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东南局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研究

摘 要：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东南局引领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为浙江的红色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中共中央东南局紧紧抓牢抗战进步文化的领导权，通过创办抗战红色报刊、开展抗战文艺活动、依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多种途径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传播内容、手段和效果上，呈现出隐蔽性与灵活性、多样性与主导性、时代性与先进性相统一的地域性特点。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深刻改变了群众的思想状况和话语体系，影响了人们的判断和选择，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关键词： 中共中央东南局;全面抗战时期;浙江;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肩负起传播和创造先进思想文化的历史使命。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设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下简称东南分局）、①

中共中央东南局（以下简称东南局）②

组织和引领相关地区的抗日斗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中，东南局及其前身东南分局，作为闽、浙、赣、苏、皖五省的指导机关，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与敌人进行了近三年半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南分局与东南局坚持组织东南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抗战时期浙江主要处于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在各种思想文化、政治力量的角逐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独特地域。东南局在浙江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系列工作取得了卓著成效。目前，学界关于东南局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东南局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程，③

鲜有涉及东南局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传播的问题。本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东南局引领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进行探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共中央东南局在浙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是‘英雄’而是人民群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只有当科学的、革命的真理为绝大多数人所熟知和应用，我们才能真正推动历史车轮的进步。东南局自成立之日起，便一直致力于浙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以《东南战线》和《浙江潮》等刊物为主阵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利用留守处开展宣传，通过群众文艺演出和集会等形式在浙江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传播媒介：抗战红色报刊

创办思想先进的报刊，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之一。东南局及前身东南分局积极组织创办红色报刊，并以此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团结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为此，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做了系列重要指示，提出要“加强出版界与各报纸杂志的联系，及有计划地进行抗战的宣传与教育工作”。

《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关于六、七两月工作的决定》（1938年6月1日），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 抗日战争时期（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在杭州沦陷前夕，浙江省国共两党省级机关南迁至战事尚未波及的金华和永康方岩，金华一时成为浙江省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1938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金华设立中共临工委、中共金衢特委等机关。1938年夏，中共浙江省委成为东南分局直接领导的党组织。

苏多寿主编，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史略》，第11页。 随着战事的发展，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由永康迁至毗邻金华的丽水，金华—丽水区域成为浙江抗战的“文化主战场”。据统计，1937年底至1940年初，浙江省先后创办的抗日期刊多达500余种，这期间创办的期刊数量是全面抗战时期期刊总数的一半以上，

浙江出版史编委会：《浙江出版史料》第15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数量远超战前的几十倍，

金延锋、黄旦主编：《浙江抗战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这些期刊大部分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人士创办的，抗战文化宣传在金华—丽水地区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一时期，也是东南分局和东南局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浙江省创办的红色报刊，主要有《抗建论坛》《东南战线》《青年团结》（东南分局青年部在金华创办的机关刊物）《动员周刊》《抗日报》《战地半月刊》《生线》《东南儿童》等。

金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金华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63-766页。

东南局直接领导的《东南战线》是当时中共浙江省委文委发行的机关报。

《东南战线》半月刊由《战时生活》和《抗建论坛》合并而成，是中共浙江省委文委主办的综合性刊物。《战时生活》于1937年11月1日由王闻识、陈叔时、翁泽永等创办于杭州，设有社论、短评、战时动态、通讯报告等栏目。该刊贴近抗战生活与现实，揭露社会黑暗，反映劳苦大众的心声，深受读者的喜爱，尤其是受到青年读者的青睐。1938年12月因并入《东南战线》而停刊，共出两卷30期。《抗建论坛》于1938年7月15日在金华创办，主编骆耕漠，原名《新中国》，第6期起改为《抗建论坛》。1938年12月停刊，共出15期。从1939年1月20日创刊到1939年6月12日被国民党禁刊，总计发行5期，在全国设有36个发行点。尽管《东南战线》存续不到半年时间，但它在浙江抗战史上却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一，《东南战线》以简明通俗的语言刊登进步知识分子翻译与解读的马列主义观点和经典著作等内容，从而更利于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接受，符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推介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等著作。第二，《东南战线》相继刊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理论文章，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宣传，同时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战立场。如第二期刊登了毛泽东于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题为《论新阶段》的讲话，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余敢：《介绍〈论新阶段〉》，《东南战线》第1卷第2期，八路军总政治部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前线 边区政报 东南战线》，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323页。第三期刊登了王稼蔷的理论文章《论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

王稼蔷：《论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东南战线》第1卷第3期，八路军总政治部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前线 边区政报 东南战线》，第348-351页。 第三，发表了大量宣传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抗战的文章。如第一期刊登了千家驹的《国民动员的两种态度与两种方式》，

