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1年美国如何阻挠和破坏西藏和平解放

摘 要： 1949—1951年间，美国策划达赖喇嘛出走，破坏西藏和平解放。起初，美国反对达赖喇嘛离藏，支持噶厦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美国后来认识到不可能阻挡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因而要求达赖喇嘛流亡锡兰或泰国，不得已时到美国“避难”。《十七条协议》公布后，美国反对达赖喇嘛返回拉萨，要求达赖喇嘛在靠近西藏的地区流亡或“访问”印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达赖喇嘛最终返回西藏并通电拥护《十七条协议》。美国的企图必然破灭，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 美国驻印度使领馆;达赖喇嘛;西藏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力图从中国的东西两面进行遏制。在朝鲜半岛，美国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东北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西藏，美国竭力破坏西藏的和平解放，阻挠中国的统一。这样在同一时间、两个不同空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了遏制与反遏制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美国阻挠西藏和平解放的手段值得深思，其手段之一即策划达赖喇嘛出走。为此，美国投入相当人力，除国务卿艾奇逊（Acheson）坐镇华盛顿指挥外，驻印大使韩德逊（Henderson），驻印代办斯蒂尔（Steere）、霍尔姆斯（Holmes，在斯蒂尔离职期间担任代办），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威尔逊（Wilson）、副领事季步勋（Gibson），以及使领馆官员撒奇尔（Thacher）、林恩（Linn）、威尔金斯（Wilkins）等均投入其中。有学者探讨了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策划达赖喇嘛出逃的基本情况，①

但是学界目前对于达赖喇嘛（包括噶厦）态度的演变及美国的策略手段仍缺乏分析。因此，本文对其加以探讨。

一、“巡视”亚东：暂观局势与美国介入

策划达赖喇嘛出逃，要从印度的有关企图谈起。在美国正式介入之前，印度曾要求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外交部于1949年5月宣称，“如果有必要，印度政府决心以武力抵抗中国人重新控制西藏的任何企图”。②7月，印度一方面唆使噶厦中的分裂分子驱逐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官员，一方面“劝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要人把金银财宝搬到印度来并请他们作退入印度之计”。③

中央人民政府洞悉外国势力的阴谋，设法使达赖喇嘛留在拉萨。195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西南局、西北局派人“说服达赖集团脱离英美帝国主义，回到祖国”，强调“我军进驻西藏计划， 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中央同意派志清法师说服达赖集团同中央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电报》（195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4页。由于噶厦对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谈判解放西藏的政策未采取应有的积极态度，人民解放军只能于1950年10月发起昌都战役。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下令暂缓进军以稳住达赖喇嘛，使其不急于出走印度，指示西南局、西北局通过各种渠道劝说噶厦派遣代表赴京谈判。《泰晤士报》分析说：“达赖喇嘛毫无疑问是西藏抵抗中国‘入侵者’爱国力量的领袖和源泉，如果他被‘入侵者’抓住或者他决定和‘入侵者’达成协议，那么西藏的国民运动（the national movement）就会崩溃。了解西藏的观察家指出，或许这就是中国人放慢进军步伐的原因。”并认为“中国人以攻占的昌都要塞为基地加强军力，并在西藏东部地区进行宣传，派遣代表到西藏本部;与此同时，与达赖喇嘛谈判达成协议”。“Dalai Lamas Journey，” The Times，Dec.30，1950.

这时，美国开始介入达赖喇嘛的出走问题。噶厦内部发生达赖喇嘛是走还是留的争论，噶伦之一、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派人带信到拉萨，指出进一步抵抗是无益的，建议达赖喇嘛最好和共产党达成协议”。另外几名噶伦对此建议“极为震惊”，“紧急劝说达赖喇嘛离开”。“Chinese In Tibet，” The Times，Jan.27，1951.美国合众社10月31日电称：达赖喇嘛“已要求印度政府允许他流亡到印度并成立流亡政府。共产党军队距拉萨仅一百五十哩，达赖已准备逃亡”。《“匪”答复印度照会，印政府正研究中》，《“中央”日报》，1950年11月1日，第1版。噶厦致电在印度活动的分裂分子夏格巴，声称“昌都失守，拟请达赖出国”，“令其选择住地，准备好房屋”。美、英、印三国“许诺予以协助”。夏格巴回电：“印度政府答应派兵在中印边界接应，嘱咐噶厦在达赖出境前多加小心。如果解放军包围藏地，美国将派飞行员驾专机到拉萨营救，希望在布达拉宫后面修一停机坪。”噶厦乃派人“在布达拉宫后面的次松唐空旷地上撒布了白土，作为飞机降落的标志”。土丹旦达：《〈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可见，美、英、印三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后一致要求达赖喇嘛出逃。虽然摄政达扎企图挟持达赖喇嘛“准备逃离拉萨”，但是许多噶厦官员因为解放军暂缓进军而犹豫未决，在藏传佛教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等三大寺更明确反对出逃。“Deposed King of Nepal，” The Times，Nov.9，1950.

