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历史考察

摘 要：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高校数量不断增加，形成了以上海与北平为中心、遍及全国的高校分布带。大学毕业生学科比例文多实少，其性别结构男多女少。受就业地域、所学专业、性别、高校类型等限制，文科大学生就业难而实科大学生就业易，职业流向呈现多样性，大多为所用非所学。大学毕业生主要就业于东南沿海与华北地区，零星分布于边疆地区，其薪酬待遇差距悬殊。国民政府、高校、社会与个人等，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成效有限。

关键词：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大学生;就业

大学生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学生就业更是牵涉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多重层面的社会课题，历来受到关注。当前，随着中国高校持续多年的扩招，毕业生数量急剧增加，2021届高校毕业生总规模达909万人，首次突破900万，再创历史新高。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事实上，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就曾备受时人瞩目，各类文章常见诸报端。目前，学界关于民国时期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成果多从微观层面零星涉及，多集中于对大学生文实学科类别、就业难、失业结构等问题的探讨，①对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及其相关问题缺乏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档案、报刊等资料，拟对全面抗战前大学毕业生及其就业问题进行全方位地梳理和探讨，以补充、深化此问题的研究。

一、全面抗战前高校及大学毕业生概况

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始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盛宣怀在天津创设的中西学堂，即后来的北洋大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成立。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朝重申兴学政策，并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其中《癸卯学制》明确规定清末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学制3年）、分科大学（学制3～4年）、通儒院（学制5年）等三级。②大学本科修业年限为三年至四年，所学内容涵盖八个科目，每科又包含若干门课程。当时的教育盛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于西洋学术，除军事外，特重实用科学，同时对本国文化也较为重视。（罗廷光：《中国大学教育之展望》，《读书通讯》第146期，1947年，第3页。）可见，清末，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已初现端倪，从学科体例、修业年限等层面对大学教育加以规范。初具雏形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为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12年，“民国肇兴，重订学制，高等教育机关有大学院、大学、高等师范及专门学校，各分本科预科。大学分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大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或四年”。（罗廷光：《中国大学教育之展望》，《读书通讯》第146期，1947年，第3页。）1922年，北洋政府在新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对大学体制进行改革：开设单科大学，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大学，大学实行选科制，废除了大学预科。（罗廷光：《中国大学教育之展望》，《读书通讯》第146期，1947年，第3页。）1924年后，公立大学开始超过私立大学，大学生总数骤增，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在高校种类、学科设置、修业年限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划，中国高等教育学制渐趋成熟。大学分文、理、法、商、教育、农、工、医八学院，设立三个学院以上者称大学，但所开设的三个学院中必须包括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这四个学院中的一个，否则只能称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分农、工、医等类，修业期限为两年或三年。（ 罗廷光：《中国大学教育之展望》，《读书通讯》第146期，1947年，第3页。）1929年，教育部公布大学、专科学校及私立学校的规程，全国公私立大学及专科学校均须遵照组织法及规程办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孙本文报告近三年来全国大学及专校概况》，《湖北教育厅公报》第2卷，1931年第17期，第3页。）1931年，教育部规定大学教育实行学分制，注重理论科学研究。至此，大学学制体系与教育体系已臻于完善，各地高校纷纷创立。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高校数量不断增加，呈现平稳发展的态势。1929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有85所（公私立大学58所，专科学校27所），1932年增至103所。

上表是1932—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历年的学校数量。这一时期高校数量大体保持100余所，其中大学和独立学院中的私立学校的数量多于专科学校，其次为省市立学校，国立学校最少。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受战争影响，高校数量骤减。

就空间分布而言，清末民初，中国高校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如北平、上海等地。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高等教育日渐成熟与完善，专科以上学校数量与日俱增，形成了聚集于中心城市与零星分散于全国各地的空间布局。1930年，中国有大学生33 874人，其中20 463人（约占60%）分布于北平、上海这两个城市。（ 罗廷光：《中国大学教育之展望》，《读书通讯》第146期，1947年，第4页。）这种畸形现象直接影响此后高校的空间分配与布局。1932年，全国共有104所专科以上学校，主要分布于四大中心：东部的京、沪有28所;北部的平、津有20所;中部的川、鄂、豫、湘有12所;南部的广州有7所;其他各省多则6所，少则1所。（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二十一年度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统计》，1934年，第1页。）东部高校数量位居第一，北部第二，中部第三，南部第四。1936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分布于北部、中部、东部、南部、西北部五大区域。其中东部的京、沪共有31所;北部的平、津、冀、晋、鲁各省市共有30所;中部的川、鄂、豫、湘各省共有45所;南部的两广、闽、桂、滇各省共有13所;西北部的陕、甘、新疆各省共有3所。在这108所学校中，上海有25所，北平14所，广州7所，南京6所，（ 陈端志：《民国二十五年后之教育：事变前之教育：（一）高等教育》，《申报年鉴》，1944年，第969页。）约占学校总数的48%，几近一半。时至1936年，除五省二区（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宁夏等省及蒙古、西藏二区）外，其余地方皆创办了大学。可见，当时高校形成了以华北、东南沿海为主，向北部、中部、南部发散，且兼及边疆地区的高校分布带。