千家驹：《国民动员的两种态度与两种方式》，《东南战线》第1卷第1期，八路军总政治部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前线 边区政报 东南战线》，第232-234页。第四期刊登了题为《纪念中山先生逝世十四周年》

《纪念中山先生逝世十四周年》，《东南战线》第1卷第4期，八路军总政治部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前线 边区政报 东南战线》，第400-401页。的社论。此外，还刊登了一些同情中国革命的外籍进步人士的文章，如第三期刊登了由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发表的演讲词——《只有团结广大群众，才能争取胜利》，

[美]史沫特莱讲，思今记录：《只有团结广大群众，才能争取胜利》，《东南战线》第1卷第3期，八路军总政治部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前线 边区政报 东南战线》，第347页。第五期上刊登了美国进步作家D.M.D君原的《统一则我们能抵抗》。

[美]D.M.D君原著，高文达译：《统一则我们能抵抗》，《东南战线》第1卷第5期，八路军总政治部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前线 边区政报 东南战线》，第457页。

中国共产党间接支持和指导下创办的具有红色灵魂和导向的报刊数量也很多，如《浙江潮》《民生日报》《民族日报》《合工十日》《浙江妇女》《野战》《浙江日报》《政工生活》《铁血》《嘉兴人报》《战声》《民舌》《力行》《火花》《进攻》《突击》《中华儿女》《战旗》《战地合工》《战时生活》等。这类报刊虽多由国民党出资创办，但在思想上行动上，则由中国共产党主导。

熊彤：《抗战报刊在浙江抗日救亡中的作用：以〈浙江潮〉〈东南战线〉为例》，《中国纪念馆研究》，2014年第2期。 其中，《浙江潮》是全面抗战时期由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委托严北溟创办的进步刊物，旨在启迪民智，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它一方面代表了政府的声音，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声器”。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民族日报》社和《浙西导报》社内组建了特支（总支），归中共浙西特委领导，同时中共浙西特委又主要接受东南局的领导。

湖州市民国史研究院编著：《湖州简史（1911-1949）》，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16、318页。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参与其中，《浙江潮》所反映的内容具有统战性质，给广大民众所传达的思想是积极进步的。

创办抗战进步书店和发展出版业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方式。为了发挥进步报刊、书籍的宣传引导作用，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特别是救亡青年的需要，浙江党组织选派党员在各地开设进步书店，发行销售各种进步书刊。战时浙江出版机构的进步力量始终以坚决的抗战态度活跃在出版领域。抗战初期，浙江党组织在金华开设生活书店金华分店和新知书店金华分店;在丽水开办新知书店丽水分店;在绍兴开设绍兴战旗书店和嵊县群力书店;在温州开设生活书店特约分店、新知书店特约分店;在宁波开设新生书报社、抗建书店、抗战书店等。这些书店出售和发行了《列宁主义问题》《资本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什么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A、B、C》等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以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和文章，如《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同时销售《新华日报》《解放》《群众》《东南战线》等各种抗日进步报刊。此外，这些书店大部分设有中国共产党的联络站和交通站，用以联络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号召大家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中去。正如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浙江在文化教育上的进步表现是其他省份很难比拟的，因报刊出版物的贩卖相对比较自由，“抗战以来浙江出版的先进刊物和报纸至少有百种左右，开办了几十家新书店”，

《刘英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一九三九年七月下旬），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 抗日战争时期（上）》（抗日战争时期上），第131页。书籍销售范围相较于其他省份也走在前列。 全面抗战时期，浙江的进步书店和出版业为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民众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成为激励浙江人民英勇抗战，迈向最终胜利的精神力量。

（二）传播方式：抗战文艺活动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通过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通过生动、贴切、易于接受的歌、舞、戏剧、漫画等宣传方式，来推进通俗大众化的文化启蒙工作。1938年11月，中共浙江省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省文委）在金华成立，统一领导全省抗日文化工作。在东南分局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做得扎实细致、精准有效。浙江党组织非常重视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工作，浙江临时省委提出要“利用所有的宣传方式——文字的、口头的、戏剧、歌咏、座谈会、纪念会、各种刊物、报纸、各种救亡团体进行广大的宣传”。

《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关于六、七两月工作的决定》（1938年6月1日），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 抗日战争时期（上）》，第32页。 同时，还明确要求切实对宣传队、话剧团、唱歌会、研究班、座谈会等活动给予指导。

《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关于七、八两月工作的决定》（1939年6月11日），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 抗日战争时期（上）》，第93页。 1940年春，东南局决定在浙江省文委的基础上成立东南文委，领导浙、皖、赣、闽四省的抗日文化工作。在金华，东南文委继续加强对浙江文化界的团结和领导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组织文艺界以歌、舞、戏剧、漫画等各种传播渠道开展抗战文艺活动，激发了人们的抗战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