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即是永别

你拗，我更“皮”

《东坡志林》常常拿王安石来开玩笑。书里引述，王安石某次和刘原父一起痛饮，忽然停箸，问刘原父：“孔子‘不撤姜食’是什么意思？”原父一本正经答道：“根据《本草》，生姜多吃会损智。因此老子说，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是老子的学生，是以道教人的，所以提倡‘不撤姜食’，让天下人都当笨蛋。”

王安石得到悟解，十分高兴，后来才知道，刘原父的话原来竟是跟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因而论王安石“多思而喜（穿）凿。”刘原父是按照他的思想方法来作解说的。《东坡志林》记这一个故事之后，接着说：“庚辰三月十一日，食姜粥甚美，叹曰：无怪吾愚，吾食姜多矣！因并原父言记之，以为后世君子一笑。”由此可见，“姜粥”也是“坚硬的稀粥”。

王安石为人正直而刻板，有时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他的学问水平堪称一代大家。对于学识，他是颇为自负的。当时朝廷中人，都暗中称他是“拗相公”。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开始，他在儿子等人帮助下动笔撰写《三经新义》（王安石撰《周官新义》，王蚞、吕惠卿撰《毛诗义》《尚书义》的合称，是熙宁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经过两年左右才告完成，他自认为是古代经书的权威评论家，基本否定了郑玄、马融等大儒的相关研究。他还利用行政管理的权力立下标准，国内读书人都必须研读他的“新义”，连科举生答卷也要以“新义”为准。一些大学问家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兄弟等对此颇有看法。苏轼出京之后，有一次监考乡试，曾写诗表达了他对考生试卷表现出来思想呆板、学识贫乏的深切担忧。

学者们不仅对拗相公的《三经新义》报以反对态度，对于他研究文字的著述《字说》也颇有看法，认为他研究中国文字的构造和起源，不做探究，不用比较，颇多主观臆造。有人曾讽刺它是“幻想语言学”，一个人半天就可造出许多篇章。

备受人指责的《字说》，现在已散失了大半，唯有残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可以推想原书情况，这成为历代文人茶余饭后的趣谈。而苏东坡和王安石的许多交际，都与《字说》有关。

苏轼是名列全国第二的高中进士。早在16年前，王安石是第四名，苏轼风头比王安石更劲。两人的第一份工作均是签判；彼此的诗歌、文章都出彩，可谓势均力敌。

明朝王昀贞编纂的《调谑编》就记载了几个故事：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意思是说，王安石把“笃”“笑”等当作“会意字”，荒唐地加以发挥。这怎能不被人讥笑呢？

文字中有“鸠”字，由“九”和“鸟”两部分构成，读音是“纠”。这本来是形声字，左为声，右为形。拗相公却一心想由字义找到出乎预料的新意，他一意孤行，竟然发展到推翻字音的程度。

有一天，苏轼与王安石闲聊。苏轼故意请教王安石：“说说看，‘鸠’字为什么由‘九’和‘鸟’两字所构成？”

因为不明东坡的就里，王安石一时语塞。

东坡笑起来，揭开了谜底：“我认为这一证据是《诗经》里说的：‘鸬鸠在桑，其子七兮。’意思是七只小鸟儿，再加上它们的父母，不就是九只了吗？”

王安石恍然大悟，苏东坡不是在讨论学问，而是在借此讽刺自己。

不料，没过几天苏轼又来“发难”了，这一次是涉及“波”字。

“波”也是形声字，是由“水”和象声的“皮”字所构成。王安石解释时，想象力太过丰富，在《字说》中竟解释为“波为水之皮”，这明显是诗人的思维。但如果牵强附会地理解，也还说得过去。

如果这一解释合理，苏东坡的“坡”，是不是“土地之皮”呢？苏轼一想到此就大笑不止。千年之后的当代作家贾平凹顺势道出了苏东坡这一重要品质：“苏东坡，太‘皮’了！”因为“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无趣”。

苏轼遇到刚刚退朝的王安石，“波”字让他忍俊不禁，诙谐地说：“照先生书里的解释，既然‘波’为水的皮肤，那么‘滑’字一定是说水有骨头！”

王安石表情尴尬，一时僵在了路上。

可见，王安石的《字说》违反文字的造字规律，不少地方出于主观臆断，遭到人们的质疑和非议实属难免。何况，他遇到的是苏东坡这样的才思敏捷之人！

苏东坡在为反对新法所作的诗歌中，往往或明或暗地攻击王安石本人，他不但反感王安石的“新政”，而且对王安石的学识也看不上眼，说“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又说王氏之学为“俗学”，而王安石的“经说”和“字说”，问题的确太多。

公允地说，王安石对苏东坡当然也不无成见，但他年长一些，在为人处世上表现了长者的沉稳与大度。不仅如此，王安石后来还逐渐改变了对于苏轼的看法，他特别钦佩东坡的文学天才，特别是在读了东坡独抒性灵的诗作后，他发自内心称赞：“子瞻，人中龙也！”

才智机敏的东坡，也并不可能永远正确。一天苏东坡登门拜访王安石。王安石不在，管家便把他引到主人的书房里用茶。苏轼在书房里一边品茶，一边欣赏主人书房悬挂的字画。

目光一转，他注意到王安石书案上有一首尚未写完的《咏菊》诗。其中二句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看罢，谐谑的天性发作，哈哈大笑。他认为：春兰秋菊，菊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素有傲雪之骨，不管风吹雨打菊花只会枯干，不会飘落。眉山苏家庭院里的菊花就是如此，没想到当朝宰相王安石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

