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玄策：一人灭一国

出身胥吏

只俘虏敌国君王，并未占领其土地、建立自己的统治，还由当地人延续传统自我管理，原本算不上灭国。但无论如何，大唐使者王玄策出使途中、在万里之外遭遇中天竺僭位国王阿罗那顺的攻击时，能赤手空拳从吐蕃、泥婆罗（尼泊尔）调来援兵，将之消灭擒拿，送回国都长安，还是算得上丰功伟绩。遗憾的是，他留下来的历史痕迹不多，民间知名度更小，与这难得的功绩颇不匹配。所以，请原谅这点小小的标题党倾向。

大唐与天竺即古代印度的交往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而提起天竺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人人都会想到唐僧。玄奘的确是个标杆性人物，但将这杆大旗猎猎吹响的，很大程度上是《西游记》。在玄奘、玄策之前，帝王早已注意到佛教的影响。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石勒、石虎便礼敬佛图澄，前秦天王苻坚对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更是敬重有加。作为当时唯一一个统一北方的君主，苻坚曾公开表示，他派兵十万攻取襄阳，只为获得一个半人。这其中的半人是历史学家、《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一个人则是释道安。佛弟子均以“释”为姓，即始自他的倡议。后凉的吕光、后秦的姚兴与鸠摩罗什也保持着亲密关系。这是佛教进一步浸润中国的重要原因：行政权力介入。

不过君王礼敬高僧大德，未必是由于佛法本身的吸引。石虎之所以重视佛图澄，主要因为他在咒术、预言方面表现出了特殊能力。而苻坚对释道安的尊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信徒多影响大。这种努力直到近现代还有余绪，冯玉祥在军中大力推行基督教，而唐生智更是让全军皈依佛祖，佩戴“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胸章。

这对大唐使者王玄策有影响吗？当然有。从某种意义而言，如果君王对佛教教义本身兴趣狂热，那恐怕根本就没有王玄策的机会。他在史书上连个露脸的机会都不会有。因为他的级别不是太低，而是根本没有：前融州黄水县令。

黄水县城在今天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西北，也是融州的治所。唐朝是州县等级最为繁密的时代，县分十等：赤、次赤、畿、次畿、望、紧、上、中、中下、下。京兆府下属的长安与万年，河南府下属的河南与洛阳，太原府下属的太原与晋阳，这六个县等级最高，为赤县，也叫京县；皇陵所在的县多为次赤，各府非核心县份分别为畿县与次畿；区位重要的县份为望、紧，普通县份也有四等。

黄水县什么等级？不用查《元和郡县图志》，只看看今天的地图，便可以断定为最低等的下县。等级不同，官员级别自然也不一样。县令可不都是七品芝麻官。赤县的正五品上，下县的从七品下，整整相差八格。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差别。实际的差别更加要命。因为黄水县属于岭南，百越之地。宋之问说：“但令有归日，不敢恨长沙。”长沙他都嫌远，何况千里之外的黄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这话里话外对岭南的无奈也很明显。从秦汉到唐宋，岭南都是安置贬官罪臣的场所。地域偏远、交通不便、气候无法适应。所谓烟瘴之地，不仅是炎热潮湿，还有北方人无法消受的瘴气。直到晚唐，那里的州县官员还经常缺编。

我们据此可以判断，王玄策没有考取过功名。正途出身的官员如果没有犯罪，绝对不会来此任官。如果是作为支援边疆的特例，那么这种楷模表率，史籍中当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大海捞针一般的检索，毫无发现，包括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唐五代的进士，史籍中能找到线索的，徐松均已收罗其中。自然，没有王玄策的名字。他的籍贯在赤县洛阳，还是源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的旁证：

智弘律师者。洛阳人也。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侄也。

侄子是洛阳人，他自然也应该是洛阳人。不仅如此，他肯定还是整个家族中声望最高、官职最显者。除了血缘最近的亲属，还要提及级别最高的，这是作传的通例。

当时官员主要有四个来源：门荫入仕、科举取士、军功授官、流外入流。王玄策既然没有通过科举的独木桥，那他又是怎么敲开出仕的大门的呢？应当是流外入流。

唐代的官职分职事官、散官和勋官三类。职事官才是如今人们都能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官职。散官又称阶官，共二十九阶，仅有品级，无印绶，不理事，分文武。唐前期完全按照散官品级发工资，后期官员队伍庞大而国库空虚，仅最高两等散官享受俸禄。勋官不分文武，类似军功章，不同的是可以累加，总共十二等，《木兰辞》中的“策勋十二转”等级最高，相当于正二品。勋官可以授予平民，若干年后考绩足够，则有资格升为散官。未升入散官的勋官，品级意义不大，仅比平民身份略高，享受官员最基本的特权。比如法律禁止白丁重婚，勋官则可以纳妾，直系亲属还享有部分司法豁免权等等。

