一段经历，但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此却缺乏专门研究。本文利用顾颉刚的日记、书信、论著及北平研究院出版的刊物和著作等资料，考察顾颉刚受聘于史学研究会的缘由、学术观点及对史学研究会（所）作出的学术贡献等问题，以期展现顾颉刚在北平研究院的学术建树，并借此阐发民国时期学者选择学术机构时的考量和对学术机构所产生的影响。

一、顾颉刚受聘于史学研究会的缘由

1929年5月，因提出“层累”说和出版《古史辨》而成名的顾颉刚从广州返回北平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兼职。是年11月，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成立，顾颉刚积极介入北平研究院的学术工作。次年4月27日至5月31日，北平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合组燕下都考古团，共获得装有201个布袋和26个木箱的发掘物。① 6月，顾颉刚与常惠、魏建功等抵易县，参观燕故城，认为“燕故城中台极多，共有三十余个。燕故城在中易水之阳，北易水之阴，草木茂盛，有似江南，宜乎王亥以为游牧之地也”。② 11月7日，北平研究院通过徐旭生转告顾颉刚，聘其为史学研究会会员，兼任北平志的编辑委员。③ 其时，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编修北平志。顾颉刚对方志的重视和在方志领域的见解应是其受聘史学研究会会员的重要因素，他随即与陈垣、马衡、朱希祖、徐旭生、李宗侗、翁文灏等其他6人成为北平志编定委员会成员，《本院各部所会概况及要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1卷第4期，1930年，第33页。 并于11月13日、22日先后召开会议，草拟并讨论北平志编纂通例，顾颉刚对将园林改为娱乐场所、选举及地方官应列表、在“略”以下改为编、故宫与郊苑可合并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本院各部所会概况及要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1卷第4期，1930年，第24-28页。

顾颉刚重回北平并受聘于燕京大学后，其生活已与此前在北平读书工作时的拮据状况大不一样，他对燕京大学的学术环境和待遇也十分满意，“当时因为北大欠薪太多，生活太苦，我回北京后，就去了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燕大待遇很优，每月给我二百四十元工资，房子、电灯、电话等等，都不要钱，生活很好，我于是可以每日写作”。李固阳：《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9页。 但燕京大学存在的办事效率不高等问题也令他心有怨言：“即诸西籍教员亦同样无权，每印一书，必向美国请示，得其答覆须越半年，幸而批准实行，又须俟下届预算之订入。又以窘于经费，致最有希望之青年，研究院毕业后无法留校任助教等职，以继续其学问工作。”因所有事务均需美国方面同意，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出书印刷，又不能解决青年毕业生留校问题，这对于热心于学术事业、热衷于提携青年学者的顾颉刚来说，还是颇感不适，故而“不得不别觅出路”。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页。 此外，他编纂《禹贡》杂志、绘制《地图底本》也需要寻找经费支持。燕京大学规定教授任职满六年即可带薪休假一年，顾颉刚于1929年出任燕京大学教授，至1935年刚好满六年。这一年休假期的空闲，加之上述他对燕京大学管理问题的不满和研究经费的短缺等原因，使他转投北平研究院成为可能。

1935年春，顾颉刚回苏州处理继母的丧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通过书信与他联系，交涉聘用事宜。出于“惟为提拔人才，奖掖后进，倡导文化计，则燕京殊无发展之可能”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26页。等方面的考虑，顾颉刚对北平研究院的经费情形、可支配数目、每年出版书籍计划、能否增聘人员等情况进行了详细问询：“一、尊函谓如需助理员，可以增聘。未知助理员之薪金即在一千元之内否？助理员之名额，多少有规定否？薪金数目若干？二、尊函谓出版部另有预算，历史组书籍可由出版部办理。未知预算共有若干？历史组付印书报，最大限度可占全部出版费几分之几？三、尊函谓出版物售得之款，可否由出版部存储，仍作历史组之印刷费？四、史学研究会何时可改为史学研究所？”从此四点具体问题可见，顾颉刚更在意人员聘请的薪金、出版经费的预算以及史学研究会的建制等情况，而这些问题又直接关系他的学术计划能否顺利实行。另外，他对出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也表示期待：“又在先生及旭生先生指导之下，任研究工作，精神必更愉快，如尊院中出版方面可较自由，出版数目能以销售畅刊而逐年增加，又除助理员之薪金外月可有千元经费，作购置图书、调查史料及雇用书记等用途，则雅命自所乐从也。”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27-28页。 李书华在抗战时期被朱家骅极力邀请去中央研究院任总干事，曾解决傅斯年和陶孟和的冲突、社会研究所的名称及预算分配等问题，证明他有较强的组织与协调能力。李书华：《碣庐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40-141页。 徐旭生则被傅斯年称为“天下之君子”。王汎森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91页。 出于对李书华组织能力和徐旭生学术人品的信任，顾颉刚估计史学研究会应具有宽松的学术氛围，这使他倾向于接受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聘请。

