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隐忧：从乾嘉文治看清朝由盛而衰

摘 要： 以盛世光环载入史册的乾隆朝在文治领域潜伏着重重隐忧。当时朝廷重视经学，而思想上却不认同民间汉学;虽然承袭庙堂理学，却对其内圣外王鲜有心得，并且压制朝野理学的发展。同时，统治者的信仰世界混乱、迷茫。嘉庆朝的经学政策略有调整，重新重视理学，又强调以勤简为政，但总体上缺少新意，无济于事，清中期遂成武功彰显而文治偏失的格局。这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重要根源。

关键词： 乾嘉文治;经学;庙堂儒学;信仰世界

关于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论者多聚焦于闭关锁国、科技停滞以及文字狱诸方面，①而对乾嘉两朝在学术及信仰领域的文治偏失关注不够。康熙朝国力渐强，朝野学术互动频繁。清廷在汲取民间理学时，重建庙堂儒学，实现了治统与道统的统一。乾隆朝军事上仍有所作为，但与民间的学术隔膜渐深。较之康熙朝，乾隆帝和嘉庆帝的崇儒、研经流于形式，朝中缺少硕学鸿儒，庙堂理学停滞不前。同时，乾隆帝和嘉庆帝沉溺于礼佛敬神，信仰迷茫。大小官吏多因循怠玩，苟且偷安。这些都加深了潜伏的危机，乃至道光以后积重难返，不能走出历史盛衰的循环。学界对乾隆朝经筵和编书禁书多有研究，也涉及乾嘉汉、宋之学的变化。②但关于乾嘉两朝文治的本质特征，尤其是朝野学术关系仍待探讨，而清廷的信仰世界更值得注意和研究。本文就这些方面再加论析，以探寻历史真相和清朝兴衰原因。

一 、朝野经学貌合神离

清初民间理学复兴后，康熙帝关注民间学术态势，汲取了民间理学精华。在此基础上，清廷彰明道统，实现了治道合统的政治文化格局。但至乾隆年间，民间学术已非清初旧貎，江南学术主流已从理学转向汉学。乾隆朝崇尚经学，似乎与民间汉学不无契合，然而二者思想上多异其趣，甚至背道而驰。

乾隆初年既尊程、朱理学，又倡导经学，其举措包括经筵讲学、广布经书、以经取士、荐举经师、访求遗书等，从而延续了康雍文治的措施，并稍加调整。乾隆初年荐举经学人才偏重形式，最后仅荐举了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四人，授以国子监官职，而许多民间经学家如惠栋等人皆摒弃未取。可以说，乾隆帝的主旨并非发现经学人才，而多出于附庸风雅，做出崇儒重道的姿态。这与康熙朝选拔、重用儒臣已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帝认为“视前明《大全》之编，仅辑宋、元讲解，未免肤杂者”，与康熙帝御纂的《周易折中》《尚书汇纂》《诗经汇纂》《春秋汇纂》等编“相去悬殊”，故于乾隆元年（1736）即敕各省刊刻御纂经书。《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乾隆元年四月辛卯条，《清实录》第9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8页。乾隆三年（1738），又谕训科考当以经义为重，士子应“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清高宗实录》卷七九，乾隆三年十月辛丑条，《清实录》第10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4页。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敕词臣重新校刻《十三经注疏》。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乾隆南巡时强调“经史，学之根柢”，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藏于江宁、苏州、杭州的著名书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第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乾隆朝的编书机构，前有三礼馆，后有四库馆。三礼馆持续19年之久，前后馆臣共百余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开四库馆，延揽通经博古之士，给予官职、俸禄，从而影响了当时的学术风向。章学诚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指出：“三十年来，学者锐意复古，于是由汉、唐注疏，周、秦子纬而通乎经传微言，所谓绝代离辞，同实殊号，阐发要妙，补苴缺遗，可谓愈出而愈奇矣。至四库馆开，校雠即为衣食之业。” （清）章学诚：《与钱献之书》，（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94页。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民间学者已经转重考证汉、唐注疏，虽然开馆校书为“衣食之业”，但在此过程中，民间学者崇尚的经学考据、由宋返汉的学术走向也对朝廷有所影响。收藏《四库全书》的扬州文汇、镇江文宗、杭州文澜三阁成为江南图书的聚积传播中心，于学术文化亦不无裨益。

