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物”的另一面：明代宗室忧国述论

主持人语（南炳文）：本期推出著名明史专家张明富教授等二人撰写的《“弃物”的另一面：明代宗室忧国述论》和清代民国思想文化史、社会文化史专家罗检秋研究员撰写的《盛世隐忧：从乾嘉文治看清朝由盛而衰》两篇文章。前文从捐输辞禄解国家财政紧张之困、关心政事、指陈得失、提出治理方案等方面，论述了明代宗室忧国的具体表现，并深入揭示了明代宗室忧国的特点和成因。此文之出，对史学界关于明代宗室的正面表现非常不够的缺陷，给予了可贵的纠正和补充。后文详细地论述了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文治领域关于经学、理学方面的主张、前后变化及影响等，论述详细，多有独到见解。文中指出，“就清廷的治国方略来看，文治偏失亦可谓其由盛而衰的重要根源”，读者当可从中获得重要的启发。（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资深教授）

摘 要：从忧国的维度对明代宗室进行考察，“藩禁”下的宗室沉沦者确实很多，“弃物论”有一定的根据。但“弃物”并非宗室全部，“藩禁”的绳索尚未完全窒息其报国之志和忧国之心。不少宗室在朝廷经费匮乏时，捐金捐物，解国家之困;在朝政混乱、国家治理出现严重弊端时，犯颜进谏，或冷静分析，提出治理方案，勇气和才干不输朝中大臣，甚或过之。“弃物”仅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一种，忧国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另一种面相。

关键词： 弃物;明代宗室;忧国

宗室是明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对于这个群体，在明代中叶以后，就有不少负面的评价。到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更将其视为“弃物”。他说：“为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①顾炎武的“弃物论”对当时及后世影响甚大，时至今日，仍有不少认同者。细绎顾炎武“弃物论”出现的语境，他所说的“弃物”，指的是“藩禁”桎梏下的宗室，洪武一朝的宗室不在其所说的范围之内。而且他认为宗室之所以成为“弃物”是“藩禁”困辱的结果，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藩禁”的激烈批评。揆诸史实，“弃物论”确有一定的依据，“藩禁”下的宗室沉沦者不少，逐利渔色者有之，残酷暴虐者有之，但也并非全部。明代宗室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具有多重面相。目前学者多关注明代宗室政策与分封、明代宗室教育与文化成就、明代宗室人口与俸禄、明代宗室犯罪等问题，赵毅：《明代宗室政策初探》，《东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梁尔铭：《明代宗室分封制述论》，《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张明富：《论明代宗学的教育教学制度》，《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张明富：《论明代宗室开科》，《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期;都樾：《明代宗室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学术论坛》，1997年第3期;张凤霞、张鑫：《明代宗室藏书文化述论》，《东岳论丛》，2010年第7期;张德信：《明代宗室人口俸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东岳论丛》，1988年第1期;智夫成：《明代宗室人口的迅猛增长与节制措施》，《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张明富：《试论明代宗室群体性事件》，《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5期;雷炳炎：《论明代宗室犯罪的察勘取证与议罪方式》，《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张明富、张丽芬：《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的犯罪学研究》，《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关于明代宗室忧国情结尚无专论，本文选取忧国的维度对明代宗室群体进行考察，以期有裨于深化对明代宗室更加全面的认识。

一、捐输、辞禄，欲为缓解国家财政紧张状况尽力

忧国，即指为国事而忧虑。国事，即国之大事，也可理解为国家治理的大事。而财政在国家的治理中起着基础性和支柱性的重要作用，自然当属国之大事无疑。明代自中叶始，即发生了财政危机。嘉靖中期，明朝财政危机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帑藏匮竭”，入不敷出。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01页。很多宗室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忧虑，纷纷捐输资金、财物，请求减禄、辞禄，欲以一己之财力弥补国家财政紧张于万一，尽现一片赤诚的忧国之心。明代宗室捐输、辞禄的事例较多，约有120人次。为行文的简洁、方便，谨按其捐输、辞禄的时间先后顺序，列表如下。

据表1统计，明代宗室捐输财物、请求辞禄及减禄，根据其动机和用途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一是对皇帝兴建工程的捐助。明代皇帝兴建宫殿、陵寝等工程花费巨大。有的宫殿兴建时间长，历时数十年，至天启年间方才告竣，成为皇宫一笔巨大的开销。“营建繁兴，府藏告匮”。