在明确了1000元的经费是聘用人员的费用，此外并无购置图书、调查史料及雇用书记的费用以后，顾颉刚向彼时兼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的李书华建议，从庚款申请每月3000元的资助，并列出了他的学术规划：校订古籍，赓续北平志编写以使其为“各地修志者立一模范”，将北平研究院艺术陈列所归属于史学研究所以便历史、考古两组搜求所得能整理陈列，研究民族史、调查民族状况以供政府“施政之采择”，在对古文化进行深入彻底研究的基础上再作通俗性的编写以唤起国人的爱国心，出版刊物，翻译外籍等。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29-31页。 顾颉刚的计划可归纳为整理旧材料和开辟新方向两大类，在专门研究基础上再加以通俗性编写的通史撰述，已超过北平学术史研究的范围，实为史学研究会开辟的一个新方向。北平研究院虽在经费方面并未完全令顾颉刚满意，但出于对学术事业的抱负、对民族振兴的责任感，也出于可通过李书华获取庚款的期待，顾颉刚最终接受北平研究院的邀请，于1935年5月出任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

在北平研究院方面，如果想要谋求更大的发展，并且能够与中央研究院一较高下，拥有像顾颉刚这样具有学术成就、学术地位及学术影响力的学者，自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另外也有一些其他原因，如顾颉刚先期已介入了北平研究院的一些工作，双方已经相互有所了解，合作也十分愉快，而且他与史学研究会的徐旭生等人私交甚笃；再如，北平研究院主要由以李石曾为首的“法日派”组成，顾颉刚虽与胡适等人关系密切，但与“英美派”仍有隔阂，处于派系中立的地位也是其受到史学研究会青睐的一个因素。

二、充实完善历史组的学科建设

作为历史组的学术带头人，顾颉刚除自身的学术研究外，还需组织规划历史组的学术工作、承担相应的行政任务。1935年7月，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进行改组，将调查编纂组改为历史组，考古组则维持不变，仍由徐旭生担任主任。为了工作方便，顾颉刚从郊外搬入北平城内的棗林大院一号居住，将主要精力投入史学研究会的工作中。

（一）聘请人才充实学术研究队伍

顾颉刚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基础在于人才，而培养人才的条件是学术的普及，为此他曾与持不同见解的傅斯年发生隔阂。顾颉刚说：“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而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0页。 顾颉刚担任历史组主任后，就可以实施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未曾实践的学术理念，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材料而加以整理”，从事学术的普及工作，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由少数人深入探究。其中“培育一批班子”做学术的普及工作，实质是培养学术人才，这也能实现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燕京大学那些有志于学术事业的学生谋求去处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

1934年史学研究会调查编纂组和考古组的专门工作人员只有干事、编辑、助理员、书记等共7人，会员共16人，加上常务会员吴敬恒、调查编纂组兼代主任李书华、考古组主任徐旭生，共计26人。北平研究院总务部文书课：《国立北平研究院职员录》，国立北平研究院1934年版，第36、37页。 顾颉刚上任之初即拟聘吴丰培、吴世昌、连士升、孙海波、徐文珊等人，另外他还拟增补洪业、许地山、张星烺、陶希圣、闻宥、孟森、吴燕绍、钱穆、吕思勉、聂崇岐为史学研究会会员。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3卷，第348-349页。 1935年，在顾颉刚的努力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人才济济，无论是固定工作的人员还是会员人数都在此前的基础上大为增加。除常务会员吴敬恒、历史组主任顾颉刚、考古组主任徐旭生外，有编辑吴世昌、吴丰培、张江裁等3人，助理员石兆原、何士骥、邵君朴、常惠、许道龄、刘师仪、苏秉琦等7人，会员白眉初、朱希祖、朱启钤、沈尹默、沈兼士、金兆棪、孟森、俞同奎、洪业、马衡、徐鸿宝、陈垣、张继、许地山、陶希圣、张星烺、齐宗康、闻宥、郑颖孙、乐均等20人，顾问姚彤章1人，名誉编辑王日蔚、王育伊、王辑五、白寿彝、徐文珊、马培棠、连士升、孙海波、陈懋恒、张维华、冯家昇、杨效曾、邓嗣禹、刘厚滋、鲍汴、邝平樟、顾廷龙等17人，共计51人。《国立北平研究院第六年工作报告》，《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第5期，1935年，第7-9页。 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是历史组成员。

在顾颉刚聘请的人员中，主要是冯家昇、吴世昌、徐文珊、白寿彝、张维华、顾廷龙、连士升等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以及吴丰培等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在顾颉刚的提携下，这些青年学者以北平研究院为起点，为以后的学术道路打下了基础，后来均成为某一领域的著名专家。如吴丰培（1909—1996）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师从朱希祖、孟森专攻明清史，毕业后加入北平研究院，在顾颉刚的指导下毅然放弃明史，改为边疆史地研究，成为史学研究会藏史研究的骨干，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并在《史学集刊》发表论文，为藏史资料整理和研究打下了基础。在此后的60年中他一直耕耘在藏学研究领域，成为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吴丰培在藏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与顾颉刚的帮助密不可分。又如1935年被顾颉刚聘请为史学研究会名誉编辑的冯家昇（1904—1970），深受顾颉刚赏识，“燕大史学系学生，以齐思和，翁独健，冯家昇，谭其骧四君为出类拔萃之人物。惟谭君为嘉兴人，不能用苦功，他三人将来必有成就”。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718页。 在顾颉刚的提携下，冯家昇在民族史、火药史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成为辽史研究领域的大家。顾颉刚利用他的影响力，聘请了一批在学界有一定声望、在某个领域有研究专长的学者为会员，如洪业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张星烺是从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专家，陶希圣在社会经济史、政治思想史、法律思想史等方面成就突出，孟森是知名的明清史研究开拓者之一。虽为兼职，但他们成为史学研究会的会员，既能提高史学研究会的影响，也能在具体问题上为史学研究会提供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