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土进城的撕裂之痛

“每天早晨，父亲陈先土的第一件事儿是穿戴好衣服坐在门枕上，点燃一根烟一边抽一边眯着眼朝远处看。他花十几分钟的工夫把一根烟抽完。每一口烟在他的肚子里转一圈，再从鼻子甚至眼睛里冒出来，便不再是烟了，而成了淡淡的雾气。”

这是陈仓《后土寺》的开篇，悠然恬淡，一幅乡村水墨画。

“透过雾气，他似乎把整个村子都看空了，把几亩庄稼看透了，把一座大山都看穿了，最后看到儿子陈元坐在一千公里之外的半空中。”

宁静致远，父亲牵挂着千里之外的儿子。

如此美好，接下来的却是让作者、读者都痛楚的撕裂。

《后土寺》有两条脉络，一条是儿子陈元在后妈去世后放心不下独守空落落一座院子的孤寂的父亲陈先土，想尽办法带父亲进城；一条是父母离异的留守儿童麦子对爸爸陈元无尽思念，进城寻找父亲陈元。牵扯两条脉络的是既是身为儿子，又是身为父亲的陈元，到城市里打拼生活的辛酸与不堪，是这个时代千千万万从乡村涌向城市的打工人的缩影，交织、牵拽着乡音血脉，切割、撕裂着一代人离土进城的心路和根脉。

一、带父亲离土的根系撕裂

“土可生白玉，地内出黄金。”枝繁叶茂如一棵大树的陈氏家族，传到陈元这一辈，树叶落光了，枝丫枯干了，已“不再像一棵树了，而像颠倒过来的一根小草”（《后土寺》16）

枯去的枝丫倒过来是小草下面枝枝蔓蔓的根系，牢牢地吸附固守着剥离不掉的泥土。小草（陈元）不是蒲公英，随风轻轻一吹，就飘到了千里之外的城里，他是被移栽到城市的一棵树。

楼下边的草坪没有完全铺好，有几棵碗口那么粗的树是不认识的，被东倒西歪地扔在旁边，树根用绳子包扎着———那些树都是在外地培育好的，然后连根一起被拉到上海，准备移栽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它们的境遇与我一模一样……（《后土寺》397—398）

陈元的父亲陈先土是树根，也是紧紧抱着树根和泥土的绳子。

陈元早就进城了，是大上海的记者。然而，陈元并没有真正进城。“自从到了上海，当陈元发现人家尤其在乎出身的时候，一般人问陈元是哪里人，他多数是不回答的。如果被逼急了，或者要填个简历什么的，陈元只说是陕西的。”（《后土寺》21）

诗人潞潞在《乡村的悲剧》（读李杜的诗随感）里写道，“我记起新疆朋友说的一段话。他说，他见过巴里坤草原上哈萨克人的牧羊犬，凶猛异常；但就是这些狗，它们偶尔经过乌鲁木齐的街市时，一个个贴着墙根，即使在电线杆下撒一泡尿，也是东张西望一脸胆怯的神色；他曾经为那些狗骄傲，此时却不得不悲哀了。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类比，是一种贬低，那就错了……从某意义上说，我们的确像巴里坤草原上的那些狗……从乡村文化转入城市文化，实际上是把一个完整的人一分为二，使和谐变为不和谐，这种分裂的痛苦是相当大的，这种伤害也将是刻骨铭心的……是对过去生活的否定，是一次残酷的分裂，是痛苦至极的再生。”

塔尔坪，是陈元进城的牵拽。埋葬了后妈，牵挂陈元的就只有七十多岁的老父亲了。陈元的想法简单，人死了，就没有了牵肠挂肚，父亲跟自己去上海是顺理成章的事。

“你老太嗲老太奶，你嗲你奶，怎么办？……死了就可以不管了？你妈你哥，他们也死了，难道不用上坟了？”（《后土寺》20）在塔尔坪生活了一辈子的老父亲陈先土说道，塔尔坪的泥土、一草一木，以及过日子、打发时间的习惯和方式都是融入在父亲的生活里，乃至血脉里的。还有一头大肥猪，在儿子陈元软磨硬泡，甚至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又续了几天假的犹豫中，父亲说起了要喂到过年才能杀的一头猪。这是眼前父亲牵挂的唯一活物。陈元请来了表叔杀猪佬陈先株把猪杀了。杀猪的当口，父亲突然回来了，啪的一声，把一只碗摔在地上，十分生气，“谁让你们杀猪的？……你们晓得这头猪是谁养的？是你后妈养的……你后妈死了，这头猪更要继续养着，起码让我养到过年吧？”