这一时期，中国高校数量的增加与规模的扩大，带动着各式高校毕业生不断增多，详见下表。

由上表可知，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历年毕业生人数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1912年有毕业生490人，至1917年增至1155人，1918年则减为900人。因1913—1914年入学人数较多，故1915—1916年毕业生亦较多。1915年以后入学人数较少，因此1917年以后毕业生人数亦略减。在1919年至1924年，毕业生由1138人增至2397人，1925年复减为2272人，1926年增至2841人，1927年又减至2714人，1928年起复由3253人逐年上增，至1934年增至9622人，为民国以来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为改变文类多于实类的不平衡情况，自1932年起教育部限制文法类学校的设置，1933年又限制招收文法类学生，入学学生的人数有所减少，故1935年毕业生人数亦随之减为8673人，较1934年减少949人。（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国高等教育概况》，1939年，第46页。）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受战争影响，一部分学生由战区迁避内地，或因经济困难而休学，或因迁徙而延误入学时间，或因一部分学校停顿，学生四处流散，因而毕业生人数骤降至5137人。

如表2所示，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为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于全国各地高校中开设文、法、理、农、工、商、医等学科，培养各类人才。1930—1937年文实比率分别为：3.57、2.51、2.47、2.32、2.37、2.03、2.02、1.1，这表明学生文多实少的差距逐年缩小，至1937年文实毕业生比例基本趋于平衡，这与1932年教育部采取限制招收文类大学生的措施有直接关系。因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学科结构总体趋势是文多实少，这对毕业生择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教育部对全国高校学科设置比例的调整，文科与实科毕业生比例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男女同校已成为必然。

上表所示，1932—1937年，中国高校历年女生分别为5161人、5899人、6272人、6378人、6375人、5352人;男生分别为：37 549人、37 037人、35  496人、34 750人、35 547人、25 836人;女生人数一直维持在五六千人左右，男生数量的变化则呈现递减趋势，男女比例分别为：7.28、6.28、5.66、5.45、5.58、4.83。就学科而言，女生多集中于文、法、商、教育、理等科，工、农、医等科女生人数相对较少。

二、大学毕业生特色鲜明的就业态势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着内外交困的中国，国内战争此起彼伏，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工厂、商店纷纷倒闭，城市经济凋零破败，农村经济日益衰落，大学毕业生亦被卷入失业的洪流中，就业压力陡增。全面抗战爆发前，“在中国几乎是有一百个的专门学校，从这些学校里毕业出来的每年有七千个年青的男女学生，仅仅只有两千人可以找到职业的”。（[美]施驾德著，周而复译：《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社会月刊》第1卷，1935年第3期，第12页。）具体说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毕业生在就业百分比、职业流向、空间分布、薪酬水平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1932年，据大公报馆调查，这一年北平工学院共有毕业生66人，已就业8人，未就业58人;南开大学共有毕业生39人，除2人继续研究外，已就业14人，未就业23人;河北省立商学院共有毕业生88人，除19人继续研究外，已就业14人，未就业55人;上海持志学院共有毕业生152人，已就业58人，未就业94人;国立浙江大学共有毕业生77人，除土木工程学系男生1人已就业，以及数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男生各1人继续研究外，其余均未就业。（ 汪忠天：《毕业与出路》，《哲学与教育》第1卷，1933年第1期，第1-2页。）可见，这一年以上几所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1934年《中华教育界》刊登的调查数据能够反映出全面抗战爆发前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详见下表。

上表是汪忠天历时五年（1929—1933），对当时国内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后得到的18所高校的就业数据。交通大学634名毕业生全部就业，就业百分比为最高，最低为河南大学，毕业的78人中有54人就业，就业百分比为69%。以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分比从69%至100%不等，这反映出不同类型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在正常范围内波动的态势。从上表的数据看，这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并不低，这一方面是因为所统计的高校学生多为交通、医学等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因为这仅是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的局部统计，无法真实地复原全国高校大学毕业生总体低迷的就业形势。事实上，民国时期，囿于多种因素的掣肘，有关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的详尽且全面的统计资料较为匮乏，仅能通过个别年份部分高校的调查，以窥知一二。这些统计数据既能体现某些高校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又能彰显出部分大学毕业生正常与真实的就业状态。

大学毕业生除就业百分比变化不一之外，其职业流向亦是多种多样，详见下表。

由上表可知，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数最多，共有1239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32.7%，最少为党界及编译界计22人，共占0.6%。就各校而言，交通大学的634名毕业生全部从事交通工作，其余各校的毕业生分别从事各个领域。从事教育的毕业生，占全体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左右。就各个学校而言，除交通大学及江西医专两校外，其余各校的毕业生中都有人从事教育工作。

然而，清末以来，专科以上学校学科设置“文多实少”的趋势一直存在，致使文法类毕业生较理工农医等实类毕业生为多，就业人数的差异给原本脆弱的就业环境带来了压力。部分毕业生虽然能够就业，从事不同的职业，但存在“所用非所学”的现象。1930年8月，上海30余所高校的暑期毕业生至少有3000人，已就业者约1000人，余下的2000人均尚未就业。“已有业的人们——真正能够学成致用者固有——而所用非所学者实居多数，如学法科的做商业，学理科的当书记，甚有在大学教育科毕业的教育学士，欲厕身小学校亦不可得”。（ 王龙章：《大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民国日报》，1930年8月5日，第3版。）透过此篇时评，可以获知上海高校已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多是“所用非所学”，并且他们还存在着就业难的问题。文类毕业生主要进入教育领域与政府机关等工作，特别是因“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很多毕业生欲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希冀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以至出现一个职位几百人应聘的现象，亦折射出竞争的激烈。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大学生“因着每年的毕业人数一次一次的增加。纵然有些谋得一官半职，大都是学非所用，因而学工或学医的人，公然也作起官来，形成盲目的政治……学法政的也要办工厂，学理工的也要去做官，诸如此类”。（ 仪声：《大学生的失业问题》，《民生》，1936年第30期，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