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我、新我与捉拿生活

编者按：“新时代文学晋旅”，是山西继“山药蛋派”“晋军崛起”与“三晋新锐作家群”之后涌现的又一文学群体，是由山西中青年作家共同建立起的文学地域坐标，获得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期对话立足“新时代文学晋旅”的精神内核，邀请本省知名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编辑及评论家，就“新时代文学晋旅”的本质、发展、创新展开讨论，相信他们的深度对话能给读者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也相信“新时代文学晋旅”定会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独特且宝贵的光华。

1.时下，能够提出“新时代文学晋旅”这个具有指向性的命名，说明在山西，已经有诸多中青年作家脱颖而出，他们亟需一个喷发的出口。请你罗列几位比较熟知的山西作家，并讲讲他们的创作特点。

张二棍（诗人，以下简称“张”）：对同辈甚至更年轻的山西作家们，我不敢轻易置喙。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既生活在现实主义写作的土壤之上，也呼吸着各种新鲜而迥异的空气。甚至每个人的经历、阅读、性格都大为不同，我们关注什么或者写下什么，诸多时候并不是自我的抉择，而是我们拥有的生活，童年记忆，正在遭遇的境况与日常，念念不忘的瞬间……等等这些，促使“新时代文学晋旅”麾下的每个青年作家，都形成各自独立的风格。比如杨遥、克海对乡土中国的深刻洞察，在普罗大众的柔弱中，寻找见坚硬的真理。比如浦歌、吕魁对人心和人性的深邃理解，于繁复莫测的日常里，刻画了非典型的爱恨情仇、生老病死。比如白琳、苏二花、陈年等等竭力探索和建构着新的女性意识与慈爱情怀，并借“我”的口吻，自在袒露出人世间潜藏的大善与小恶，欢愉与忧伤。我想，每个写作个体的出口都不太一样，他们百花齐放的模样也让人欣喜。我看到，大家奔赴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即写下不可忽略的作品，成为那个各自理想状态的作家。

手指（小说家，以下简称“手”）：我密切联系，感到亲切的一些小说作者，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看重这件事，认同“写出好小说”的价值，他们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创造上，放在作品上的，他们试图去发现。

陈克海（小说家，编辑，以下简称“陈”）：从2004年开始在《山西文学》当小说编辑，可以说见证了一大批山西小说家的成长和变化。大概谈一点印象。比如出生于1975年的杨遥，他的小说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有对童年记忆的深情回忆，也有对日常遭遇的准确记录，不能因为他书写的题材，就简单归类为底层叙述，事实上在他丰富且庞杂的文本中，始终埋藏着一种倔强的精神，那就是对复杂人性的探幽索隐，对偏离公正与平等等社会现象的执拗校正。读他的小说，总会想起《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总有一种纯粹的天真，那就是对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的严肃追问。比如出生于1981年的手指，早年他的小说关注青年人的精神状态，讲述他们面对世界进入社会这个庞然大物时的种种反应，充满激情的叙述里，文本不乏戏谑、调侃，甚至带有一种狂欢精神。近些年，随着阅读和思考的深入，早期作品里的愤怒、激烈情绪消隐，作品越来越开阔，同样是书写普通人的日常，他打量世界的眼光带了更多的温情和理解。比如出生于1975年的李燕蓉，她的小说若从题材上区分，写的多是都市男女，故事谈不上大的起伏，她常常能从看似寻常的生活状态中洞幽烛微，发现不正常之处。得益于女性独有的审视目光，现代人生活的精神困境常常在她缜密的逻辑推演之下，逐渐成形，呈现出耐人寻味的质地。比如出生于1974年的浦歌，他的小说好像就是要打破现实与梦境的区隔，在那些几近变形的世界中，他饶有兴味地做着试验，现代社会究竟是怎样影响着人，那些不可思议的遭遇在他的耐心叙述下，变得越来越像寓言和神话。比如出生于1972年的杨凤喜，他的小说至少从题材上看都不离奇，全是些家常之事，但在他简洁、近乎朴素的叙述下，仍然能看到他对人心的精妙捕捉。这样的小说家，还可以举出很多，因为出身和阅历不同，性格迥异，他们的小说风格也大不一样，如果非要找寻相近之处，可能是他们正好置身在这块土地上，又迎面撞上了这个火热又生机勃勃的时代。

董晓可（评论家，以下简称“董”）：2020年，我很荣幸成为山西文学院第七届签约作家，签约的课题名称为“山西中青年作家研究”。截止目前，我已对21位山西中青年作家的代表作品进行了相对细致的考察。现简要列举几位小说作家：