杀猪（《后土寺》18—26），硬生生斩断了父亲的又一支心蔓。

老戏（《后土寺》26—35），让父亲抬起头，眼睛一亮的老戏，冬天不种庄稼，凑在一起唱几天的老戏。会唱老戏的麻花子，儿子在山西煤矿招了上门女婿，女儿嫁去了河南，七八年没回家了，整天一个人在家里，说话的人也没有，孤单出病来，发不出声，成了哑巴。说不了话的哑巴，一看到陈元心里就兴奋亮堂起来，晓得老伙计想听老戏了。把式、道具、戏服收拾好，扭着麻花步子拉着陈元就上路了。父亲早早地在院子里挂上了大红灯笼，扯了绸缎被面拉作幕帐，包谷秆子隔了登台亮相的屏风，搭好戏台。台下端端正正坐了十几个人，等着看戏。没等陈元拦挡，麻花子跨上戏台，挥舞着一根鞭子，在咚咚锵的锣鼓声中，风尘仆仆转了一圈又一圈，唱不出一丝声音，想鲤鱼打挺，躺在地上没有弹起来，像半条在地上挣扎的蚯蚓。知道了实情的父亲把麻花子扶到床上，对着麻花子字不正腔不圆地唱，前半夜唱，后半夜嘟嘟哝哝地说，不晓得唱了多少遍，嘟哝了多少话，麻花子哭了，父亲也跟着哭了。又一根牵挂和念想也断了。

陈元想着法子折腾几天下来，还是没能安顿好父亲，十分不安又茫然不知所措。在陈元看来，老父亲放不下的两亩地，再好的年成，收一千多斤麦子、一千多斤苞谷、两千斤洋芋，值多少钱？放在上海，一辆车子抵得上父亲种两三辈子的庄稼。

“账能这么算吗？如果都那样算的话，世上还要我们农民干什么？没有一个农民种地，世上的人吃什么？总不能直接啃钢筋水泥和喝玻璃碴子吧？”父亲的心思陈元不是不懂，这是城市与乡土的割裂，父亲与儿子情感的撕扯。

后妈去世了，养的猪杀了，唱老戏的老伙计哑巴了，父亲还是不愿离开乡土，把回上海的儿子送出村口，送到石门镇，看着儿子坐上去县城的班车，独自立在初冬的寒风中，像一棵大树上仅剩下的几片叶子。车子爬到半山腰，父亲仍然站立在桥头，像一只小小的蚂蚁被迅速卷入茫茫的雾气寒烟之中。

送走儿子的父亲，又坐回门枕上点燃一根烟，却已乱了内心的安宁，几口就抽完了，没有从鼻子眼睛里冒出来化成雾气，从嘴里直接吐出来，烟还是烟，浓浓的烟，父亲什么也看不空了，看空的是自己，慌慌张张中，一个破旧的收音机，重又回到了父亲的生活中。

收音机（《后土寺》35—40），是陈元亲妈去世后父亲买的。地里干活，山上放牛割草，父亲把收音机都带在身边，收听的内容只有一个，晚上短波，白天中波，清一色的老戏，后来又增加了一项，听天气预报，不是陕西天气，不是河南天气，是陈元所在城市的天气。有一年听预报上海有十几级台风的时候，老父亲急急地跑到镇上打电话提醒陈元，不要让风给吹跑了。

后来，耳朵聋了的父亲，还是不离不弃地把收音机带着身边，音量开得很大，吵了村子里的安宁，大家骂，你个聋子，听什么收音机呀？父亲笑着说，我是聋子，收音机又不是聋子。

父亲醒着，收音机就醒着；父亲睡了，收音机不见得睡得着。劳累过度的收音机坏掉了，父亲花了好大的价钱请人修好了，修的价钱抵得上再买一台收音机了。修好后的收音机父亲没舍得再开（自己是聋子，开不开没啥差别了），却天天搬进搬出，放在身边，擦上一遍又一遍。有个古董贩子想二百块收走，父亲多少钱都不卖。

账不能那么算，父亲给陈元打了个比方，“如果那不是一台收音机，而是自己的一个媳妇，她无论唱歌还是骂人，你什么都是听不见的，你是让她坐在身边唠叨呢，还是把她赶走或者卖掉？”

放不下父亲的陈元，在回上海的途中听了偶遇的远房嫂子点拨，在县城下了车，直奔电器商场买了一台二十五英寸的彩电返回到塔尔坪，有了电视，父亲又能看老戏了。用嫂子的话说，“电视里有戏曲频道，秦腔、豫剧、越剧、京剧，《铡美案》《天仙配》《包青天》《屠夫状元》，想看什么没有呀？”

为了让父亲看上不带雪花点子的电视，陈元又买回来卫星大锅支在房顶上，河南台、陕西台、中央台，好几套电视节目收到了，从大白天等到天黑，从天黑守后半夜，又守到天亮，没有收到一个戏曲节目。

“父亲安慰陈元说，比收音机好多了，起码能看到人影子了。”

听马铁匠说，一台电视机一个月要用上百度电，父亲赶紧拔掉了插头，还是拿出了收音机，不时地看看收音机，看看那一闪一闪的亮点。

上百度电能花多少钱？陈元说电费由自己付，父亲还是那句话，“你的钱就不是钱吗？”