总体而言，勋官体现功劳，散官反映资历，职事官则代表才具。唐人最重视散官与职事官，称为“二官”。官员头衔遵循散官、职事官、勋官、爵位的顺序。最后可能还有“赐紫金鱼袋”字样。散官与职事官的主要来源，其实都是门荫。这是朝廷抬高身价、对抗山东旧士族的重要手段。这个山东，指的当然是崤山以东的中原河北，而不只是太行山以东的今日山东。贞观年间编订《氏族志》便是这种价值观的直接反映。尽管唐太宗一再强调“不论数代已前，只以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①，但最初上报的结果，依旧是清河崔氏为第一等。唐太宗非常不满，强行将崔氏降为第三等，而以皇族为冠、外戚次之。

如何才能让新政权的官员人人敬重？大唐的办法是修改形成全新的散官制度。

散官叙阶主要有六种途径：封爵、亲戚、勋庸、资荫、秀孝、劳考。其中封爵、亲戚、资荫都以门第为基础。当然这种门第不是旧士族，而是新权贵。秀、孝分指科举和孝行。鼓励人们按照统治者提倡的价值观，或科举入仕，或行孝弘德，或树立功勋。虽有六条途径，但根本还是门荫：“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为什么格外强调“无印绶、不理事”的散官？因为职事官职位不够稳定：（职事）“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或去高就卑，迁陟出入，参差不定。”②诗人杜牧的堂兄杜訸，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他本来是从三品的上州刺史，但后来又改任正六品上阶的三原县令。这可不是等级的差别，简直是阶级的差别：三品是宰相的起步品级，三品以上为“贵”，由皇帝当面册封，所谓册授，佩金鱼袋，服紫；五品以上为“通贵”，由宰相拟定上奏，获准后制授，佩银鱼袋，服绯。绯是深红色。这便是“红得发紫”的秘密。六品以下官员就相对惨淡，由尚书省拟奏请准，文归吏部，武归兵部，所谓敕授，无鱼袋。

而王玄策在历史上的首次亮相，《法苑珠林》是这样记载的：

“粤以大唐贞观十七年三月，内爰发明诏，令使人、朝散大夫、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黄水县令王玄策等，送婆罗门客还国。”

这其中的“爰”，应当是“苑”。使者李义表的头衔严格按照散官、职事官、勋官的顺序排列，但王玄策的却没有。为什么？唯一的原因只能是他没有散官和勋官官阶。“前黄水县令”一词表明，他当时并无职事，如果有散官和勋官，一定会带着，否则会影响朝廷威严，也有损本人的面子。因而这种情况下没有职事官职，就意味着没有品级。

说六品以下官员相对惨淡，不止是没有鱼袋可佩，关键是不能连续当官，中间必须停止一段时间，所谓“守选”。考中进士后也不能马上授官，也要守选。守选多久呢？三年。三年后能不能当官，看你参加吏部每年的选官考试科目选的成绩。

吏部的科目选非常严格，像博学鸿词科，每年最多录取三人。科目选的严格不仅仅在于录取比例，还在于形式。进士科考都不糊名，而吏部的科目选不仅要封锁考官，还要糊名。像韩愈那样的狠角色，三次应考科目选都折戟沉沙。王玄策以“前黄水县令”的身份亮相于史籍，可以肯定，他没有能力通过吏部的科目选。

拉拉杂杂一大些，是不是无关宏旨？当然不是。这足以说明，王玄策不是军功授官，因其没有勋官官职；也不是门荫入仕，因其没有散官官阶；无法通过科目选，说明他并不以文词见长。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是流外入流：流外官转入九流之内。何谓流外官？简而言之，就是胥吏。

流外入流的例子有吗？当然有，牛仙客甚至还当了宰相。王玄策胥吏出身而当了县令，说明什么？说明他有才干、通实务。耍不了笔杆子，但玩得转印把子，对治理实务应对裕如。只是再有能耐，没有个好出身也不会有美差，只能先去主管一个兔子不拉屎的下等县份。

人生漫长，局面不好的时候只能忍耐。胥吏出身的王玄策当然懂得，他一直在等待，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在此期间，十三岁的赤德松赞继承了吐蕃赞普的大位。在中文史籍中他的名字叫弃宗弄赞，而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松赞干布。松赞干布虽然雄才大略，但一生也只不过做了两件事，一件叫改革，一件叫开放。

戒日王朝

玄策之所以能建立功勋，跟玄奘密不可分。不过玄策是奉派出使，玄奘则是“私往天竺”。而从文化交流与贡献的角度出发，今天的我们如何高度评价玄奘都不过分。他是将世界佛教从印度中心转化为中国中心的关键。

