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史和情感史的交融：情感有否性别差异的历史分析

主持人语（王晴佳）：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新《婚姻法》取消了买卖婚姻，主张男女平等，提倡以自由恋爱为基础的婚姻。恩格斯曾引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毛泽东主席也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著名论断。毋庸赘言，大部分妇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中，走出了家庭，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与晚期帝制时代经历缠足的苦痛、被相夫教子的责任所束缚，有着天壤之别。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妇女地位的最终改善、男女之间的平等，不是单方面努力就能做到的。我们更需要两性关系、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乃至整个社会对性别认知的改善和改变，而要企及这个目标，性别研究和性别史的研究便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自20世纪末以来，性别研究和性别史的研究，在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都有所开展，但其规模和成果仍不尽人意，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拓展。本专栏包括三篇文章，分别探讨性别史与情感史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日本学界二战研究的性别视角;美国妇女史到性别史的转变及其焦点。以当代史学的国际发展态势而言，妇女性别史及与之相关的家庭史、情感史、儿童史等流派，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和发展方向。我们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中国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点参考和镜鉴，也期待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性别问题，能得到学界更多同行的参与和重视。

摘 要： 性别史和情感史大约同时在20世纪末兴起，成为当今世界史坛引人瞩目的新流派。从西方史学发展的角度着眼，性别史和情感史的勃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情感表达的性别差异着手，史家揭示了性别构成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情感和性别于是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性别构成的历史演变揭示，男女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一种普遍和深入的权力关系，在近代社会表现尤为明显。性别史和情感史的联手，揭橥了欧洲二元论哲学思维的不足，有助于重新思考传统的历史分期，检讨以理性主义为前提的近代史学遗产。总之，性别史、情感史及与之相关的身体史、家庭史、儿童史等学派的兴盛，挑战了近代史学的“宏大叙事”，从“由内而外”的角度探究人的自身，涉及历史研究中更为根本和关键的问题，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身体的交流和互动及家庭、子女和社会的关系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

关键词： 性别史;情感史;妇女史;当代史学潮流;性别和社会性别

当代史学的发展走向，大致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趋势。与19世纪的历史研究不同，当今并没有一个流派能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一个新兴史学流派的勃兴，往往兼顾其他相关的研究兴趣。性别史和情感史这两个史学流派的兴起和交集，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因为两者不但几乎同时出现，而且自始至终呈现出一种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在西方文化中，一个熟知的例子就是：女性常被视作“情感的性别”（emotional sex），抑或“情感的女性”，从而与“理性的男性”相对照。社会心理学家爱格妮塔·菲谢尔（Agneta Fischer）在2000年主编的《性别和情感：社会心理的视角》，是较早的一本探究情感与性别关系的著作。2018年法国的《克莱奥：妇女、性别、历史》（Clio：Femmes，Genre，Histoire）杂志出版了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情感与性别关系的专辑，由史学家达缅·柏奎（Damien Boquet）和狄迪尔·莱特（Didier Lett）主编。上述几位编者不但学术背景相异、性别也不同（后两位是男性），但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性别与情感之间存在着一种被人认作理所当然的自然联系。（Agneta Fischer，ed.，Gender and Emotion：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ix; Damien Boquet & Didier Lett，“Editorial：Emotions and the Concept of Gender，” Clio：Women，Gender，History，Vol.47 （2018），p.7.）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本文写作的契机，但却不是笔者写作的主要目的。本文写作目的有三：一是从史学史的角度，描述性别史和情感史这两个史学流派的兴起及其相互关联;二是以西方历史和文化为背景，讨论当代史学界出现的有关情感反映性别差异的重要作品，探究两者成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意义;三是从史学发展的角度，分析和考察性别史和情感史这两个新兴的史学流派，如何质疑和挑战近代传统的历史观念，进而论述和考量它们对当代史学的演变所做的贡献。换言之，笔者虽然不会直接解答情感与性别之间是否应该形成一种自然的关联，但探讨上述三个问题将有助于理解产生这一关联的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历史研究的宗旨之一是鉴往知来，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性别与情感之间的复杂关系，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身体、心理和情感等层次认识历史活动中的人及其行为。

一、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性别和情感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性别史和情感史不仅几乎同时在20世纪最后十多年兴起，而且都面临一个相似的问题，即研究对象的历史性。这一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书写传统对史家视野的限制，二是性别和情感因其身体和生理的属性，长期以来不被视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古今中外的历史记载和书写，大致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所推动，而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又往往发生在政治、外交和战争领域，因此早期的史书便大多以此为主要内容。中国最早的古史之一《尚书》，便收录了帝王君臣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即现代语义上的帝王诏书、宣战令、外交文件、战争谋划等内容。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虽以包罗万象著称，但其记载则以希波战争为主线，之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书名和内容都显示，那是一部以战争为主题的史书。在战争、政治和外交活动中，两性和情感都不可或缺，但其主角则大多是男性，因此古往今来的历史书写，均以男性精英的活动为主体，只是偶尔涉及女性和情感等方面的内容。这一传统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前，虽然间或有人提出质疑，但没有产生明显的改变。性别史和情感史等新兴流派，要到20世纪末才渐渐崭露头角。

