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龙成长小说:少男少女的阳光成长与多维度呈现

作者: 吕轶芳

建构于青少年主体之上的成长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一个类别最早并非产自中国,而是起源于德国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歌德创作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少年维特之烦恼》,开辟了关注青少年成长经历、指导青少年摆脱成长困惑的先河。成长小说亦称启蒙小说、教育小说、发展小说、教养小说,这些称呼揭示了成长小说的内涵就是启蒙、素养、发展、教育和文化形成。二十世纪上半叶,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自传体小说《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描写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艺术成长过程时,提出了“顿悟说”,更确切地界定了成长小说的定义和内涵:“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①张国龙的《成长小说概论》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成长小说是一种着力表现稚嫩的年轻主人公经历各种挫折磨难的心路历程的一种小说样式。成长主人公或受到引导,得以顿悟,如期长大成人,或有所悟,有长大成人的可能性,或迷茫依旧,拒绝成长,成长夭折。②

关于中国成长小说的现状,学者普遍认为存在“成长”特质的优质小说还较少。在谋求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攀升时,学者朱自强提倡重视“成长”书写。据他观察,“成长小说”的作品所占比例并不高,一些以“成长文学”来标榜的作品,尚缺乏“成长”的特质。一些以整本书的规模来写“并列型”故事的作品,一些貌似长篇却没有主线的“松散型”故事作品,一些人物性格没有发展,原地打转的作品,一些没有呈现出主人公的精神磨难和寻路状态的作品,都被称为“成长文学”。③

在优质成长小说缺乏的今天,张国龙的系列成长小说,无疑为中国成长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尝试,本文将从多个维度探讨张国龙成长小说的独特魅力。

笔者总结关于儿童文学的书写,大抵是基于三个层面的要素:一是市场的强烈呼唤;二是对于自我逝去童年的追忆;第三就是生命责任感的驱使。张国龙的作品都是基于生命责任感的驱使。他潜心研究成长小说,深知成长小说的要义所在。多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撰写了一系列成长小说,他知道青少年们真正缺失的是什么,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的小说既充满诗性的情怀,又包含着智慧。

张国龙认为儿童文学是树人之本,是儿童与成人沟通的桥梁。没有谁能真正破译儿童心灵的密码,但无限接近儿童世界,应是每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卓越追求。④张国龙的作品里都带着自己童年及少年的经历以及“70后”作家乡村书写的常态性特征。

!一、人物塑造:“阳光少年”群像的多维度呈现

(一)少男少女人物群像的多视角呈现

张国龙的作品集中表现阳光少年之间的亲情、友情以及理想抱负等层面。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身上都有一种阳光的特质。张国龙在小说中常有意无意地强调精神需求、弱化性别感觉。

如果说殷健灵的成长小说是“问题少女”的书写,那么张国龙的成长小说则是“阳光少年”的大本营。诸如辍学养家的15岁少年铁桥(《老林深处的铁桥》)、收养3岁幼童的昆鹏(《水边的夏天》)、夜行八十里山路的九阳(《风中的少年》)、酷爱拉小提琴的多川(《风中的少年》)、在暮雪飘飘里接妹妹回家的伊一声(《风中的少年》)、父母双亡依然勇敢坚毅的田梅子(《梧桐树下的梅子》)等等。尽管这些少年在十四五岁的年纪就遭遇了生活的种种磨难,但是生活并没有消磨掉他们骨子里的热诚、勇敢和坚毅,他们依然有着少年的血性和温情。

与韦伶、秦文君、殷健灵等作家笔下对少男少女的青春期身体特征和性别感觉书写不同,张国龙的成长小说对身体的关注另有偏重,他似乎有意在弱化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性别感觉,坚守儿童文学阵地,与青春文学保持距离。他更多关注的是青少年坚毅品格和人性力量的见证与表征。他的作品里阳光少男的整体形象是:洒脱、豁达、博爱、坚毅。《风中的少年》一开始就叙述了主人公九阳徒步80里山路回家的情景,为该小说打下了朴实坚毅的基调。县城中学寄宿的九阳和同学放假后未能赶上返乡的大巴,于是思家心切的九阳提议大家一起结伴走路回家。这群少年从一开始的三三两两颇有激情,到最后却变为只有九阳一人独自坚持完成了这次长途跋涉,而这个长途跋涉也是他坚持上学的毅力使然,他要告诉自己的伯父,自己三年后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只要能继续读书,哪怕就是乞讨也在所不惜。《离开是为了回来》则将少年于亚西置身于西北荒凉的农场,让他接受自然的、社会的多重考验。因为地震而失去养父之后,他本可以柔软一点随养母生活,或是在亲生父亲的重组家庭中成为一员。但于亚西在多方考量后,选择回归农场独自过活,陕西,四川,青海,他在这些不同空间逗留,最终磨练成为一个理性而坚强的少年。《梧桐街·暖涩系列:甜酸的季节》中的汤可可则是一个特别懂事但忧郁敏感的蓝调男孩,在父母离异之后,他一直不离不弃地爱着自己的父母,关心着单身的父亲,并最终与再婚的母亲和解。《老林深处的铁桥》里的张云蛟与米铁桥都是铮铮铁骨的小男子汉,张云蛟不忍铁桥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恳求爸爸妈妈帮助铁桥上学;还有康正康与铁桥惺惺相惜的友谊,一个因为家里超生了小弟弟无法继续上学,一个因为父母外出打工杳无音信,两个难兄难弟彼此间牵挂,铁桥千里寻父母也是康正康一个人把他送到了车站,而铁桥和同学张云蛟谈起康正康即将辍学的悲惨遭遇时,异常地气愤填膺,有一点传统武侠小说里少年男主的气概。《水边的夏天》里患上厌学症的鲲鹏,在经历了乡下姑妈家的成长历练之后,毅然决然地收养了无依无靠的三岁孩童夏天,一边带孩子一边学习,成功胜任“超级奶哥”的角色,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弟弟的出现激发出了他内心深处的责任感和保护欲,成长为一名贴心、懂事、有担当、有责任心的阳光少年。

