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史研究的新范式：知识谱系、区域视角与时代意识

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其中将区域国别学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是新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件大事，因应了时代发展对学科建设的客观需求。学术界对此热议不断，相关研究成果迅即问世，涉及的议题主要包括区域国别研究的内涵和要求、区域国别学在我国兴起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区域国别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等;还有一些议题指涉特定的区域与国别问题。在谈到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时，有学者指出，已有的一级学科如世界史、政治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与区域国别学关联度最高;也有学者认为，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都与区域国别学有着密切联系。代表性成果参见钱乘旦、刘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钱乘旦教授访谈》，《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2期;汪诗明：《区域国别视阈下的大洋洲研究》，《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2期;韩东育：《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他山经验与自我实践》，《学海》，2022年第2期;陈恒：《超越以西方话语霸权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研究》，《学海》，2022年第2期;陈岳：《区域国别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赵可金：《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与布局》，《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

在学者们提出的关联学科及其研究基础时，世界史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学科之一。那么在这一新的学科语境之下，国别史研究将如何发展，以适应世界史学科发展和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需要，这是世界史从业者不得不思考的一个现实命题。

一、知识谱系

任何一个学科或研究门类都会在自身发展中建构自己的知识谱系。知识谱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客观上的知识谱系，即研究对象本身所蕴含的基本架构及其构成要素;二是主观上的知识谱系，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知识建构。区域国别研究强调对区域与国别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研究。这就需要建立有内在联系和相互映照的知识谱系。建构一个由研究对象各要素，且至少是主要要素所组成的知识谱系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区别于以往区域史、国别史或区域国别问题研究的显著特征之一。

历史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也是其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学科背景下的区域史、国别史，尤其是国别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亦逐步显露出来，比如知识供给明显不足、碎片化研究有蔓延之势。知识供给不足是指学界提供的相关知识信息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一些需要学界关注的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长此以往，这些被忽视或被轻视的领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冷门”或“偏门”。碎片化是一个较难定义的概念，它本是一个中性概念，是指一些学者不盲目追求热点或焦点问题，而是独辟蹊径，形成有个性化的研究领域，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凡事皆有度，有节则无虞”。如果一味地追新求异，去迎合一些刊物或某些编辑所谓的“创新”理念，那么除了仅能满足少数人的好奇心之外，别无其他方面的价值或意义。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学科发展缺乏知识谱系的建构。如果没有一个基于基本认知或得到大家公认的知识谱系，相关的学术规范就难以建立。这种“碎片化”的研究模式不仅浪费了有限的学术资源，对学科发展弊多利少，而且无法提供对社会有益的公共产品。正因如此，进入21世纪，加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

就国别史研究而言，在传统学科背景下，欧美史、俄国史等国别史受到重视，澳大利亚等一些中小国家的历史研究则处在边缘位置。从澳大利亚史研究情况看，其发展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为参与研究的人数不多，成果也比较有限;研究的议题主要包括土著史、殖民史、“白澳政策”史、华人华侨史、外交史、教育史、文学史等领域，其他如政党史、经济史、劳工史、社会福利史、医疗社会史等基本上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殊不知，这些被忽视的领域对认识澳大利亚的历史面相、了解该国的文明变迁以及国家的发展特点，都是不可或缺的。即便在那些受到较多关注的领域，研究的议题也较为单一。这两方面的情况叠加起来，就出现了知识供给不足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别史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区域国别研究为国别史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挑战，其中挑战之一就是知识谱系的建构。

知识谱系的建构需要反映人类认知的基本需求。研究者或学术共同体出于一种健康的心理，根据社会或公众认知需求主动选择认知对象，建构一个可以闭合以及产生辐射效应的知识体系。现有认知的不足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自发状态或无意识状态下的产物。由一种自发状态或无意识状态过渡到自觉或有意识状态，这就需要反思意识，并采取一些修补措施。如前所述，区域国别研究注重全方位和综合研究，这就在认知和学理层面避免了传统学科背景下偏重于某个领域或一些领域的狭隘研究格局。举例来说，在传统学科背景下，世界史学科下的国别史研究基本上将文学史排除在外。国内的国别史研究会几乎没有文学史背景的会员，国别史研究的刊物很少刊发文学史稿件，国别史课程鲜有涉及文学史内容，国别史研究生招生专业方向没有文学史方向，如此等等。毫无疑问，国别史是有关该国的政治、经济、外交、防务、文化（包括语言和文学）等方方面面的历史。那么，国别史研究可以不涵盖文学史吗？对区域国别背景下的国别史研究来说，如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将文学史纳入其中就是应有之义，也是必要之举;若将文学史弃之一隅，要想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史、社会史、教育史等展开全面和深入研究，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也应得到加强，比如经济史、医疗社会史、环境史等。就研究的每一个领域来说，同样需要构建自己的知识谱系。以政治史研究为例，政党史、政治制度史、政治组织史、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史等都是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区域视角

