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蝴蝶的鳞片

在《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席勒为我们勾勒了两种诗人与诗歌影像：朴素与感伤。在他看来，朴素的诗只存留于诸如古希腊时期这种物我和谐、纯粹自然、感性舒展的人类童年时代。而在工业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被骤然打破，思想感觉与现实自然的脱节，导致“自我”与“世界”的加剧割裂以及个体“自主性”的严重缺失。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对于工业文明起步时席勒之论断，相信会有更为真切的体会。

是的，蝴蝶飞走了。你再也看不到庄周笔下那只自由自在、翩跹起舞的自然空灵之蝶，而更多的是失去了本真、天然的感伤之蝶。这，亦是作家陈克海以《单枪匹马》为原点，涵盖《垫脚箱》《简直像春天》等几部小说集着力勾画的以女子世界为聚焦的人性图谱。是啊，就如《遇素琴》一文扉页插图中，那十只散落于绿叶繁花间的美丽蝴蝶一样，陈克海小说中的女子们，多么像一只只托着沉重翅膀艰难起飞寻求美好希冀的蝴蝶。而在陈克海的蝴蝶世界中，不单有他对现代机器异化与肢解下的蝴蝶感伤与落寞、受挫与消隐情感的呈现，更有对她们煽动羽翼的点滴温情、逆风飞舞的美丽鳞片的找寻。

一、长镜头里的温柔蝴蝶

“逮住”，这是小说集《垫脚箱》自序中，作家反复用到的一个词。在此，“逮住”意谓踏破铁鞋、孜孜找寻后的惊喜“捕捉”。事实上，作为一位作家，能够“逮住”缪斯女神艺术世界中属于自己的那只蝴蝶，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而陈克海“逮住”的方法便是于日常生活中将故事以长镜头的方式缓慢延展开来。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有绚烂的技巧展示与离奇的情节设置，更多的是寻常“慢故事”的推移。具体而言，他小说的一个显明特点，是耐心与细致，在其长镜头的整体生活展示之下，采用了类似于白描的生活细部描摹：

在《她是好女人的时候》中，一只刚刚飞入城市丛林而满怀爱情憧憬的蝴蝶，却遭遇了带有“公益好人”面具实则为摧残少女老手的男性蒙骗，及至步入婚姻殿堂，在反复的感情碰撞与创痛撞击下，不得不妥协、接受命运的安排。

在《没想到这园子竟有那么大》中，一只作为机关女性的蝴蝶，一开始嘲笑母亲千里迢迢奔赴爱情、却沦为了家庭主妇。而当她张开翅膀，在“事业”“爱情”“婚姻”“家庭”等“以花之名”的心灵触动下，想要寻觅属于自己的些微花粉时，却一次次在辗转腾挪之间，遭遇生活的羁绊，将满怀希冀的生活之光一点点熄灭。

在《跑路》《遇素琴》《单枪匹马》中，这些原本柔弱的蝴蝶们，却在奔波打工觅活路的旅程中，于生存的锤炼、感情的挫折、女性标签与弱势身份下的被凌辱、歧视遭遇中，最终或悄然飘零继续隐忍活着，或于创伤疗愈中走向心灵平和。

……

在陈克海那一帧帧生活长镜头下，主人公大都带有少女那轻盈曼妙的“蝴蝶梦”，她们在“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好奇心驱动下走出家门，奋力舒展着美丽的羽翼，展现着自己阳光、美好的一面。但怎奈现实无情，她们却在生活与情感的一次次伤痛中，不得不面对“世界那么大，何处是我家”之无枝可依的心灵漂泊状态。这不由让人想起仓央嘉措的诗句：“没有什么美可以抵过一颗纯净的心，我把它赐给每一个女子，可有人却让它蒙上了灰尘。”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拥有纯净之心的蝴蝶蒙上了凡尘呢？

细细阅读，我们发现，在陈克海的作品中，一只只蝴蝶的生命轨迹抑或情感轨迹的连缀，实则构成了我们当下时代景观下世俗世界中普通女性的卑微生活、卑微追求与卑微中的人性之光。是的，在“现代性之光”的烛照下，我们芸芸众生注定是卑微的，且看恩格斯在《大城市》中关于伦敦城市的隐喻性描述：

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太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

这，同我们的真实生存境遇何其相似。当巴尔扎克那自信满满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现实景观展示，被置换为卡夫卡“一切障碍能摧毁我”的无能为力的荒诞与虚无，我们在工业、科技、商品、公众、舆论等现代介质构筑的现代网络中，保守鲜活肉身个体之于卑微命运的审视与被消泯性的抗争显得尤为重要。在陈克海的“长镜头”下，有着诸多缓慢的、细节性的推移，并通过这种艺术，将人物在每天行走的土地上的生存境遇真实地呈现出来。

