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二战史研究的性别转向：口述证言、记忆研究与历史学的革新

摘 要：日本口述史起源于公元8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受近代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口述资料逐渐被边缘化，以文书档案为中心的政治史占据了历史编纂的中心位置。二战后，伴随着民众史和社会史的勃兴，口述史开始为日本主流史学界所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记忆转向，日本口述史研究的关注点，也从重构历史事实转变为考察历史叙事本身的建构与口述资料背后的语境、权力关系等，口述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革新。战争性暴力由于其议题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述资料，成为日本口述史的一个中心议题。日本史学界通过聚焦“慰安妇”和“斑斑女”的口述证言，从受害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战争性暴力，从性别视角推动和更新了战争史的研究。

关键词： 二战史;口述史;记忆研究;性别史;慰安妇;斑斑女

在战争的牺牲者和受害者中，女性占了很大比重，而战争中的性暴力尤其给女性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无论是集团性的有组织的性暴力，还是偶发性的个体性暴力，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频频出现。然而，研究战争给女性带来的影响并非易事。在既往的战争史包括二战史研究中，史学家们更倾向于关注官方年表中记录的具体事件，其中以女性为主体或有女性参与的事件并不多见，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也许源自女性在战争动员和战争进程中被排除，所以没有被视为战争的正式参与者;也许因为女性在历史的书写中处于弱势地位，没有机会留下更多的文字;抑或是因为女性发出的某些声音，违背了既定的战争史主流叙述范式，从而受到排除和压制。

日本史学界对于战争和女性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前，相关研究多从女性如何在战场后方从事军需劳动或社会生产以协助战争前线补给的视角进行考察。近年来，欧美学界从性别视角考察战争的研究颇为兴盛，①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史学界亦逐步认识到战争杀戮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性别压迫，与之相关的“慰安妇”问题、战争性暴力等议题一一浮出水面，以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为首的史学家深入挖掘政府档案文书等资料，对“慰安妇”制度展开了细致的实证研究。（ 参见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吉見義明編：『従軍慰安婦資料集』、東京：大月書店、1992年;石田米子、内田知行：『黄土の村の性暴力：大娘たちの戦争は終わらない』、東京：創土社、2004年;鈴木裕子：『「従軍慰安婦」問題と性暴力』、東京：未来社、1993年等。关于日本学界“慰安妇”讨论的学术史梳理，可参见Yang Li，“Reflections on Postwar Nationalism：Debat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Japanese Academic Critique of the ‘Comfort Women’ System，”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No.1（2020），pp.41-55.）在中国学界，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等学者也一直倾力挖掘慰安妇相关史料，揭露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 参见苏智良：《“慰安妇”问题基础概念再探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第114-120页;陈丽菲：《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中华书局2006年版;胡澎：《性别视角下的“慰安妇”问题》，《日本学刊》，2007年第5期，第116-127页;刘萍：《性别维度下的“慰安妇”问题研究及其界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第82-91页;朱忆天、王寅申：《“慰安妇”问题与东亚地区的“历史和解”——透视朴裕河〈帝国的慰安妇〉一书之论争》，《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第158-166页;宋少鹏：《媒体中的“慰安妇”话语——符号化的“慰安妇”和“慰安妇”叙事中的记忆/忘却机制》，《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第137-156页;王晴佳：《口述证言能否成为历史证据？——情感史研究对近现代史学的三大挑战》，《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5期，第104-117页等。）从性别视角介入战争研究，可以说是全球战争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便是关注战争史书写中被压抑和被排除的女性声音，进而唤起关于女性的记忆，思索战争中的性别结构和性别压迫。这不仅仅是对既有战争史研究的补充，亦能从史料和方法论等多个维度挑战既有的战争史书写。本文以日本二战史研究近年来出现的新动向为主题，探究战争史研究中的性别转向，从女性的视角切入日本史学界关于二战的历史叙述，考察围绕战争口述证言的研究如何在某些方面挑战并革新了日本近代历史学的传统。