经筵在乾隆朝延续下来，但实质内涵已有变化。康熙经筵上，君臣切磋理学，互有问答。讲臣常贯通经术和治术，涉及治平之策。朝纲独断的乾隆帝不愿像先祖那样接受“启沃”，而好发御论。乾隆三年首次经筵乾隆帝就大发御论，被讲臣颂为“以惟精惟一之心，成中和位育之治，天德王道，一以贯之，圣训精微，诚足昭示万世，臣等不胜钦服”。《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乾隆三年二月丙午条，《清实录》第10册，第31页。并且，乾隆帝反对讲臣言政：“朕命翰林科道官轮日进讲经史，本欲研究经术，阐明义理，以淑心身，以鉴兴废。而诸臣讲论，往往阑入条陈。若实有裨政务，则亦何害？要不当借端立说，以逞私见也。”《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七，乾隆十一年十月丙戌条，《清实录》第1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0页。由此可知，乾隆帝一开始就君师兼作，圣王自命，这自然无须儒臣们开导、建言，也不可能关注民间的学术趋向。

粗略统计《清实录》使用“经学”一词的频率，乾隆朝位居各朝之首，约37次。其次则是康熙朝，约7次。这虽与历朝《清实录》的篇幅大小相关，但根本上缘于学术风气。清廷所谓经学，并非独尊汉学，而是笼统地提倡研究儒经，无分汉、宋，但在凸显实证研究，摒弃空谈性理，注重考据学方法等方面与民间汉学不谋而合。乾隆中期以后，朝廷不再独尊朱子，看起来与民间汉学十分契合。但细加分辨，乾隆朝的官方经学与民间汉学反差鲜明。

首先，清廷并不像民间学者那样青睐汉学。《清高宗实录》中儒学、经学一词明显增多，汉学一词则从未出现。乾隆《起居注》也未提到汉学一词。可知乾隆帝倡导经学，却不认同民间尊崇汉学的取向。《清儒学案》曾谓：“有清一代经学，以汉学为盛，而康、乾两朝御纂诸经，汉、宋兼采。乾隆中，荐举经学，为一时旷典，被擢者皆宋学也。”徐世昌等编纂，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卷五六《震沧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95页。质言之，乾隆帝提倡经学，却不独尊汉学;质疑朱子，却未打压宋学人物。乾隆晚期，朝内外出现了几位汉学官僚，但绝大多数汉学家仕途困蹇。

嘉庆朝没有放宽乾隆后期以经取士的严格标准。嘉庆十一年（1806），有御史奏请科考改为五经轮试，嘉庆帝谕云：“士子读书应试，自当通习诸经，敦尚实学”，“且现值经学倡明之会，应试诸生读五经者日多”，所奏“直为荒经者开一自便之途”，不可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第1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7、488页。同时，嘉庆朝的经筵讲学也有严格定制。查《清实录》，除嘉庆四年（1799）、嘉庆五年（1800）因守制停止经筵外，其他年份均在二月（少数年份一月）或八月（嘉庆六年，1801）举行经筵，嘉庆十九年（1814）则春、秋两季皆有经筵，嘉庆朝共计举行了24次。《清仁宗实录》罕见理学、宋学等词，但经筵和殿试策问对其主题比较重视。嘉庆经筵所讲多为四书五经的常见文句，御论简白无华，而不像乾隆帝御论那样获得大量颂词。此时，汉学已经风行民间，但该词在《清仁宗实录》也仅出现一次，即嘉庆十四年（1809）殿试策问“言《易》首称汉学，其授受源流，皆有可考”。《清仁宗实录》卷二一○，嘉庆十四年四月庚戌条，《清实录》第30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11页。这表明嘉庆帝一方面对民间学术已略有注意，另一方面仍未将汉学作为庙堂儒学的资源。

再则，一些民间汉学家，包括后起的今文家重释儒学主题，有的还在批判理学中重建思想体系。在朝经学家中虽然也有类似学者，但却不能久居朝堂。乾隆帝欣赏朱筠、王引之、阮元那样偏重考据而缺少思想的能臣，而不能容忍有思想的经学家，如钱大昕、戴震等人。嘉庆年间，今文经学正在江南蓬勃兴起，但常州庄氏之学也未受到朝廷注意。故在乾嘉时期，官方经学对民间汉学的思想主题缺少认同。因此，在乾隆帝崇奖经学的同时，毁禁书籍和文字狱都达到高潮。据研究者不完全统计，清代大的文字狱始于顺治朝，康熙朝61年中不超过10起，雍正朝13年里共有20多起，而在乾隆朝的60年中，有案可查的文字狱在130起以上。郭成康：《乾隆帝——盛世光环下的多面人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版，第393页。乾隆朝毁销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从近年北京出版社编印的《四库禁毁书丛刊》亦可见一斑，而这不过是其中的极少部分。