《明史》卷一八《世宗纪二》，第250页。为解决兴建的经费问题，不少宗室踊跃捐资捐物，竭诚以表忠悃。明代宗室对皇帝兴建工程的捐助，始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终于天启六年（1626），捐助共19人次。各宗室的捐助形式不一，有人捐的是实物，如大木。但更多人捐的是白银，少者一二千两，最多的达二万两。宗室捐助总共大木19根，白银不低于107 000两。对于宗室的无偿捐助，无论是嘉靖帝、万历帝，还是天启帝，都无一例外地“笑纳”，并“赐书褒之”，予以赞赏，将其视为宗室对其忠心的诚实表达。毋庸置疑，在当时的“语境”下和氛围中，绝大多数宗室是发自内心的和诚恳的，希望以此报答“天恩”。在明代，虽形式上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分途，但实际上难以完全分开。宗室的捐助有裨于缓解国家财政的紧张状况。二是捐输军饷及军用物资。军队是明代国家的柱石和捍卫国家政权的重要力量，肩负着“御寇定乱”的使命。明中叶后，国家日渐衰微，各类战争频兴，财政紧张，军费不充，宗室中多有慷慨解囊，救国家之急者。明代宗室捐输军饷及军用物资，始于正统八年（1443），终于崇祯十七年（1644），尤以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四朝为多。捐输物资的种类有白银、战马、禄米、田土，捐输共达51人次。宗室每次捐助的物资、粮饷的绝对数都不是很大，仅以白银而论，有几十两的，有一二千两的，最多的也仅三千余两，明确记载捐输的白银数额共计55 530两。当然，还有一些捐输未明载数额，无法计算。对明朝的军饷缺口来说，这些捐输也只是杯水车薪，但宗室的这一行为反映了国家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也反映出了他们对朝廷与自身的荣辱与共、存亡一体的“唇齿”关系的真切认知。三是捐金捐禄赈济贫宗、贫民。正德、嘉靖以后，宗室人口猛增，气候异常，水旱频仍，灾荒肆虐，国用不足，财政吃紧，国家治理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宗禄不继成为常态，经常不能按时发放，宗室中下层陷于绝对贫困化，严重影响宗室稳定;另一方面，百姓衣食无着，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日趋激化。面对这一情况，不少宗室急国家之所急，毅然捐金，辞禄赈恤贫宗、贫民。明代宗室捐金、捐禄赈济贫宗和贫民的记载，始于嘉靖八年（1529），终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共达50 人次。所捐物资、白银，有明确记载数额者，禄米32 300石，白银5260两。若将以上三类捐输累加，明代宗室为缓解国家财政状况，总共捐输白银167 790两，禄米32 300石。他们的捐输虽无法改变国家财政紧张的整体状况，但对局部的缓解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关心政事，指陈得失，提出治理方案

政事，即是指政府之事、治国理政之事。明代宗室忧国不仅仅体现在国家财政紧张时，慷慨解囊，共赴时艰，而且还表现在关心政事方面。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及荣辱得失，冒险进言献策，以期有益于明代国家的长治久安。明代宗室对政事的关心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规劝讽谏君主，指陈政事得失。襄宪王瞻墡，仁宗第五子，对英宗朝政治多有发声。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北狩”，也先兵围北京，明朝统治陷入空前危机，瞻墡忧心国事，上书请立年幼的皇长子见深为帝，令郕王监国，“募勇智士迎车驾”。

《明史》卷一一九《诸王四》，第3629页。然而襄阳至北京，路途迢迢，书至之时，景帝已立数日。虽未达成政治愿望，但他所提出的这一权力交接方案无疑最能减少明朝政治震荡，这被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政变和混乱所证实，足见其具有超前的政治眼光。时隔八年，英宗复辟，襄宪王瞻墡蒙恩被召至京，在英宗于便殿为其设宴时，巧妙地为河南按察使王概雪冤，他说：“臣过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概贤，以诬逮诏狱，愿皇上加察。”

《明史》卷一一九《诸王四》，第3629页。英宗立即采纳，将王概释放出狱，并任命其为大理寺卿。襄宪王瞻墡盘桓京师多日，在离开北京返回襄阳时，英宗送至午门外，“握手泣别”，复进言：“万方望治如饥渴，愿省刑薄敛”，

《明史》卷一一九《诸王四》，第3629页。时时以国事为念。瞻墡主要生活在仁、宣、英宗之世。其时，讽谏君主的宗室尚少。宗室讽谏君主的事例在正统、嘉靖、万历三朝出现最多。如唐成王弥鍗，成化二十一年（1485）嗣位，嘉靖二年（1523）薨，历经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武宗荒淫，“喜游幸”，朝政荒废，危机重重，山雨欲来。弥鍗作为一位敏感的、时刻关注明朝这艘巨船航向的藩王，内心十分焦急，作《忧国诗》以抒发对巨轮倾覆的担心，且上疏武宗，力劝其用贤图治。