到12月中下旬，噶厦还是决定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原因有二：其一，除阿沛·阿旺晋美外，几名噶伦“担心达赖喇嘛往南的退路被共产党飞兵截断，这样他们别无选择而不得不接受北京的条件”。“Chinese In Tibet，” The Times，Jan.27，1951.12月23日，路透社华盛顿分社电称“‘入侵’西藏之中共军，现予达赖喇嘛之逃亡以威胁”，同时共产党军队“现距阿萨密西藏边境甚近，而离拉萨以北极远，达赖喇嘛沿此路出亡因此而受威胁”。《西藏三人代表团再乞援联合国》，《“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5日，第1版。《泰晤士报》称：解放军“已经抵达位于西藏本部边界、拉萨东北方向大约200英里的拉日果”，“也有未经证实的报告称，一小队中国军队已经渗透进西藏本部，并已抵达拉萨的附近地区”。因此，噶厦“决定15岁的西藏精神和世俗领袖离开拉萨前往安全之地”。“Dalai Lamas Journey，” The Times，Dec.30，1950.其二，担心遭到“在1947年内部争斗中被驱赶的藏人的报复。在那年，前任摄政热振设法从现任摄政达扎手中恢复权力，达扎无情地镇压他及其寺庙追随者，几百名热振寺和色拉寺喇嘛被投入监狱，其他许多喇嘛往东逃离”，“这些喇嘛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共命运，渴望报复”，“Chinese In Tibet，”The Times，Jan.27，1951.这使作为他们主要仇敌的达扎最为担心，决计逃到春丕山谷，因为“从这里可以轻易逃到印度”。至于达赖喇嘛“是否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决定离开，值得怀疑：那些自认为了解达赖喇嘛的中立者强调，达赖喇嘛是位意志坚强的年轻人;他来自中国的边境省份青海，认为仍然可以和‘入侵者’达成协议。但是并不清楚，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Chinese In Tibet，”The Times，Jan.27，1951.如此看来，达赖喇嘛是被裹挟离开拉萨的。

如何离开？印度官员提议：“作为可能的选择，达赖喇嘛巡视各地以维持其人民的士气。”《泰晤士报》认为：在逃离与巡视两者之间“巡视最有可能，因为达赖喇嘛在这一关键时刻看来不太可能离开他的住地，除非他担心被中国‘入侵者’逮捕而不得不逃离”。这样，达赖喇嘛“在600名士兵的护送下，带着一大队高级官员和几个噶厦雇佣的欧洲人、1000匹骡子的车队”离开拉萨“出巡”。“Dalai Lamas Journey，” The Times，Dec.30，1950.关于何时离开，说法不一。《政治家报》驻噶伦堡通讯员称达赖喇嘛是1950年12月21日离开拉萨的，“Departure Of Dalai Lama From Lhasa，” The Times，Jan.16，1951.《泰晤士报》驻噶伦堡特别通讯员称其是12月19日离开的，“Chinese In Tibet，” The Times，Jan.27，1951.印度官方人士12月29日确认“达赖喇嘛几天前离开拉萨，抵达江孜”。“Dalai Lamas Journey，” The Times，Dec.30，1950.

