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正•敢为•负重：改革家张璁的政治素养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3.0059

主持人语（南炳文）：本期本栏目推出了对明史研究不断做出新贡献，并在国内外明史学界享有盛誉、影响甚大的田澍教授和赵克生教授的新作各一篇。前者名为《廉正·敢为·负

重：改革家张璁的政治素养》。该文高度称赞了张璁在据实议礼中敢为人先的革新精神，指出其持身清廉的作风和忍辱负重的品格，在他坚持革新不动摇的政治生涯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该文对张璁的评论与以前史界或有不同，值得学界引起关注。后者名为《从“一体约问”到“有司并问”——明代军民相干词讼的审判机制及其演变》。该文对明代军民相干词讼的审判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由于明初其制由军民各自主管部门相约、共同审断，时称“约会”，也称“约问”。它易发生偏待一方等不平之事，成化、弘治之际开始对之进行改革，调整其礼仪，并升县为州，推行就近约问，最终约问转向并问、委托并问。军民相干词讼审理权逐渐掌握在地方衙门手中。本文之写出，是对明代司法制度研究的难得贡献。（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资深教授）

收稿日期：2023－04－20

基金项目：中宣部2018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从张璁到张居正：明代改革的演变轨迹与经验教训”（ 2018－4－8）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明清史、西部边疆史。

①  （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三《论馆选巡抚兵备守令》，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摘  要： 张璁之所以成为明代改革第一臣，就在于其能够廉洁自律、勇于担当、敢于变革、忍辱负重，其过硬而全面的政治素养能够经受住现实和历史的检验，在明代重臣中无人能比。张璁中第之后，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礼议”。初入政坛的张璁不怕杨廷和的强权打压，以充分的自信和坚强的意志公开向其“大礼”主张发起了挑战，且愈战愈勇，势不可挡，最后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成为处于困境中的世宗最可靠的新生力量。在击败杨廷和集团之后，张璁协助世宗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效果显著。其良好的政治素养保全了身家性命，使嘉靖革新得以延续，书写了中国古代改革家的新形象。

关键词： 明世宗；张璁；杨廷和；张居正；嘉靖革新；政治素养

“贤能”是中国古代对官员政治素养的基本要求，并以“选贤任能”制度模式予以保障。从先秦时期的乡举里选到汉代的察举制，再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直至隋唐以后不断完善的科举制度，“选贤任能”的机制日趋完善。明清时期，由于科举制度日益完备，“贤能”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政权的稳定性愈加明显。有政治抱负的士人只有以“贤能”要求自己，才能成为“忠良之臣”。张璁以知县任职为例，认为胜任此职需要“有爱民之诚，有守己之操，有处事之才”。①

三条之中，贤德的要求就占了两条，足以说明官员品行的重要性。而要从事改革，对改革者的政治素养要求更高。一方面，改革者要做到绝对的廉洁，能够经受住时代和历史的检验；另一方面，改革者要敢于担当，敢为天下先，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稳妥地推进政治变革。在有明一代的改革活动中，只有张璁的政治素养才具备改革家的全部要求。在关于张璁的研究中，学界对其参与“大礼议”的言行关注较多，对其政治素养与革新精神关注不够。笔者对此问题已有涉略，参见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田澍：《张璁的改革精神》，《光明日报》，2016年5月4日，第14版；田澍：《名臣廉贪的不同归宿：明代嘉隆万改革中的三面镜子》，《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但还不够深入。有鉴于此，特立此题，从廉洁自律、敢为人先、忍辱负重等方面对张璁的政治素养做一专门研究，以期对张璁的政治素养与革新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理解从事革新活动对个人政治素质的极高要求。

一、“持身特廉”是张璁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要真正领导改革并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者必须要自身清正，否则就无权领导改革或将改革带入歧途。对张璁来说，相比于反对杨廷和的“大礼”主张，随之而来的政治变革更为艰难，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承受的压力更加巨大，对其自身的要求更加严格。毋庸置疑，“大礼议”使经过八次会试而在临近知命之年中第且无行政经历的张璁经受住了强大的考验和艰苦的磨炼，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为张璁从事比议礼更为艰难的政治变革积累了丰富经验，磨砺了坚强意志，使张璁从“大礼议”中击败杨廷和的自信迅速转变为政治改革的自信。而政治改革中最为艰难的就是治理百余年来积淀的腐败之风。他认为“近来中外交结，贪墨成风，夫贪以藏奸，奸以兆祸，臣窃惧焉”，并举例说道：“窃见每年进表，三年朝觐，官员往往以馈送京官礼物为名，科派小民，棰挞诛求，怨声载道。九重深远，何由上闻。是以上干天和，叠见灾异，皆赃夫之昌所致也。”（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三《禁革贪风》，第91页。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之风，张璁清楚地认为只有保持自身的廉洁，才能有效地革除积弊，减轻民众的负担。