一、日本史学的口述史传统

日本口述史的雏形可以追溯到8世纪初叶的闻书，这是将直接或间接从他人那里听到的内容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的一种史书。中世前后，叙事风格的闻书成为历史编纂的主流形式，例如《大镜》（平安时代后期的纪传体史书）就是一部记录两位老人讲述过往传闻的作品。需要留意的是，在闻书的生成过程中，讲述者的叙述和记录者的记录使用的是不同文体，前者是口语体，后者是书面体。由此缘故，闻书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讲述者的原意和事实真相，多半取决于记录者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塚原鉄雄：「日本の書物における聞き書の伝統」、『思想の科学』111号、1979年10月、9頁。）

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着手编纂官方历史，在1875年设置了修史局，1877年改组为修史馆，修史项目于1888年被移交给东京帝国大学。此时东京帝国大学史学学科的设置以国史和西洋史为中心，重野安绎、久米邦武、星野恒等重视史料考证的史学家被聘任为国史系教授。这一时期，历史编纂的范式和理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国史编纂以政治史为中心，主要依托文书史料。与此同时，明治时期的史学家们并没有完全忽略和抛弃口述史料。19世纪90年代，为了保留旧幕府时期的历史记录，以重野、久米为首的历史学者发起了收集幕府时代元老口述历史的“旧事咨问会”，邀请供职于江户幕府的各级官员讲述他们在幕府工作的情况，以一问一答的会话体写成《旧事咨问录》。这是一部关于前江户幕府官员具体职责的证言集，详细记载了江户幕府各项制度和职位的实际情况，内容涉及幕府将军的日常生活、大奥（内殿）、财务、公务、镇守官、外国官员等诸多方面，迄今仍被日本史学界视为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 旧事諮問会編集、進士慶幹校注：『旧事諮問録——江戸幕府役人の証言』（上下）、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与先前闻书大多使用书面体不同，《旧事咨问录》用口语体书写而成，并明确区分了叙述者和记录者，已开始展现出近现代口述史的雏形。（ 19世纪90年代前后，日本出现了“言文一致”（日本的“白话文运动”）的风气，其目的是使口语体和书面体走向一致，当时的口述记录也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口语体。）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虽然《旧事咨问录》的史料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但其编纂目的和定位，是在以政治史为中心、侧重史料考证的实证史学风气下，对于以文献档案为主要参考的历史书写的一种补充，充其量只能算作辅助性的历史资料，对于既有的历史学范式并未构成冲击。

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1875—1962）对明治以来以政治史为中心的、重视文书资料的历史学范式提出质疑。柳田批判了以伟人和政治家为中心的史学，提倡关注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庶民的历史。他开创并推动了日本民俗学的发展，使庶民的生活经历与历史逐步受到重视。（ 有关柳田国男的研究及其对日本史学的影响，参见[日]永原庆二著，王新生等译：《20世纪日本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53页。）然而在很长时间内，民俗学或民众史并没有被历史学界视为一种学术性的历史研究领域。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口述史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既有的政治史之外，自下而上的历史建构受到关注，殖民地、女性、劳动、社会运动等新的研究领域陆续出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的学术团体逐步开展了口述史的尝试，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口述史研究作品。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有鹤见和子和木下顺二编写的《母亲的历史：日本女人的一生》，（ 木下順二、鶴見和子編：『母の歴史：日本の女の一生』、東京：河出書房、1954年。）以及上野英信以对采矿工人的采访为基础，揭露矿区暴力横行和恶劣条件的《沉重的坑夫》（ 上野英信：『追われゆく坑夫たち』、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等。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史、民众史、女性史获得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边缘化群体逐步进入学者的视野。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口述史愈发受到重视，开始为主流史学界所关注。中村政则的《劳动者与农民》是当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中村政則：『労働者と農民：日本の近代をささえた人々』、東京：小学館、1976年。）这是一部从底层民众的视角出发，聚焦于自下而上支撑着日本现代化建设的女工、矿工和农民的民众史著作。中村在大量访谈的基础之上，描述了在沉重的劳动和压迫中被贫穷压垮的民众的觉醒。这本书不仅让底层民众受到更多关注，也促使史家重新理解阶层、压迫、抵抗等概念，从而反思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中村政則：『日本の近代と民衆——個別史と全体史』、東京：校倉書房、1984年、86-93頁。）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样也是女性口述史蓬勃发展的年代，日本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地区性的女性史研究会，致力于通过口述的方式发掘和记录各个区域的女性历史。2006年，日本成立了日本口述史学会（Japa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集结了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专业人员以及收集口述记录的民间人士，跨学科、跨领域地围绕口述史进行集中且深入的研究。