张国龙成长小说中出现的女生形象,也大多隐忍坚毅、积极刻苦。《梧桐树下的梅子》里的田梅子,在遭遇父母双亡、同学霸凌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坚强勇敢地面对人生,还帮助自己的同学郝文静找回了失散多年的爸爸。《银杏路上的白果》讲述了高二女生白果面临继母的百般刁难,没有心灰意冷,反而咬紧牙关拼命努力学习,让自己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后来才知道这是父母苦心经营的结果。《许愿树巷的叶子》里聪颖、独立又有些叛逆的叶子,原本对母亲的唠叨烦扰至极,后来当她发现自己是被母亲收养的孩子后,陷入了爱和恨两难选择的纠结局面,经过好友凌菱和她母亲的劝解后,叶子一改对母亲厌烦的态度,对母亲给予了极度的宽容与理解,同时经过一系列内心的斗争之后,原谅了那个曾经抛弃自己的父亲,并在自己的撮合下爸爸妈妈重归于好,叶子也由原来的叛逆女孩成长为一名懂事、隐忍、勇敢的少女,她的好友凌菱则是心宽体胖、善解人意的女生的代表。

总之,在中国的青少年小说书写领域,张国龙始终关注的是青少年的生活困境与青春迷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命题。他通过成长小说这一适宜的体裁,诚挚地描绘出青少年的成长体验,孜孜不倦地挖掘着他们身体里蓬勃向上的少年精神,为青少年小说书写提供了一份有力的答卷。张国龙为大家讲述的是当下中国别样的青春和成长故事,是来自一个作家和教育者深切的关怀。

(二)城乡少年各具形态的成长历程刻画

优秀的成长小说能够细腻传神地抓住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情感起伏和身体变化所带来的躁动和迷惘,这是成长小说重要的主题。随着社会环境和一系列新现象的出现,张国龙的儿童成长小说紧紧扣住了由此带来的儿童成长环境变化引起的儿童成长心理的变化,作品中展现的环境和主人公也逐渐从单一向全面书写转化。他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局限在某一个具体的范围,既有对都市少年成长烦恼的描摹,也有对乡村留守儿童的艰难成长历程的刻画。

张国龙的成长小说常常聚焦于都市少男少女们的成长烦恼,或者说他们的心灵需求,正是张国龙题材选择的重要角度。诸如《水边的夏天》里表现受应试教育毒害患上厌学症的鲲鹏,生活在寄养环境里的夏天;《拐弯的十字街》中沉迷于网络游戏中的韩鑫;《梧桐街上的梅子》父母双亡和奶奶相依为命的梅子,父母离异被迫辍学卖菜的郝文静;《银杏路上的白果》里在再婚家庭忍辱负重的白果;《头长反毛的小丫》里的青春期叛逆少女夏蘩等等。

《银杏路上的白果》《甜酸的季节》《水边的夏天》《头长反毛的小丫》《许愿树上的叶子》《拐弯的十字街》等作品,都叙述了都市里的少年主人公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和困惑,诸如升学考试失利而引发他们对学习甚至生活的放逐;青春期本身刺激内心使他们充满矛盾;破碎家庭的重组让他们面临新的环境;在母亲受伤之际发现自己悲惨曲折的身世。作者看到都市少年的生活并非总是一副天真无忧以及“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简单面貌,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要经历成长的蜕变,有时甚至要被迫遭遇成人世界的课题。