杨遥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有着善良底色的小人物，在大时代列车的呼啸前行中经历着不为人知的希望与绝望、隐忍与逃避、侮辱与损害、爆发与复仇。他通过对毫不避讳的社会矛盾与公平失却的尖锐书写，给人带来了真切的痛感意识与现实反思。总体而言，历经20余年打磨与沉淀，杨遥的创作愈发深刻，正朝着小说大家的方向进发。

陈克海很擅长书写底层女性，如果将其与毕飞宇、张楚两位女性书写高手对比，他往往更侧重将这些蝴蝶般柔弱的女子置于“自我”与“世界”加剧割裂的现代文明境况下，书写她们失却的本真、天然的感伤与托举美好希冀沉重起飞的点点鳞片。从写作手法看，他的作品很少有绚烂的技巧展示与离奇的情节设置，更多的是寻常“慢故事”的耐心细致推移，采用类似于白描的生活细部构筑文本。

张暄的作品往往聚焦于人的肉身需求，通过看似琐碎的生活烦忧与爱情失落，展现现代人生存的缺憾。如同他最喜欢的电影《大话西游》那样，他作品中有诸多看似不太沉重、实则无能为力的独属于现代人的爱情荒诞、亲情隔膜与生存迷惘所构筑起的现代人残缺的“维纳斯之臂”，且往往通过一些美好的“闯入者”（女性居多）形象，来赋予文本轻盈与微妙，并以此点亮抵御现代桎梏的微弱星光。

白琳，是山西作家中近年来成绩斐然而引人瞩目的存在，她的作品近年来频频出现在《收获》《当代》等大刊。她本人走得很远，从三晋大地一直走到了欧洲罗马，而她的主人公也随着她有了更多漂泊感。就从她今年在《收获》第二期发表的小说《支离的席勒》来看，一种表面光鲜而内心荒凉的离乱感，一种用孤傲保护孤独的贝壳似的软体心灵，是她钟情的文体感受。这，让人不由想起郁达夫、张爱玲等有异域经历、有羁旅愁苦的文学大家。如果扩展开，以白琳为典型，或许其代表了山西“走出去”作家中更为庞大的队伍，就目前来看，这支队伍至少涵盖了笛安、孙频、顾拜妮、武茳虹、舒吾、王译彬等一串名字，他们不惟有着晋土异地生活的特殊经历，有更多新质文学血液的融入，这也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新时代文学晋旅的厚重基座。

2.你认为，和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及“晋军崛起”“三晋新锐作家群”相比，“新时代文学晋旅”这个被命名的新群体有什么新质素和新向度？

闫文盛（散文家，以下简称“闫”）：很显然，新的命名强调了时间性。这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主观需求，还是客观呈现，都集中地体现出的新的洞察。“山药蛋派”及“晋军崛起”，都以小说为重，“三晋新锐作家群”开始涵盖一些别的文类的作家，“新时代文学晋旅”则无疑更突出了“百花齐放”的特征。而且，从我们山西的文学源流看来，近百年以降，小说达到一定的高度后，在散文、诗歌、评论甚至类型文学的范畴，都涌现出了实力颇为不俗的创作者。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各个文体之间可以相互补益，无需自设藩篱，更应去除壁垒，则时日一久，山西文学曾有的荣光便会重现，甚至更可有新的期待。因为“江山代有才人出”“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立意高远，谋之于实事，血液自会更新，青壮老幼也大可以互相师事，旧我、新我都在成长———足以充实我们整个阵容。

董：在此，请允许我引用新近发表在《都市》第4期《浦歌的叙事魔盒》一文中的一段话：“任何时候最优秀的文学都是一种造山运动，一种叛逆性的灾变革命，这在文学被读者边缘化或娱乐媒体征用而变为‘无限的少数’接受受众的今天尤为突出。从这个意义而言，浦歌所接续的自吕新而来的文学的灾变革命，显得尤为可贵。或者说，正是以浦歌的叙事魔盒为标志之一，同时涵盖了张二棍的草莽刺杀、闫文盛的主观王国、手指的暴力先锋等一批青年作家的异质突破，才使得山西文学有了通向未来、对接新生的无限可能。”

这，是我对“新时代文学晋旅”这个新群体的新质素与新向度的整体判断，即不自我遮蔽于所谓山西“传统文学手法”，追求一种更具先锋意识，更为大胆探索，更显明的融合与突破为一体的“造山运动”与“灾变革命”。