张璁是明朝从入仕到入阁再位居首辅所用时间最短的阁臣。在“一言拜相”之后，张璁并未忘乎所以，而是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严于律己，以“治国”“平天下”为追求目标，以“修身”“齐家”规范自己，主张节俭爱民，反对“骄矜放肆”。（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六《无逸殿豳风亭议》，第179页。他认为中第为官不是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杨廷和的“大礼”主张，也不是为了获取个人的政治利益。他始终认为“臣子委质于君，则身固君之所有而不敢自私者也”，（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二《再请给假》，第52页。即清正无私是“公义”和“忠臣”的首要条件。他对世宗说道：“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今之事君者，其不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者鲜矣！”（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三《应制陈言》，第68-69页。又说：“臣平生之志不在温饱，今以身许国，安复有家。”（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三《严禁约》，第92页。在自己廉洁自律的同时，张璁还要求家人不得恃势凌人，巧取豪夺，一再强调“窃惟天下之治，正家为先”（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六《请广储嗣》，第174页。的重要性。他以北宋宰相范质的清正廉洁为表率，将其告诫子侄的诗文“刊示”其子，令其遵行，并寄语其子“高节清风是我师”。（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诗稿》卷二《桐江夜泊寄示儿逊志》，第288页。因为张璁清楚，只有真正做到廉正，才能“杜绝敝风”，也才能“保全名节”。（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三《严禁约》，第92页。张璁向世宗保证：“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非人类也”，（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五《请宽免杨一清》，第134页。并表示自己“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臣之心也”。（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八《谢敕官召复任》，第213页。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言：张璁“后为阁老，曾云：‘做举人时有病，要寻两个红枣合药，自普门寻至应家桥，俱无有。今乃人人侈用，一变至此，诚不可不反正还淳。’是恁样忧虑。故其建立，殊自伟然，不龊龊于末世局面”。（明）李诩撰，魏连科点校：《戒庵老人漫笔》卷四《张罗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1-132页。葛守礼在《太师张文忠公神道碑》中写道：“方世宗宠异公时，卿二有欲厚自结者，内金坛中，题曰‘黄精白蜡敬寿’，公立暴其私，朝士悚栗，皆古大臣风也。清风高节，宛然在目。”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四《太师张文忠公神道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杨鹤亦言：“公五十不治生产，近清；禁绝私交，近正。”（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 《张璁集·诸家旧序·杨鹤序》，第9页。刘康祉也认为：“自非公之率心任理，独往不疑，而其无私之气，正大之词，倾九重之心而使之信，而能无言不酬，有为必效也。故公之品为必不磨之品。公之文为必传之业。”（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诸家旧序·刘康祉序》，第16页。徐栻论道：张璁“清操峻节，屹然砥柱，莹然冰雪，世纷外慕，举不足以动其中，殆超立于埃壒表矣”。（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诸家旧序·徐栻序》，第3页。这些不同视角的评述是客观的，集中说明了张璁出淤泥而不染的优秀品质。这是张璁敢于向一切腐败现象开刀的强大底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张璁就会身废名裂，很快败下阵来。

作为重臣特别是改革家，自身廉洁是首先必备的条件。由于是新进之臣，张璁既无腐败的前科，又与前朝弊政没有瓜葛，故不像久居官场的旧臣那样再三掩饰自己的败政行为，表现出了一位改革家所应有的廉正素养和革新勇气。也正由于此，张璁才能轻装上阵，协助世宗击碎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使客观存在而又强大的反对势力不可能以腐败的把柄而将其迅速打倒。张璁在保全自己的同时，又能使革新局面平稳发展，不因改革者自身贪腐问题而发生逆转，避免人亡政息。可以说，张璁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日怀忧畏”，“正气毅行”，真正做到了公而忘私，“守洁以卓”，而非“半真半假”之人，是一位言行一致的“真君子”，表现出了一位真正的改革家所应有的廉正素质。正是基于自身的廉洁，张璁在革新中才不怕反对者的攻击，他对世宗说道：

夫阿意从人者，人反以为通而众好焉。守正奉法者，人反以为迂而从恶焉，毁言所由兴也。臣平生不志温饱，不事产业，年过五十，守祖、父薄田数十亩，未尝有求于人。今窃厚禄，已愧难胜，不义之财，奚啻粪秽。故臣自讲礼以来，攻击之章无虑百千万言，终莫有以贪污加臣者。且臣自简命内阁，已请敕旨，严为私门之禁，谢绝内外之交，天地鬼神，日临之者。（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四《再辞陈情》，第105页。