二、日本女性口述史的发展

在日本口述史研究领域，女性口述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日本中央大学教授长野弘子的观点，日本女性史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 長野ひろ子：「日本におけるジェンダー史と学術の再構築」、『歴史評論』672号、2006年4月、2-16頁。）自那时至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史书写主要包含两股潮流。第一股潮流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以进步史观为底色的女性史，其主要特征是以日本战败为节点，将日本女性史看作女性从受压迫到解放的历史。井上清（1913—2001）的《日本女性史》是其中的代表作，（ 井上清：『日本女性史』、京都：三一書房、1949年。）其主要观点建立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基础上，将女性的历史看作被阶级压迫所支配的历史，将女性的解放从属于劳动阶级的解放。第二股潮流则是重视女性日常生活的女性生活史，以村上信彦（1909—1983）的四卷本《日本妇女史》（1969—1972）为代表，详细展现了日本大众妇女生活的多重面向。村上批判了井上的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使女性生活史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对立。水田珠子在村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父权制这一研究视角，强调对父权制的理解和剖析是研究日本女性史的基础。（ 参见古庄ゆき子編：『資料 女性史論争』、東京：ドメス出版、1987年;上野千鶴子：『差異の政治学』、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56-89頁。）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唯物史观派影响的减弱，（ 唯物史观派学者犬丸义一称之为“理论的后退”。参见犬丸義一：「女性史研究の課題と観点·方法」、『歴史評論』280号、1973年9月、1-19頁。）个人史、地区女性史等研究领域逐渐兴起，日本女性史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然而，除了少数精英女性之外，绝大多数女性并没有留下太多文字，公文书、回忆录、报刊等文字资料的写作者大多是男性。因此，女性史的研究很快遇到了一个挑战乃至困境——史料不足，通过文字资料留下的历史大多为男性视角。女性参与的领域，例如家务劳动、生育、家庭成员的人际关系等，都被视为不值得文献记载的事宜。基于男性体验和视角写作而成的历史，被当作人类普遍的历史。（ 倉敷伸子：「女性史研究と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588号、2007年11月、15-27頁。）女性口述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在于质疑和挑战以男性经验为主体、以文献资料为中心的近代历史学。女性史家们开始尝试借鉴其他学科例如社会学的调查方法，重新书写属于女性的、有女性参与的历史，而口述资料的收集和保存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60年代末至70年代是妇女口述史蓬勃发展的时期，1968年山本茂实的《啊，野麦峡》（『あゝ野麦峠』）、1976年森崎和江的《南洋姐》（『からゆきさん』）等作品相继出版，底层女性史、地方女性史勃然兴起。名古屋女性史研究会、北海道女性史研究会等民间地方性组织陆续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女性口述史的发展。

这一时期，女性口述史研究与其他形式的历史研究一样，其终极目的是追求历史的真相。出版于1972年的口述史作品《望乡》（『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是底层女性史的代表作，讲述了明治到大正时期日本女性到东南亚卖春的历史，这些女性在日本被称为“南洋姐”。作者山崎朋子在日本九州天草地区采访了十几位曾经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从事卖春活动的“南洋姐”，聆听她们的艰苦生活和悲惨处境，创作了这部关于底层女性的口述史作品。对这部著作的写作动机，山崎朋子介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