一直以来，洛阳为天下中心的中心论都是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坐标原点。但佛教传入后，随着其影响的扩大，我们突然发现，世界还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印度的世界佛教的中心。这个以印度为佛教中心的“中边论”在扩大国人视野的同时，也削弱了中国佛教徒的自信。法显等人甘冒九死一生的千难万险抵达印度，结果却被视为边地之人，倍受轻视，故而他的有些同伴最终没有回国。宣扬人生不在佛世、不在印度的佛国皆为大不幸的论调，在当时一度流行。释道安为什么提倡中国僧人统一改姓释？无非要以佛祖的嫡系子孙自命，从心理上与印度抗衡。尽管“释”并非佛之姓，印度僧人也没有统一姓“释”。

作为得道高僧，玄奘很快便引起了戒日王尸罗逸多的关注。

那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大唐有李世民，吐蕃有松赞干布，中天竺则有戒日王尸罗逸多。请注意，此处的中天竺是时间与地域概念的重叠，在当时指的就是尸罗逸多的戒日王朝，也有人称为戒日帝国。很多人忽视了时间与地域重叠这一点，因而造成严重的理解错误，包括撰写两《唐书》的史官。具体哪里错误，此处无法展开，得先说戒日王。尸罗逸多是国王的美誉或曰尊号。尸罗的涵义是“戒”，逸多的意思当然就是“日”。因他在国书中自称摩伽陀王，所以他的国家也被称为摩伽陀国。《大唐西域记》则记为摩揭陀国。

听起来有点绕，得先捋一捋。中国的春秋战国对应着南亚次大陆的佛陀时代。根据佛典记载，当时那里有十六大国或者十六雄国。摩揭陀是其中之一，在恒河南岸。中天竺的戒日王仍然以摩揭陀国自居，这很好理解。我们也习惯沿用古称，以便显得有文化有来历。比方秦汉的河东郡，大唐明明已经改为蒲州与河中府，大家依旧称为河东，所以柳宗元也叫“柳河东”。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叫中天竺，地域面积在五天竺中最广，但主要在今天的北印度，恒河中游与下游地区，并非中部。

尸罗逸多种姓本为吠奢，西方译名哈尔沙，中文音译为曷利沙伐弹那，意译为喜增，公元606年即位。他的国家本来叫普西亚布蒂。笈多王朝败亡后，北印度主要有五个国家，其中就包括占据着德里北方的普西亚布蒂，与占据着原先的摩揭陀地区、以曲女城为国都的穆克里。周边战和不断，这两个国家便建立了姻亲同盟以应对，穆克里的国王娶了普西亚布蒂的公主。他们结盟，另外两个国家提婆笈多和高达也结盟。高达占据今天东孟加拉地区，一直是戒日王的强劲对手。他与提婆笈多的联军一度攻占曲女城，杀死穆克里的国王，囚禁了王妃。当时普西亚布蒂的国王是喜增之兄。他率军亲征曲女城，希望解救妹妹，但最终身死，喜增这才得以嗣位。此后穆克里的显贵为收复失地，请求喜增统治两个国家，以曲女城为国都，戒日王朝应运而生。

穆克里的显贵不止是要戒日王尸罗逸多收复失地，还有让他为自己守卫国土的意思。穆克里夹在高达与普西亚布蒂之间，如果尸罗逸多迁都到曲女城，便可以为他们遮挡来自高达的风雨。雄才大略者对此看到的只是机遇，尸罗逸多自然要顺水推舟。

尸罗逸多（喜增）此后或联盟或征战，纵横捭阖，总算建立了表面统一的松散联盟，所谓萨蒙塔体系。一个君主多么威武，疆域有多大，就看你麾下有多少“萨蒙塔”。这个萨蒙塔，类似国人观念中的藩属国，口头上表示拥戴臣服而已。戒日王与麾下诸王形式上的差别，在于“节步鼓”：他出行时，仪仗中有数百面金鼓，每走一步敲击一下，号称节步鼓。这个待遇只有他能享受。

尸罗逸多还有写作的习惯，有三部剧本流传于世，其中五幕戏《龙喜记》长演不衰。他宽容大度，自己信奉大乘佛教，但并不敌视别的教派。当时印度佛教已开始衰落，各种外道甚嚣尘上。因而玄奘要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辩论。他不断获胜，声名鹊起。就在尸罗逸多击败高达、真正称雄的那一年，即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玄奘抵达中天竺，尸罗逸多闻听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为之举办无遮大会，即布施僧俗的大型斋会，无论佛教的大乘小乘还是印度教或者耆那教都可以参加。尸罗逸多竭府库所藏布施，最终连王冠和珠饰都施舍干净，只有粗布衣服蔽体。当然参加大会的各国国王最后又将他的行头全部赎回。就像梁武帝萧衍，自己舍身为僧，再被臣下巨资赎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