正因为有这样的自信，张璁才敢向150多年来的明朝积弊挑战。为了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和保障明朝的长治久安，面对险恶的政治情势和强大的舆论攻击，张璁“慷慨任事”，敢于革新，全力协助世宗打破旧势力控制的权力格局，清除陋习，打击害政官员，建立新规，严明纪律，推行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变革，使除旧与布新同步进行，因此开启了明代真正的改革，“弼成嘉靖初元之治”，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二《〈奏疏〉叙略》，第56页。为明朝的“中兴”做出了特殊而又积极的贡献。《明世宗实录》对张璁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赞誉其“刚明峻洁，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其署都察院，不终岁而一时风纪肃清，积弊顿改。在内阁，自以受上特知，知无不言，密谋庙议，即同事诸臣多不与闻者。于是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绝，而海内称治矣”。《明世宗实录》卷二二一，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条，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577页。张璁之所以能在正德、嘉靖之际极端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危言激说，不隐豪强，举袂抗颜，顿挫卿相，中人贵近，廪廪之下”，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二《今献备遗·名臣传》，第43页。就在于其“门私无谒，风清弊绝”，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二《十善书略》，第54页。一身清廉。正是由于洁身自好，才使强大的反对势力一时无法利用腐败的借口将张璁赶出政坛。也正因为如此，注重“以修身为本”的张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痛恶赃吏”，整肃风纪，“革贪暴”，协助世宗全力向明朝的积弊开刀。

“选贤任能”的“贤”并非不可捉摸，亦非软指标，能真正做到清廉就可以判定其为“贤臣”。纵观中国古代的官员，尽管大多标榜自己的“贤德”，但能够经受住历史检验的并不多。作为皇帝倚信的重臣，张璁能够洁身自好，“如青天白日无纤毫私翳”，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附录《〈文忠公世家〉跋》，第94页。是明代中后期政治中的一股清流。在这方面，后来的张居正也难以与其相提并论。张居正的贪腐现象是张居正研究中一个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为树立张居正的正面形象，史家曾一度对其腐败问题轻描淡写乃至刻意回避。如在梁启超等人编著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中，为塑造张居正伟大政治家的身份，就不愿提及张居正的贪腐之事。参见梁启超等：《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47-828页。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张居正贪腐的问题终究还是绕不过去的，参见田澍：《腐败与弊政：张居正施政的另一面》，《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予以揭示和评论。如韦庆远认为：“张居正存在过的错误或不足，在封建官场上层，是多发性的常见顽疾。相互倾轧，排斥异己，富贵骄人并恃势力以为子孙谋，几乎是绝大多数大官僚的通病，但作为一代卓异的政治家来说，竟亦不慎有所沾染。人们是有理由采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给予指谪责难的，它反映着人们对他的爱殷望切。正因为有传统陋俗的感染，权力地位的腐蚀，居正亦未具有完全的免疫力。”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900页。如在归葬其父时，“张居正对于奉承不力，礼仪有疏的人却是很计较的；对于不来参候而疑其另有他意的人，则更不能宽容”。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第820页。又如在面对其诸子中第的问题上，“张居正私其诸子，依借权势推登高第，为时人所轻蔑，居正本人的威望也大受损害。而且，他这样的做法，还起到很坏的带头作用”。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第828页。刘志琴论道：“张居正的家居生活，相当奢华，这既是他的追求，也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在治国上他“理财严明、倡导节俭，在生活中他追求奢华，是他性格多侧面的表现”。刘志琴：《张居正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295页。樊树志认为：“以往人们出于对他的崇敬，讳言政客的一面，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否则就不可能复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改革家和政客，一身而二任，是他的两面，忽视了其中任何一面，对他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樊树志：《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引言》，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页。安震也认为：“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他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安震：《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大明王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与“持身特廉”的张璁相比，要让熟谙官场之道的张居正做到清廉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学界对此问题关注不够，有意无意地割裂张居正“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导致张居正研究的失真。而张璁的表现充分说明，革新之臣既可以做到清正，也可以用自己的清正保住身家性命，避免人亡政息。无视改革者的贪腐行为而一再地强调改革家一定要献出身家性命，则是十分片面的。可以说，廉洁是考察每一个官员“贤德”的关键指标，不是可有可无的要求。特别是作为改革者，具备这一条件尤为重要。在“嘉隆万改革”中，张璁与海瑞得罪的人要比张居正多得多，但他们两人因为自身的廉洁使反对者难以将其搞臭或打倒，而张居正的腐败问题是其无法洗刷的污点，不是能用所谓的“功大于过”或“功十而罪一”（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七二，万历十二年五月癸卯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479页。之类的说辞轻易糊弄过去的。至于一些学者煞费苦心，拿张居正的贪腐所得不及臭名昭著的严嵩、冯保为其辩护的做法，可谓不得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