“巡视”到何地？一些官员要求达赖喇嘛“及早到位于春丕山谷、风景如画的亚东，离锡金边界仅有15英里”。“Chinese In Tibet，” The Times，Jan.27，1951.但是，达赖喇嘛却首先到江孜“巡视”。英国舆论分析其原因：其一，江孜位置合适，处于印度的管控之下。“江孜是位于印度与西藏之间主要商路上的一个重要中心点，印度政府在这里派驻一名商务代表和一队印军”。“按照正常的行程，从江孜到印度保护下的锡金首都甘托克需要13天。甘托克位于江孜之南190英里，如果达赖喇嘛带着大队人马逃离西藏，需要14天多时间才能到甘托克。如果抛弃大队人马，兼程加快速度”，则时间大为缩短。其二，达赖喇嘛到江孜后进退方便。“中国人可能认为，如果不能与达赖喇嘛达成协议，则派遣几支飞兵一接到通知就截断达赖喇嘛的退路。达赖喇嘛一旦落入他们手中，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傀儡。如果这就是中国人的战略，则达赖喇嘛抢先逃到江孜;这个地方相对安全，可以避免被抓住”。因此，达赖喇嘛到江孜后“十分安全，不再担心被敌对势力切断进一步撤往印度的退路”。“Dalai Lamas Journey，” The Times，Dec.30，1950.

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煽动分裂分子鲁康娃等将达赖喇嘛“移驻亚东，准备逃亡印度”。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编：《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他们声称：出走亚东的计划“仍然要执行”。在1951年1月2日达赖喇嘛“经江孜抵达亚东后”，分裂分子“立即通过当时印度驻锡金大臣，致电印度政府，请求协助其至印度居住”。土丹旦达：《〈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22、23页。这样，印度噶伦堡“谈论达赖喇嘛何时到印度。据报告，噶伦堡郊外一座寺庙已经做好迎接准备”。“Chinese In Tibet，” The Times，Jan.27，1951.

但是，美印等国此时反对达赖喇嘛出逃印度。韩德逊报告艾奇逊，1月8日印度报纸登载了噶厦“外交局”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前给印度政府的声明：“我们请求世界和平干涉……但是，即使没有外来帮助，我们也决心为独立而战;如果有必要，我们甚至准备将政府和达赖喇嘛迁移到其他地方继续战斗。”韩德逊认为：“尽管噶厦发出了这个勇敢的声明，但是我们相信西藏的抵抗精神不断削弱”，“除非马上就有迹象表明西藏会得到外国道义上和实质上的军事援助，达赖喇嘛会离开西藏”，但是“随着其离开，所有有效的抵抗就会崩溃”。他提出：“如果达赖喇嘛在印度作为支持抵抗的中心，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噶厦和西藏，达赖喇嘛还有什么作用。此外，印度政府不会准许他从印度直接领导抵抗运动。”

793B.00/1-1251：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ew Delhi， January 12， 195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 Volume VII， Part 2， Korea and China， p.1507.

至于印度的态度，土丹旦达指出：它“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不敢明目张胆地策动达赖，美、英各国怕达赖出走后，班禅返藏主持全藏政教事务，也不愿达赖出国。印度政府便复电说，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如为了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其去印度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这样，“达赖及其一行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土丹旦达：《〈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23页。

1月上旬，达赖喇嘛将在印度同美国、英国等国驻印使节及印度政府交涉的“代表”召回亚东，向他们了解这些国家的态度，讨论是出走还是派遣代表与中央政府谈判。《政治家报》驻噶伦堡通讯员报告说：“两个问题摆在达赖喇嘛面前，供其决策参考：（1）西藏政府打算同中国共产党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批评西藏官员在这敏感时期逃离西藏;（2）共产党希望在夏季到来之前结束谈判，因为冰雪融化会使西藏东部的河流暴涨，致使交通困难和继续发起战役成为灾难性的冒险，如果发起战役有必要。”“Dalai Lamas Summons To Officials，” The Times，Feb.28，1951.以达扎为首、夏格巴为核心的“一小撮亲帝分子和分裂主义者”，企图挟持达赖喇嘛出逃。这“引起了在西藏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三大寺的强烈不满，在达赖左右的堪布、噶伦中也有不少人不赞成达赖外逃，而主张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牙含章：《护送班禅额尔德尼返回西藏的回忆》，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20页。噶厦决定：“在拉萨设立一个政府，有权同共产党谈判;谈判条款要送到亚东的达赖喇嘛。如果认为条款合适，达赖喇嘛就回到拉萨，否则就到锡金和印度寻求避难。”“Departure Of Dalai Lama From Lhasa，”The Times， Jan.16， 1951.英美两国注意到达赖喇嘛在视情况而定是否出逃。《泰晤士报》1月27日引用“有资格的人士”的话，认为“达赖喇嘛打算尽可能留在西藏土地上，除非被迫，不会离开”。“Chinese In Tibet，” The Times，Jan.27，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