父亲用电，“天不黑透不开灯，而且还备用了两个灯泡子，一个三十瓦，一个十五瓦。在陈元回家的时候，他会换上三十瓦的，陈元前脚一走，他后脚就换成十五瓦的。”

收音机的红灯不闪了，啪的一声，一道红光，一股黑烟，父亲的收音机也变成了哑巴。哑巴收音机仍然被父亲摆在香案上，摆在他能看得见的地方，仍然不时地拿下来擦一擦。

寂寞是可以忍受的，而逝去了一个又一个亲人的父亲，没有了猪，不能看老戏，不能听收音机的父亲，一下子就老了，爬上阁楼挂腊肉的时候，糊里糊涂地从梯子上摔了下来，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白纸，神情恍恍惚惚的。他看见了自己给自己准备的老衣。

“如果这时候陈元离开塔尔坪，无异于置父亲于死地。没有父亲，他陈元要上海干什么呢？他陈元要远方有什么用呢？”（《后土寺》 42）

打麻将（《后土寺》41—52），打麻将，在塔尔坪被认为是败家。唯一会打麻将的，陈元的大伯陈先木，在解放前打牌败光了家里的银元，败掉了十几亩的土地。几十年后麻将风再次兴起后，大伯手痒痒，想教几个老人打麻将，被骂得狗血喷头。打牌成瘾的大伯没得好死，在一个雪天的夜里从麻将桌上下来上厕所，掉进厕所活活淹死了。为了安顿好父亲，陈元顾不了那么多了，想到了要教父亲打麻将，想着父亲学会打牌了，最好是上瘾了，生活就有寄托。陈元费尽心思诱导父亲对打牌有了兴趣，松了口，以码牌比作码柴火，摸着麻将就像是摸着奶奶的骨头，总算是让父亲学会了打麻将。父亲却反悔，说打麻将会上瘾，不能学了他大伯，输了银元，输了地，还输掉了家里的三杆猎枪。陈元煞费苦心，在小卖部里买了几包猴王烟，一人发了一包，把开小卖部的陈先水，杀猪的陈先株，马铁匠约到家里打牌，引诱着父亲终于坐到了麻将桌上。几个老人闹了别扭，陈元背着父亲分头给三个老人打电话一顿劝说，无奈之下答应给每人发一百块钱，求着三个老人陪父亲打麻将。没成想，两个月前还一个人放倒陈元家一头大肥猪的陈先株，中风了，上厕所连自己的裤子都解不开了。寄希望于打麻将消遣父亲寂寞孤单的愿望也落空了。

长枪（《后土寺》52—58），离开塔尔坪回上海的陈元，“不停地回过头看着父亲，又看看只剩下父亲一个人的院子，越来越像一只饿死的腹中空空的畜生，透着一丝丝的开始腐烂的气息。”陈元揪心，父亲不舍，顺道去看二姨娘。陈元的亲妈去世后，父亲心里一直装着二姨娘，也与舅娘、小婶有解释不清楚的风言风语。后妈死了，舅舅死了，陈元的舅舅，用比自己还长出一截子的长枪把自己打死了，死在他到死也不愿离开的刺沟，死在了他自己的家，刺沟最好的房子里。这是陈元小时候睡过的房子，是舅舅舅娘住了六七十年的家，成了舅舅的坟。

二姨夫也死了，父亲自由了，不用瞻前顾后偷偷摸摸了。“但是，父亲的某些欲望似乎被岁月禁锢住了，只剩下一个愿望了———找一个可以说话的老伴，或者暖暖脚挠痒痒的老伴。”

这么小的愿望，犹如在田陇间迈上土坎想抓拽的一把小草，小草枯萎了，看得见抓不得。二姨娘病得下不了地，不能自理，不想拖累人。

二姨娘让陈元找舅娘，舅娘也一口回绝了。舅娘忌恨陈元父亲的小气和私心，“找你爹吗？你晓得他怎么说的？说哪个女人去塔尔坪管吃管住可以，但是你们家的一粒米一根草都是你这个宝贝儿子的，想图他的家当趁早死心。”父亲给陈元存有五六万的存款呢！陈元送给父亲的烟呀酒呀，都被父亲拿到小卖部换成钱，存在了信用社。

大火（《后土寺》58—64），执拗的父亲拒绝进城。陈元心里坠着老了的父亲只身回上海了，终日心神不宁，忐忑不安。父亲还是不出所料地出事了，他去山上烧荒开地，一是为了打发日子，二是增加一点收成，引燃了一场山火，烧过了几架山，差点儿把自己烧死在山上，面临着要赔钱，被罚款，也有可能被抓起来。

受到惊吓的父亲，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接到儿子陈元的电话，没开口就嘤嘤地哭了，哭声凄惨，身子不停地哆嗦着。等儿子陈元回来前前后后打点，将父亲失火烧山的大事化小之后，父亲终于吐口，让陈元带上自己去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