张：时代洪流之下，我们都是摸索着石头过河的人。每一代作家都像一条河流，有自己的浪花与漩涡，都有呵护着自己的两岸，都有自己流经的疆域，滋润的人群，汇入的海洋……老一辈“山药蛋派”作家们深挖洞广积粮，对素材精益求精的沉着，值得我们学习。“晋军崛起”与“三晋新锐作家群”，一位位优秀的作家，他们都拥有生活的深度与视野的广度，自然也形成了各自作品中的先锋、多元、异化，甚至与主流写作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另起炉灶，他们仿佛一面面镜子、一枚枚法器、一张张明信片，以此来映照时代、捉拿生活、传达爱意。到了我们“新时代文学晋旅”这一代作家，许多人有着更好的学业背景，甚至知识和见识的来源也远非前辈作家可以比拟。但我们的苦恼是，在这样一个碎片、急躁的网络时代，无法做到对生活和生命的沉潜与深入，凝视与审视。所以，如果大家安静下来，一定也会与我们的前辈一样，取得不可估量的成绩。

3.最近很流行一个概念，叫“新南方写作”。据这个概念的首倡者杨庆祥说，“新南方写作”是对汉语主权的预先书写和确认。那么你是如何理解新南方写作的？我们的“新时代文学晋旅”与其有没有相通之处？我们又如何增强“新时代文学晋旅”的辨识度？

手：最主要的还是写出好作品吧。

张：我是个比较懒惰的人，很少关注其他地方，其他群体，甚至其他个体的写作。总觉得，不管南方北方，所有的写作终究都是个人的、隐秘的、不可预测的。我们“新时代文学晋旅”所能做到的，就是用好我们山西本土纷繁复杂的写作资源，真正承接前辈们十年磨一剑的意志，汲取外省乃至国外的宝贵经验，以严谨规范、一丝不苟的态度，写下不断摒弃、时刻陌生、永远无依无靠却活色生香的作品。

董：“新南方写作”，以及“新东北作家群写作”“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甚至包括“文学新浙派”等等提法，其背后本质而言是一种文学话语权的地域性争夺。当然，这种地域性研究本身可对铁板一块的文学秩序解构与地方经验总结起到一定作用。就此层面而言，我们的“新时代文学晋旅”与以上术语并无二致。

在增强“新时代文学晋旅”的辨识度上，更多的工作需要省作协和文学研究者去实施。在此层面，我们已经在做诸多扎实的活动，如去年推出的“新时代文学晋旅”丛书与活动策划、在《小说选刊》上同时对山西70、80、90后作家展览，今年与山东省作协合作，在《青岛文学》上开辟的“鲁军·晋旅”栏目对于山西作家的集中推出等。

如果说还有短板的话，目前我们在文学评论的集中推送方面存在欠缺。就“新南方写作”而言，广东在《广州文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有专门的、高强度的话题讨论，并与《当代作家评论》合作推出了“新东北·新南方”的针对性栏目，而在山西，该方面的工作无疑是缺失的。

4.你作为“新时代文学晋旅”的成员之一，在日常写作中，都有哪些困惑？可试举几例。

陈：日常写作中，困惑太多了，也非常具体，就是每一篇小说刚开始动笔的时候。以前好像打开文档，就可以信马由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现在会想得更多，总要等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确实有话要说的时候，才会坐下来。

当然，因为生活环境的局限，或者说受制于想象力，好多时候看见别人写普通人的生活，写日常，难免也会受影响，跟着“底层写作”，结果难免陷于同质化的尴尬境地。

我也经常在想，在如此便捷的互联网时代，小说怎么能给人提供陌生的经验？小说肯定还是大有作为的。说是信息时代，实则受制于算法，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可能更像是自己愿意看到的幻境，结果就是更多的人活在舒适的信息茧房里。好多时候会悲叹，小说想写出新意来似乎很难，但好在每个人接受的信息千差万别，或者说在前人历尽千辛万苦才能获得一点体验，而今天的人得益于新技术，瞬息间就能享用几百年来的文明成果，这些巨大的刺激，兴许是现在的小说家挖掘不尽的宝藏。只要满怀热情，葆有一颗好奇的心，仍然大有作为。

手：写作的困惑很多啊，写什么啊，如何写啊，为什么要写啊，重要的是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一度你以为自己解决了，结果过段时间你又回到了一些基本问题上。现在我觉得，生活的困惑和写作的困惑密切相关，之所以有困惑，肯定是因为“不满”，不满是写作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