《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三》，第3608页。虽然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由此可感受到严酷“藩禁”之下唐王弥鍗的忧君忧民之心。嘉靖中，世宗沉溺道教，导致朝政浊乱，社会危机重重。辅国将军当濆，劝谏嘉靖帝“法祖宗，重国本，裁不急之费，息土木之工”，

《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一》，第3577页。以缓民力。周府镇国中尉勤熨，忧心如焚，不顾安危，上书对嘉靖朝政治予以批评，希望世宗改弦易辙，整顿朝纲，致天下于太平，“陛下躬上圣之资，不法古帝王兢业万几，择政任人，乃溺意长生，屡修斋醮，兴作频仍。数年来朝仪久旷，委任非人，遂至贿赂公行，刑罚倒置，奔竞成风，公私殚竭，脱有意外变，臣不知所终”。

《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一》，第3570页。他语言激愤，心情沉痛，世宗览疏大怒，判以诽谤罪，降为庶人，幽禁于凤阳高墙。其子朝亦一热血男儿，父亲获罪时已得赐名，然以罪人子无人敢为他请封。但朝毫不畏惧，上书世宗“请释父罪”，并陈“中兴四事”，继续予以规谏。世宗余怒未消，“诏并禁锢”，

《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一》，第3570页。父子一同被关押。郑恭王厚烷也对世宗“修斋醮”和沉溺道教表示担忧，不予认同。时诸王逢迎世宗，“争遣使进香”，厚烷“独不遣”，并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七月上书，“请帝修德讲学”，进呈《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及《演连珠》十章，启沃帝心，以求神仙虚无缥缈、兴土木劳民伤财相规谏，其言语诚恳直率，切中要害。世宗以其诽谤，大发雷霆之怒，“下其使者于狱”，厚烷也以他事获罪。但究其缘由，与厚烷谏帝修德，反对世宗一意追求长生有关。

《明史》卷一一九《诸王四》，第3627页。宗室除规讽、检讨皇帝在朝中的政治行为失范外，对其边地治理的失误也提出批评。嘉靖初年，大同先后于嘉靖三年（1524）、嘉靖十二年（1533）两次发生兵变，官府虽采取诱捕、分化等手段予以平定，但暴露出了边军管理的严重问题。成鐎，隰川王之孙，“好学，有志慨”。

《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二》，第3584页。嘉靖十三年（1534）上言：“云中叛卒之变幸获消弭。究其衅端，实贪酷官吏激成之。臣虑天下之祸隐于民心，异日不独云中而已。”

《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二》，第3584页。他认为，嘉靖初年发生的大同兵变，是因官吏贪酷所造成的。官吏贪酷离散民心，是天下祸乱的根源，大同兵变只是天下不安的一个缩影。其言外之意显然要保天下太平，必须整肃官场。世宗虽表示认同，但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下廷臣饬行”，轻描淡写，实效自然可想而知。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宁夏副总兵哱拜反叛，“西夏弗宁”，“全陕震动”，山阴王俊栅“奏诗八章，寓规讽之旨”，

《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二》，第3584页。委婉地指出西北边疆治理的失策。

第二，关注宗禄不继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嘉靖时，宗禄开支浩大，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引起广泛关注。宗室成员关注宗禄问题，始于嘉靖初年。辅国将军当濆，巨野王泰墱之孙，“慷慨有志节”。

《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一》，第3577页。嘉靖三年，上书“请停郡县主、郡县君恤典”。嘉靖七年（1528），他又上书：“各藩郡县主、郡县君先仪宾没者，故事仪宾得支半禄。今四方灾伤，边陲多事，民穷财尽，而各仪宾暴横侈肆，多不法，请勿论品级，减其月给。”“帝嘉其意”。

《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一》，第3577页。鲁府东瓯王健楸，与辅国将军当濆为同时代人，他上书言：“宗室所以蕃，由诈以媵子为嫡，糜费县官。今臣无嫡嗣，请以所受府第屯厂尽归鲁府，待给新封，省民财万一，乞著为例”，得到世宗批准。

《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一》，第3577页 。在嘉靖初，宗室成员提出的解决办法仅聚焦于取消郡县主、郡县君的恤典，减少郡县主、郡县君已故仪宾的月给以及诈冒嫡子等具体问题，没有涉及制度的变革。变革制度的呼声出现于嘉靖末。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林润上言：“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藩禄岁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三千石，而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即无灾伤蠲免，岁输亦不足供禄米之半。年复一年，愈加蕃衍，势穷弊极，将何以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