区域国别研究或区域与国别研究，是目前见于诸多文献中的两种提法。按照汉语的构词方式来看，前者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概念，而后者则是两个概念，即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但二者并置在一起，且在当下的语境下观照与理解，也可以视为一个概念。之所以把区域与国别放在一起，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依托、难以割舍的关联。离开国别去谈区域研究是不可能的，同样，离开区域去谈国别研究也是行不通的。

一个国家的生成与发展同其地理位置及其所在的周边环境息息相关。比如：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选择何种外交与防务战略，甚至一个国家的民风民俗及民族性，都可以从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中发现端倪，或找到某些合理的解释。这就是广受关注又招非议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政治学。

George Steinmetz，“Geopolitics，”in George Ritzer，ed.，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First Edition，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2，p.1.地缘政治用于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Aristole，公元前384—前322）从气候条件下推导出希腊城邦国家、邻近的帝国和部落各自的政治制度。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当地缘政治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时，这种思维方式得到了推广。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把民族国家概念化为一个正在成长的有机体，即“国家有机体论”。在试图把生物学的科学规律应用到国际关系时，他认为国家是从其掌控的土地中取得实力的，这是一种在国际上生存的能力。而拉采尔的瑞典籍同事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1864—1922）则把拉采尔的理论又推进了一步，并且首先使用了“地缘政治”（“Geopolitics”）术语。基于人口、经济、政治、社会和地理上的因素，他把“地缘政治”界定为具有生命形态的国家科学。

Soren Scholvin，Geopolitics-An Overview of Concepts and Empirical Examples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elsinki：The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6，p.8.后来，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而在法国政治思想家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看来，地缘政治学意味着“从地理角度对外交—战略关系进行图解，其借助的手段是对资源进行地理—经济分析，把外交态度解释成是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定居的、游牧的、农业的、航海的）结果”。

Raymond Aron，Peace and War，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6，p.191.

在传统学科背景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区域问题研究常常使用“地缘政治”这一概念、理论或方法。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大变。受此影响，“地缘政治”理论的优势地位渐渐让位于“文明冲突论”。但这一理论并没有因此退场，仍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追捧。特别是进入21世纪，这一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似有“复兴”之势。

相比较而言，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或是一种研究方法，或是一种研究视角，“地缘政治”在国别史研究中是不被重视的，甚至很少被使用，因为国别史研究的“视野”在内部;即便使用，也是较为被动的，或主观意旨不显著。在区域国别研究框架下，国别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区域环境的考察。需要澄清的是，这里所讲的区域环境与传统学科背景下的“地缘政治”是有一定关联的，但二者不能等同。前者是指国别史研究的一个空间维度，即“区域视角”。 所谓区域视角就是把国别史研究纳入它所在的区域组织体系、区域治理体系、区域认同体系的构建进程中。此外，“区域视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研究对象国国力的升降、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在区域与国别研究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区域归属或划分是一个需要着力探讨的话题。从区域划分来看，澳大利亚是一个大洋洲国家还是一个亚洲国家？如果是一个大洋洲国家，它为何有时称自己为一个亚洲国家，有时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如果是一个亚洲国家，它为何又要提出“融入亚洲”的口号或战略，为何在有涉亚洲的很多事务方面却又扮演着一个大洋洲国家甚至欧洲国家的角色？为何又把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称之为“后院”？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地理或地缘政治身份定位，

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执政初期，自由党联合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声明表明：澳大利亚正在一个比亚太更加广泛的区域环境下开展外交活动，联盟党的几位领导人物把澳大利亚所在的地区称之为“印度洋亚太”（Indian Ocean Asia Pacific）。参见Geoff Wade，“Issues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January to June 2014），”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61，No.1（2015），p.610.导致一些澳大利亚人也不清楚自己的国家身处何地。曾在1988—1996年担任澳大利亚外长的伽内思·伊文斯（Gareth Evans）对此也不无感慨：“澳大利亚和日本实际上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的’（Western），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东方的’（Easter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Senator Gareth Evans，“Australia and Japan：Old Friends，New Challenges，”Canberra，24 February 1995.https：//parlinfo.aph.gov.au/parlInfo/download/media/pressrel/LW420/upload_binary/LW420.pdf （2022-05-05）.这句话既是外交辞令，又是学术用语。

伽内思·伊文斯，1983-1996年在鲍勃·霍克和保罗·基廷政府时期任内阁部长，并在1988年至1996年任外交部长。2010-2019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校长。他出版著作10余种，发表很多评论性文章，并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高校发表过演讲。意思是说，澳大利亚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既不是东方的，又不是西方的。但在一般公众看来，伊文斯的这段言论并没有就澳大利亚的地理所属问题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