其次，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流派相比，性别史和情感史所研究的对象，因其属于生理和身体的领域，以前不被视作历史考察的对象。传统抑或常规的历史研究，注重探讨历史现象的变化及其原因，并尝试做出某种因果解释。但倘若将两性之间的差别，完全从生理的层面考量，将其视为相对的两极，并且一成不变，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没有明显的历史性。譬如在传统社会中，男性常居于比女性高一等的地位。倘若将这一社会地位的差别视作两性生理特征不同所致，男尊女卑是自然的产物而不会变更，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别，那么性别史研究便不会成为当今一个蓬勃兴旺的领域。依照性别史专家索尼娅·罗斯（Sonya O.Rose）的分析，在性别史研究兴起之前，男女的性别之差被视为“自然的差异”，并以此“说明或解释人们观察到的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上的差异，他们在世界上生存方式的差异，以及男女在多种权力形式下的差异。重要的是，男女之间关系的等级属性是一种预设前提，从未被质疑”。（ [美]索尼娅·罗斯著，曹鸿译：《什么是性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与性别史相比，情感史的研究对象乍看起来似乎更缺乏历史性，因为在已知的文明史中，男尊女卑固然是常态，但毕竟有形式上的不同。而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情感，无论古今，总是与人类社会紧密伴随。古人和今人具有的这些情感，如果没有明显的差别，那么历史研究就无从展现其特长，以描述、分析和解释情感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及其原因。（ 有关情感是否能成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问题，参见Rob Boddice，“The Affective Turn：Historicizing the Emotions，” in Cristian Tileagā & Jovan Byford，eds.，Psychology and History：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p.147-165.）伊彦·普兰普尔（Jan Plamper）在其《情感史导论》一书中指出，在19世纪之前，人们关注情感，基本将之视为“固定不变、超越文化、跨越时空、无关种族的生物和生理的”现象。（ Jan Plamper，The History of Emotions：An Introduction，trans.Keith Trib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2.）当时及其之前、之后的历史书写，自然也包含情感的内容，但并不将情感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来看待，情感史作为一个史学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未在史学界登场。

性别史的前身是妇女史，后者的开展与20世纪60年代的风云变迁息息相关。当时兴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引发人们开始关注妇女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但如上所述，受制于性别关系为自然属性的传统观念，妇女史的研究只以妇女为考察对象，有点自我设限、自我排除于史学界的主流，没有促进后者在观念和方法上的变化。到了80年代这一情形逐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些妇女史家强调要想真正理解妇女的历史作用，需要同时考察两性关系。他们提倡用社会属性的“gender”（一般译为“社会性别”）来取代生物属性的“sex”（性别），主张两性关系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琼·斯科特（Joan Scott）于1986年发表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一文，是当时提倡性别史研究的重要论著之一，有力地推动了性别史的开展。（ Joan Scott，“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5 （Dec.1986），pp.1053-1075.）性别史研究的特点是，强调两性关系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突破女性和男性分属“私”和“公”不同领域的传统思维，突出性别差异的社会性，而不是其生理性。因此性别关系就作为一个历史的变量成为值得深究的新领域。

情感史研究的开展得益于情感研究的兴盛。二次大战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及脑神经科学、医药学等学科就情感对人的行为之影响，做出了不少新的分析和探索。这些研究比较侧重情感的普遍性，而史学界开始注重情感的历史性，这与社会史的研究有关。美国《社会史杂志》的创办人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与凯萝·斯特恩斯（Carol Stearns）在1985年发表的《情感学》一文，便是一个著例。他们认为情感虽然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情感的表达则受制于社会的习俗和规范，并随着历史的变动而变化，因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 Peter Stearns & Carol Stearns，“Emotionology：Clarify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d Emotional Standard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0，No.4 （Oct.1985），pp.813-836.）情感史研究的先驱威廉·雷迪（William M.Reddy）在其《感情研究指南》一书中，特别关注了他所谓的“衔情话语”（emotive），即情感如何通过语言流露，而语言是变化的，并折射文化和历史的演变，因此情感成为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英]威廉·雷迪著，周娜译：《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另一位情感史研究先驱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则提出了“情感共同体”的概念，指出情感表达如何受制于某个特定的场所，即空间上的不同。同时，她通过比较宗教改革前后教徒赎罪的个案研究，指出情感流露虽然看起来相似（比如一个人在祈祷、忏悔的时候掉泪），但其含义却随着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有着显著的差异。她由此指出情感史的研究其实能很好地展现历史演化中变与不变的交叉互动，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分期的问题（譬如传统到近代的过渡）。（可参见罗森宛恩的下述著作：Barbara Rosenwein，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Generations of Feeling，A History of Emotions，600-17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p.1-15;“Periodization？ An Answer from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in Andrew Lynch & Susan Broomhall，eds.，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Emotions in Europe，1100-1700，London：Routledge，2020，pp.1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