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胡同里的清代大案

号筒声传来，熙熙攘攘的人群就像是外出回归的蜘蛛，心甘情愿地涌入轿子胡同。转瞬间，10间房子就被填得满满的，贪婪与疯狂的气氛慢慢地溢出来。看门的王三面无表情地看着陷于赌局的人们，盘算着这个月底自己能拿到5500文，捂了捂耳朵，闭上眼睛，佯作不知。不仅轿子胡同，杏花天（即今杏花天胡同）和后鼓楼苑儿胡同（即今后鼓楼苑胡同）也是一样的场景。一个个小小的窝点宛若蚁穴，隐藏着巨大的喧嚣。

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二十八日，一道奏折扰乱了朝堂，京城的赌博乱象就这样从混沌中被拎了出来。小小的导火索，竟让两位大学士竞相落马。

聚赌乱象生

“皇上，臣听说各直省上至督抚，下至州县，只要是乘坐大轿的官员，家中的轿夫没有不开局聚赌的。京师是首善之地，对待赌博行为应该更严格。今日臣又听说京城的聚赌现象也逐渐成风。如此一来，往后良民变无赖，家产全破败，对民众和朝廷来说绝对都是坏事。臣知道皇上十分爱护旗人，若他们都沾染了赌博的恶习，而对旗人有管教之责的大臣们也不及时对他们加以教导，必然后患无穷。”

云南道监察御史韩鼎晋的秘密奏折传到嘉庆帝的手里。嘉庆帝连忙召见自己的亲信礼部侍郎郎英，大学士、步军统领大臣（即“九门提督”）禄康，命他们查办轿夫聚赌的事情。

郎英和禄康带着皇上的指令，很快就在杏花天的赌坊抓到了一众赌博的人，并把他们交给刑部。在刑部，这场由轿夫牵头的聚众赌博案件，才被慢慢拼凑出完整的真相。

富察·明亮（1736－1822），谥号『文襄』，清中期外戚、将领，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立下无数军功，也曾被卷入数起案件，嘉庆十六年（1811）的轿夫聚赌案就是其中之一。嘉庆十九年（1814），明亮再度成为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嘉庆二十二年（1817），成为武英殿大学士，获得太子太保衔。道光二年（1822），明亮去世，道光帝亲往祭奠。

金山是内务府镶黄旗包衣闲散（清代内务府人员主要由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包衣组成。在八旗及内务府充任杂役的无官职旗人，统称“闲散”），他承认：“祖父临终前给我在杏花天的剃头铺留下3间空房，我一个无业游民，随即就想着拿来当赌场，也好抽一点利润。因此，我就和其他人开设了赌场，引诱民众赌博。除了雨雪天及有事的时候，我每日分别给看街兵刘二和领催（清代八旗中的下级军官，满语称“拨什库”，管理册籍、俸饷）王二两吊钱，希望他们可以庇护一下我家赌坊。”

但这不能让刑部相信，从去年十一月就开始的声势浩大的赌坊，仅两个人就能庇护，而其他的地方官员毫不知情。

果不其然，镶黄旗的下级军官存儿、来喜、额尔和泰等人都在供述中承认自己牵涉其中，为了钱财而对聚赌的事情不管不问。

不仅如此，这不大的赌坊五脏俱全，甚至还请了一个山东厨子专门做饭。而参与赌博之人，也并非都是平民。根据金山的招供，似乎还有声音和面貌都十分像是太监的人赌过两三次，但他不记得对方的姓名。聚赌者还在供述中提到，大学士、兵部尚书明亮的轿夫赵大也参与聚赌，他的赌场开在后鼓楼苑儿胡同。但当官兵赶到时，早已人去屋空。

明亮已经快80岁了。他出身于镶黄旗，姓富察，既是乾隆帝的孝贤纯皇后的亲侄子，又是康熙帝之子允祹的女婿，还曾多次立下战功，在朝廷中地位很高。明亮本人在嘉庆帝询问时，因为不能约束轿夫聚赌而自请处罚。嘉庆帝遂将明亮交给刑部审讯。

审判罗生门

按理说，轿夫聚赌，轿夫的主人最多只有失察和约束不严的过失，但明亮所涉的轿夫聚赌案疑点重重。

首先，明亮对于轿夫聚赌一事到底知不知情。

按照明亮的口供，他仅仅知道自己的轿夫要到别的地方另住，而先前接受审讯的镶黄旗下级军官存儿却说：“明宅的家丁韩大曾经托我转请我们的本管到明宅里去说话。我也就帮他去回禀我们的本管宁德，后来宁德也去了明宅。”

镶黄旗满洲步军校宁德说：“明中堂打发人到厅上请我去宅里说话。我一进去，明中堂就在门里和我说，要找一处房屋来放轿子和安顿轿夫。我跟他说，我必须要禀明堂官，堂官同意了再呈报。”说到这，宁德露出了委屈的表情，又说：“明中堂却骂我好生糊涂，说着还走进屋不理我了，我也就这样回去了。不过，过了几天，明中堂家的管事还是来找房子来了，我按程序呈报了。因为害怕他们聚赌，我经常去查看，偏生那么巧，每次都没查到。”尽管宁德将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但是他的供述和存儿的可以相互印证。