但，这种生活的漫长感与生存的卑微感，却显然不是作家文本构筑的全部，甚至不能称得上其核心的意念指向。在阅读陈克海关于“蝴蝶”们的描述时，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那位迷恋并将生命的一大部分投入蝴蝶世界的作家纳博科夫，想到了当他在漫长等待后邂逅美丽蝴蝶的瞬间：“突然，花丛前出现了一只夹竹桃鹰纹蛾，它飞过一朵朵鲜花，专心地哼着小曲，落在了一支花冠上，翅膀飞快地抖动，让人根本看不清它那流线型的躯体，只能看见一道幽幽闪动的光晕。”（纳博科夫小说《蝶蛾采集家》）是啊，很多时候，作家那耐心的、韧性的、甚至显得有些“笨功夫”的长长的镜头推进，就是为了“逮住”蝴蝶们在琐屑生活中的轻盈飞舞时的希冀、欲望、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那让人心灵震颤的“幽幽闪动的光晕”。倘若足够细心，你会发现，在作家的艺术世界中，均赋予了这些蝴蝶无限温情的名字：薛珊、罗曼、狄曼、亚楠、素琴、梦雨、桃红……在镜头的缓慢推移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于这些“泥土里的珍珠”抑或“尘世里的花儿”的无限怜爱。而与之相适应，无论是《垫脚箱》与《简直像春天》两本集子中属于小资情调女性的感情追求，抑或新近出版的《单枪匹马》中更多婚姻、家庭主题下为生计打拼的妇女命运的波澜，其中均有诸多现代性庸常、琐屑、沉闷生活境遇下蝴蝶那轻盈的、温柔的瞬间捕捉。无疑地，陈克海用这种“轻盈”的捕捉，以艺术的微弱力量，对峙了冰冷现代秩序对于柔弱肉身的“沉重”压制。进而，为当下现实生活中一只只作为“消失的她”的无名蝴蝶赋形与增重，以展现她们在岁月流逝中逝去的美丽鳞片。

二、画外音里的倾诉蝴蝶

卢卡奇曾说：“一个人的发展是一条与整个世界相联系的线索，通过这条线索，世界被展开。”这句话，无疑指向了个体与其所处时代的共振性。但作为半个世纪前已然离世的世界级哲学家，他可能显然低估了世界终将发展的复杂、含混程度。事实上，我们所面对的，并非一个清晰分明、一目了然的单向度世界，而是一个经纬纵横、歧义丛生的多元含混世界。对此世界，整体的、全面的、正面强攻式的社会景观与历史景观的宏观统摄，已然愈加困难。而如何对其予以恰如其分的展示，是对每一位创作者的挑战。具体到陈克海的“蝴蝶世界”，不单需要面对现代性景观下的个体与时代的灵肉融合与碰撞，还有女性视野下被遮蔽的身份融入、欲望认同与心灵隐痛在“他者”话语语境下的内化与统一难题。在陈克海的小说作品中，同样地有着对于复杂的人性波谲与社会规则体系展示的努力。对此难题，陈克海的应对之道，除去耐心细致的“长镜头”之外，还另辟蹊径地让这些背负沉重负荷的蝴蝶通过类似于副文本的画外音的方式，来倾诉独有的言语体系下的心灵语码。事实上，在陈克海的作品中，有诸多此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匠心独具的画外音的“借力”，譬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少女被侵犯下的“错位”青春懵懂），譬如《带叭儿狗的女人》（婚外恋中以爱情为名的欲望舒展），譬如《小偷家族》（社会缺陷下的人性归属之难）等等。而在小说集《单枪匹马》篇首的《在柏叶底》中，有着两则耐人寻味的副文本式的“画外音”，其一为著作《蒙塔尤》，其二为著作《革命之路》。我们不妨通过对此二“画外音”的倾听，来感悟陈克海在作品中用心良苦的蝴蝶世界的构筑。

首先是著作《蒙塔尤》。《蒙塔尤》以“一斑全豹”“一叶知秋”的方式，通过对法国南部小山村蒙塔尤在13、14世纪之交30年的历史考察，包括日常生活、个人隐私以及种种矛盾、冲突等的展示，全面勾勒了一个“微观法国村落”的真实景观。在此，作家以女主人公在柏叶底村扶贫的经历为蓝本，对于《蒙塔尤》这一“画外音”的互文式引入，便显然有对当下“微观中国村落”的真实景观展示的意图。此中，作家以批判的笔法，给我们展现了潜入水面之下的真实扶贫：有一桌子人挤在一起打牌的场景，有为争夺贫困户而互相攻讦的小农意识，有底层村干部的粗俗、驻村干部的情感纠葛等等。如同陈忠实《白鹿原》扉页中引用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对于柏叶底村“蒙塔尤式”的细密的展示，或许也包含着陈克海对于隐藏在历史褶皱中的边远乡村景观图解的意图。