张国龙另一重要书写对象则是留守少年儿童,他的铁桥李花系列,反映了当代留守少年儿童生活面貌。该系列目前共有《红丘陵上的李花》《老林深处的铁桥》《麻柳西边芭茅花》《瓦屋山桑》四部,以少年米铁桥和女孩米李花这一对兄妹为主要书写对象,聚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川渝地区偏僻乡村留守少年儿童的生存境遇,因为家里的贫困不得已而中途辍学,小小年纪就背负上了照顾整个家庭的重担。

张国龙在深入表现主题时并没有放大苦难,而是让人们看到生活的无限可能,以及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给人的启迪。比起一味刻画儿童的苦难来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不幸,按照设想的框架主导故事的进展,展示这些鲜为人们关注的生活中具有独特生命力和生活气息的部分,反而更能引起共情,引发思考。那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儿童,生活在乡村里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生活不是只有灰色,还有尚待挖掘和表现的独属于他们的色彩。这需要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潜心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开拓思想疆域,从而给予儿童读者们更丰厚的文学滋养。

二、以写实风格复刻,注重个性的成长体验

(一)成长方式的独特打磨:个性的成长体验

成长,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潜藏于内心深处对价值与精神无处安放的焦虑与焦灼,让“失去了家园”的成长者,出门飘泊和流浪。但这种“出走”,也孕育着追求与希望,表现成熟的个体期冀在生活的磨难或精神的跋涉中,找寻理想之所。成长者的寻找,会出现两种可能:其一是度过磨难与冲突,度过生命中的精神危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可以将其命名为“成长”模式。其二是无处皈依,个体始终处于“在路上”的精神流浪,可以将其命名为“失乐园”模式。两种模式区别的关键点在于,成长仪式是否完成。在儿童文学领域中,前者更多。与不少作家“摆渡人”的成长方式不同,张国龙更加倾向于生活的历练本身在成长中的教育意义。

如《水边的夏天》一文,鲲鹏因为父母亲不正当的教育模式,导致了生理性厌学甚至厌食,为了改变他的这种症状,全家人齐上阵,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来让他慢慢蜕变。首先是用生活环境的改变来使他暂时缓解厌食的情况,到乡下的姑妈家生活是他成长迈出的第一步,目睹姑父捕鱼养家的艰辛,切身体验生活的不易是他走向成长之路的第二步,第三步则是在姑父姑妈外出的情况下担当起临时家长的重任照顾三个弟弟,第四步则是决意收养小男孩夏天,成长为一名小大人的角色。以上几个步骤都是在生活的实践中激发出了小主人公长大成人的责任意识、主人翁意识,最终完成了思想的自我蜕变。

当然成长的磨练还需要一个成熟的契机,如果说《水边的夏天》鲲鹏的成长契机是夏天的出现,那么《老林深处的铁桥》里铁桥成长的契机便是外出寻找父母的经历。铁桥外出寻找父母被远房表舅欺骗到山西大同挖煤,一挖就是半年,不光没有找到父母,还错过了开学的时间,但是生活的磨难没有让铁桥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反而让他得到了成长与蜕变。从打工地九死一生回来之后,铁桥甘心独自一人担当起家里主人翁的角色,一边照顾生病的奶奶,一边资助妹妹继续上学。打工的历程让他明白了父母的不易,从心底里原谅了外出打工杳无音讯的父母,没有了抱怨和不甘,换来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北上之行,让他从一个心理完全依靠父母的儿童变成了一名独立有担当的男子汉。在坐火车返回的途中从他给那个哭泣的老爷爷50元钱开始,他就已经成长了,开始逐渐脱离了对父母的依恋和不解,开始体谅人生的不容易,由一名懵懂少年变身为一名责任感爆棚的社会青年。

张国龙在《离开是为了回来》一文中认为,“一帆风顺的人生几乎是不存在的,苦难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战胜苦难,才能够得到幸福。”所以他推崇的成长方式是生活的历练和苦难的磨砺,米铁桥、叶子、梅子、夏繁等等青春年少的孩子们都克服了自己人生中成长的障碍,成长为一个个阳光自信的少男少女。

(二)以写实风格复刻、传达生活质感

著名作家张楚说:“70后”作家“身上有种奇特的安静,规规矩矩做事,规规矩矩走路,算是踏实的一代人,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他们气质里没有极端的个人主义,也没有伪浪漫主义。他们很少关注宏大叙事,那些日常的、琐碎的,甚至是卑微的生活反而更多地被他们关注。他们基本上写的都是小人物。”这种常态性书写策略与“50后”“60后”作家那种和社会尖锐对抗,企图激进地改造社会的乡村书写有很大不同。“70后”作家顺应社会变革,乡村书写自然而然地接受和反映现实社会的演变。“70后”作家内心更认同城市,认同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70后”作家乡村书写是一种“顺变”的文学。当然,“70后”作家也更加认同日常生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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