其次，明亮到底从哪儿得知有人参奏轿夫聚赌的事情。

根据明亮的供词，那日他在圆明园等待着向皇上禀报事情，无意间在朝房的窗外听到有人谈起御史参奏轿夫开赌场的事情。

刑部翻出明亮曾经的奏折，在其中明亮提到过自己的一只耳朵被爆竹震聋。而且同事多年，朝臣都知道明亮有时连皇帝所说的话都听错。一般人在议论闲谈时，并不会大声喧哗，何况涉及秘密奏折，更不敢高声惊人。如此一来，倘若真的有人在窗外低语，明亮也不可能听清楚具体的内容才是。明亮知道有官员参奏轿夫赌博的消息来源，肯定和他的供述不一致。

最后，明亮是否给轿夫通风报信。

明亮说：“当日我在圆明园向皇帝禀报事情，听窗外人说有御史参奏轿夫聚赌的事情，我怕我的轿夫也有聚赌的卑劣行为，立刻唤来家丁王福，让他进城去查看。王福回来禀报说轿子房中并没有人在赌博。”

王福在供述中也为自己的主人澄清，声称只有自己知道家里轿夫聚赌的事情。他还说没有将有官兵要来抓赌的消息告诉别人，只是让他们不要赌了，并且回禀明亮说没有轿夫在聚赌。

王福的供词将明亮塑造成了一个被家丁蒙在鼓里的无辜家主。嘉庆帝却不买账，他想起乾隆四十八年（1783）时，明亮担任乌鲁木齐都统，答应协领（副都统以下的武官）富通的求情，私自给富通的外甥、因重罪被判处“永远枷号”的开泰开枷，并将开泰交给富通看守；又想起乾隆五十六年（1791）时，明亮任黑龙江将军，让士兵用低价向百姓索取貂皮。于是斥责明亮道：“从前在军营中，你就习惯了满口谎言，这个陋习到了今天还一点也没改，毫无诚实。先不提你到底有没有派王福进城通风报信，就如你今日所说，你仅派他进城去察看轿夫是不是聚赌，当官这么多年，你难道不知道要悄悄进行，反而大摇大摆地前往。如果不是你这样的行为，轿夫怎么会全部逃走？你这样的办事方式未免也太失职了。”

明亮不甘心就这样遭受贬斥，说：“皇上，您不会认为只有臣一人的轿夫这样做吧？我的手段和禄康比起来，那才是小巫见大巫。禄康是步军统领，如果他的轿夫不开赌场，京城内其他家的轿夫怎么敢开赌场呢？”

嘉庆帝认为明亮是见事态不妙打算拉一个垫背的。禄康不仅是大学士，而且姓爱新觉罗，深得嘉庆帝的信任。但嘉庆帝心里却忐忑，自己的臣子，自己到底认识几分。于是，六月初五这天，嘉庆帝秘密传召户部侍郎英和与吏部侍郎桂芳，让他们悄悄地查禄康的轿夫是否也有聚赌的行为。而这一查的结果，让嘉庆帝更加震怒……

执法者犯法

六月初六，英和与桂芳二人上奏嘉庆皇帝，禀报已经将在轿子胡同开设赌局的轿夫徐四和看门的王三等人抓获，而徐四正是禄康的轿夫。经过审讯，徐四聚赌分钱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但该赌局是谁出的本钱，怎么分红，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六月初七，禄康不知如何知道了密查的事情，连忙上奏嘉庆帝，为自己的轿夫开设赌局，以及自己的失察而请罪。禄康声泪俱下，声称自己奉皇上的命令去杏花天查访轿夫聚赌案，当然应该以身作则，先办本家，早在五月二十九日，就问过家中的家丁们。家丁们都称实在没有这样的事情，自己才放下心来。作为一个执法者，难免有一些疑心病。六月初五这天，自己又问了一遍家丁，得到的答案仍是没有聚赌之事。但英和与桂芳已经将徐四等人开设赌坊的事情查办。直到六月初六，自己才发现此事，并且将轿夫徐四看押。

禄康此人，一向善待家丁，本想通过“毫不知情”这张牌来请求嘉庆帝的宽恕，但他忽略了，上一个这样做的明亮，已经被嘉庆帝所厌弃。

嘉庆帝认为，徐四从嘉庆十四年（1809）十月起就开始开设赌局，已经2年多，禄康却全然不知情，而禄家家丁对于聚赌的事情包庇纵容，禄康亦不知情。单单是这种不知情，已经是无能至极的表现。

“如果你确实无能，自行来我这请罪，或许也不是不可原谅。但你做了些什么！五月二十九日，你就可以对你的轿夫进行讯问，偏生拖了这么久，作为一个执法者，你难道不知道轻飘飘地询问是否聚赌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吗？等到英和与桂芳查清楚了，你才装腔作势地开始查办徐四，你觉得朕是一个老糊涂，看不清你的把戏吗？”嘉庆帝看着自己曾经信任的臣子，那执法者可以瞬间变成犯法者的丑陋模样。

本来，按照部议，应该将明亮和禄康革去官职，但嘉庆帝看在明亮的年纪和军功的份上，仅将他包括太子少保、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等除了伯爵外的职衔革去，降用二品顶戴，赏给单眼花翎，并赏给副都统，仍管理火器营事务。同时，念在禄康供职多年且时常有病，也仅将他的太子少保、内大臣和东阁大学士等职衔革去，加恩降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

正是因为明亮和禄康的行为，嘉庆帝在嘉庆十六年六月十二日颁布了《告诫八旗子弟不可聚赌朱谕》，希望通过训诫让八旗子弟改掉陋习，好好成为国之栋梁。此后的短短一年中，刑部陆续破获13起轿夫聚赌案件。

（责编：李玉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