而这一切的图解与揭示，最终都引向了作为性灵主体的“蝴蝶”之存在。倘若再稍稍向前迈进一步，我们会看到在《遇素琴》一文中，陈克海为我们勾勒了另一个版本的、属于打工者的“城市版的蒙塔尤”。事实上，在《单枪匹马》这一集子中，《在柏叶底》和《遇素琴》奠定了整个作品集的城乡构筑基础：驻村干部王亚楠是由麦城下沉柏叶底村，而遇素琴则是由柏叶底村前往麦城打工。这一城乡“双线故事”的互文，正预示了中国当下女性在“乡土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演进中的艰难与坚韧的飞升历程。她们如华夏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在时代前进的航程中，为了“楔入”新的土壤，不断地辗转着，有的找到土地生存、扎根，形成新的生命体，有的则四散飘零，不断经历流浪、无依、无根的灵肉痛楚。倘若再推进一步，我们会发现，作为“倾诉的蝴蝶”，面对当下“城乡蒙塔尤”那厚重大地与迷乱霓虹，这些女性面临着天然的“二重倾斜”。一方面，数十年改革历程所带来的“农村人进城”与“再反哺农村”的社会变革，需要最底层的人们来投入这一浪潮之中，而这其中不单有自路遥至石一枫笔下的男性书写，还有被掩藏的众多隐忍的女性在社会“斜面”下的底层存活状态。另一方面，这些女性在充当“大地上的漂泊者”的同时，又天然地拥有着轻逸飞翔的蝴蝶之梦，这一特殊秉性在以男权社会为根基的生存法则面前，往往又被置于倾斜“斜面”下被忽视。而倘若从情感出发，每一个女性都渴望拥有一个“自我”的世界，来实现对“本我”的自主性确认。然而当她们真正步入乡土中国的“蒙塔尤世界”中时，会深切体会到女性生命个体实则处于诸多“他者”构筑的网状结构之中，以致使得个体终难逃脱沦为阿甘意义上的女版的“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欲对它保持距离”的矛盾的“当代人”的命运。因而，通过这一城乡“蒙塔尤”的隐喻式书写，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王亚楠”与“遇素琴”们，在经历驻村与打工的种种艰辛与无奈后，极大程度上陷入同时代与他者交织碰撞下的彷徨无助。

其次是著作《革命之路》。《革命之路》，被誉为焦虑时代美国数百万中产阶级的缩影，他的作者理查德·耶茨也因此被誉为“焦虑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同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狂热追逐美国梦不同，《革命之路》以反讽的手法，在根底上展现了对于美国梦的绝望。在作品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195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在“温水煮青蛙”境遇下的灵肉缓慢枯萎：稳定的工作，安稳的家庭，和谐的秩序，而这背后通向的却是毫无波澜的爱情与寿终正寝的一生。这种和谐假象下的时代焦虑，犹如一把残忍的刀子，无情地捅向了读者的心脏。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曾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陈克海对于《革命之路》的引入，显然是为了更为直观地透视我们这个时代的“蝴蝶”们在追寻“蝴蝶梦”路途上的焦虑与单枪匹马的孤独。事实上，很多时候蝴蝶的梦想，成为一种“他者的梦呓”。在社会规训、道德规约、伦理秩序、情感束缚等诸多“沉默的螺旋”的辖制下，一个个转动的“螺旋”将弱小的女性声音碾压为卑微的齑粉。令人惶惶不安的是，在融入“他者”这样一个失去自我的过程中，女性们往往徒有肉身之名却丧失了自由支配的权力。在《单枪匹马》等诸多著作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陈克海为让这些“蝴蝶”摆脱沦为“他者”依附体而进行的肉身弥合的“革命之路”。这种“革命”，最为大胆地指向了长久潜藏的对于女性“肉身”禁忌的突破。

就本质而言，对于女性肉身“革命”的聚焦，天然地指向了长久以来的压制性人伦道德（如“发乎情止乎礼仪”“存天理灭人欲”）和单向性别取向的语境下的“肉身禁忌”的突破，以及耻感或罪感意识的艰难突围。而在陈克海的作品中，这种肉身突围之“革命之路”的力度是巨大的，这在一个个“薛珊们”“狄曼们”“梦雨们”与“他者”秩序下肉身禁锢不断碰撞的命运痕迹中皆有展示。而更为残酷的是，同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相似，陈克海的“蝴蝶”们在向“自我空间”纵情“逃离”的步履下，最终仍旧难逃沦为社会规训体系下丧失了灵魂实体的无奈结局，这种辗转腾挪后令人悲怆的结局，无疑映照了作家对于现代性视域下女性“革命之路”的别一种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