乾隆帝垄断了作为经学灵魂的道统及儒学话语权，也不断从政治上打压儒家有思想或标志性人物。比如，清廷虽然在礼制上尊孔，但因衍圣公孔昭焕“袒庇庙户”“不知安分自爱”，部议革去公爵。乾隆帝一再降旨训斥后，开恩免革公爵，令其闭户读书，并表示：“倘仍怙终不悛，再敢干预公事，则是自取罪戾，毋望倖邀格外恩也。”《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己酉条，《清实录》第1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3页。乾隆帝对“孔继汾案”的处理更为严厉。孔继汾为乾隆朝进士，以衍圣公叔父身份主持孔府事，所撰《孔氏家仪》一书被人告发增减了《大清会典》的仪节。孔继汾以纯属“家庭仪节”、不关朝廷礼制辩解，但仍被革职问罪，充军边疆，卒后不能归葬孔林。由此可知，乾隆帝始终将儒学、衍圣公、祭孔这些文治工具严格控制在手中，不像康熙帝那样显示对儒学、道统的信仰和尊崇。在乾隆帝的谕旨中，对汉族士人的训斥之词，如“腐儒”“习气”之类比比皆是。

综上，乾隆年间，朝野经学在形式上虽有相似，但朝廷对民间学术缺少关注和汲取，二者精神实质多异其趣，也可谓貌合神离。

二、庙堂儒学虚应故事

康熙帝重用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理学名儒，切磋学术，采纳计策，建立了庙堂理学，也以理学教化士民。乾隆帝早年受蔡世远、朱轼等理学官僚的熏陶，故延续了康、雍两朝尊崇理学的策略。乾隆三年二月重开经筵，同年八月的经筵御论亦谓《书经》“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一语“是言人君主敬之学也”，讲臣赞颂乾隆帝“治崇宽大，学本主敬”，《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乾隆三年八月癸未条，《清实录》第10册，第174、175页。这表明乾隆帝承续理学主题的姿态。乾隆初年沿袭前朝的儒学政策，谕告臣子们究心理学：“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乾隆五年十月己酉条，《清实录》第10册，第875-876页。然而，乾隆元年佥都御史李徽请定《孝经》入《四书》之列， 以及请程颢入祀孔庙大成殿的奏疏均被否定，被指增祀之举会使无知效尤，“或穿凿经义，或托名理学，自便其私，大为世道人心之害”。《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乾隆元年二月戊辰条，《清实录》第9册，第364页。这种表态不无道理，旨在抑制尊崇宋学势头的发展。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谕云：“宋、元以来辨析朱、陆异同，初因讲学，而其后遂成门户，标榜攻击，甚为世道人心之害。嗣后有似此者，必治其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第13册，第149页。这表明朝廷对理学各派不存门户之见，实则已经疏离了独尊程、朱的轨道。乾隆帝前期也讲“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类主题，但“惟以主敬存诚，孜孜自勉，以求保泰之道”。《清高宗实录》卷四二，乾隆二年五月戊子条，《清实录》第9册，第747页。 “保泰”之策在无形之中限制了庙堂理学的发展。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乾隆帝已不再独尊朱子。乾隆二十一年（1756）经筵，儒臣讲《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御论曰：“性即理也，教即所以明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故诚之外无性，明之外无教……朱子谓与天命谓性，修道谓教，二字不同。予以为政无不同耳。”《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乾隆二十一年二月甲辰条，《清实录》第15册，第385页。此类情形，不一而足。乾隆五十六年（1791），经筵讲官讲《论语》“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和《尚书》“允执厥中”;《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二，乾隆五十六年二月上庚戌条，《清实录》第26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7页。 乾隆五十七年（1792）经筵讲《易经》“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六，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甲辰条，《清实录》第26册，第743-744页。乾隆五十八年（1793）经筵讲《中庸》“至诚无息，不息则久”。《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二，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上己巳条，《清实录》第27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针对这些经筵讲章，乾隆帝“御论”均立异于朱子注解，与康熙、雍正二帝尊崇朱子形成鲜明反差。有论者统计，在乾隆帝60年中，经筵讲学凡举51次。其间，自乾隆二十一年迄康熙六十年（1795）的32次经筵讲学中，乾隆帝均明显地向朱子学提出质疑，竟达17次之多。 陈祖武：《从经筵讲论看乾隆时期的朱子学》，《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