他略加沉吟，提笔在王安石的诗句下加了二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续完诗句之后，回过神来的苏轼，知道自己又祸从口出，这样岂不是冒犯了“拗相公”的脸面？白纸黑字，已经不能再在纸上涂抹或销毁证据了。于是，他向管家匆匆告辞而去。

王安石回家，管家说：“苏轼来过，等了您一会儿，就走了。”

王安石见到书房的书案上的续诗，知道定是苏轼所为。他不禁暗笑起来：“苏轼呀，枉你过目成诵、出口成章，《离骚》你不是背得很熟吗？那里边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难道你这名震京师、帝王视为栋梁之材的大学者，连这都不晓得吗？”

东坡来到黄州后，公务之余，经常与友人一起吟诗消遣。一天正值九九重阳节，他约请已是隐士的陈季常来家里饮酒赏菊。当他与陈季常来到花园时，一向见花就喜形于色的东坡，突然沉默了。原来，昨天还是怒放的菊花，经过一夜风雨之后，现在只剩下一些光秃秃的枝干在风中微微摇曳，枯菊秆下铺满了金黄色的菊瓣……真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

陈季常很少见到东坡这副沉默木然之样，忙问缘由。东坡禁不住深深叹了一口气，便把给王安石咏菊续诗等往事细说了一遍。

陈季常也是饱读诗书，提出了自己的观察：“橘子生长在淮河以南就称为橘，生长于淮河以北就称为枳。菊花一般不落瓣，但黄州这里的季候有些特别，菊花是落瓣的。可见凡事都有它的特殊性。你曾经提到，蜀地眉州还有香海棠，但是黄州这里的海棠就没有任何气味啊……”

东坡霍然大悟，他有些不好意思了，羞惭满面地对陈季常说：“看来拗相公所写的‘吹落黄花满地金’一句没错啊，倒是我写的‘秋花不比春花落’错了！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狗尾续貂……”

几年之后，东坡被重新起用应召回京时，他曾专门为续诗一事，登门向王安石认错。

对于“新法”，东坡不止一次向神宗上奏：先是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后来王安石准备低价购买浙江出产的四千盏灯供宫中使用，东坡又上《谏买浙灯状》予以阻止。神宗皇帝认为苏轼说得对，没有采纳王安石的意见。熙宁四年（1071年）东坡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又上三千多字的《上神宗皇帝书》，直言上谏，到了“非吐不可”的时候了，质疑王安石推行新政的可行性。

变法派恼羞成怒，将苏东坡视为保守派的干将，想方设法排挤打压。御史谢景温把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他自然要收拾一下苏东坡。他上奏说，苏轼回蜀“丁忧”时，用官船贩卖货物，并且大售私盐；“丁忧”期满回京时，又私下调用兵士。官员参与贩卖私盐，这还了得！

东坡认为：谢景温为改革派成员，又与王安石弟弟王安礼是姻亲，谢景温如此诬告自己，自然是出于他们的授意了。事实上，在王安石得到这一禀报后，“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75页。）

需要注意，喜怒从来不形于色的王安石，“大喜”二字的分量。

面对朝廷的严厉质询，东坡回复：“苏某奉公守法，绝无贩卖私盐之事，也绝没有私下调度兵士。”

朝廷为此逮捕了当年船上的船工、水师等人，严加审讯，东坡中途曾经与天章阁待制李师中相遇，新党中人希望李师中出面做伪证，遭到李师中严词拒绝。朝廷才知道，东坡贩卖私盐之事纯属无中生有：那是苏轼返京之际，恰逢眉州兵士去汴京迎接新任的知州大人，于是顺道将东坡一行送还京城，其实东坡还为公家节约了一笔路费，显然不属于私下调兵。

案情已查清，但东坡彻底心灰意冷了。谁人不知这是陷害啊，他不想在汴京这个漩涡里弄得昏天黑地。

前途阴晴无主，风雪难料。天地之间拥塞着不可名状的痛苦。春季的静默中，唯有细雪斜斜飘成一种牵挂。但也许是了无牵挂。

风雪是不会收起成命的。辽阔的路途上，枝丫间的春意，把远方拉到了眼底。

那就走吧。《诗·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东坡啊，你真走得了吗？

两个“古之君子”

苏东坡与王安石两人在从政方面虽处于对立面，而且自始至终谁也没有说服对方，从未“一笑泯恩仇”。但从文学创作上讲，尤其是变法初期的情况已成为往事之后，他们又是真正的同路人，毕竟都是欧阳修古文复兴运动中的杰出人物。在欧阳修逝世后，苏东坡、王安石在当时文坛上威望最高，时代赋予了他们很多期望。在文学上的这种关系，促使他们更加重视和珍惜彼此的友谊，甚至是面子。因为拥有友谊，并不一定要出于知音。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的爱子王蚞离世，才33岁啊！这轰然一击，让王安石陷入了无边的悲痛。他的病也加剧了，神情恍惚，多次托病请求离职。

元丰七年（1084年）春，王安石旧病复发，某天突然昏迷，两天滴水未进。也许暴病就是一场启示录，待病情好转，他思前顾后，认为自己佛禅修行远不到家，应该在有生之年广结善缘。就在这年冬天，妻子吴氏也撒手人寰，这又是一次沉重打击。吴夫人20岁与王安石成亲，42年倏忽而过，她一直以贤妻良母的形象出现在家族众人面前，广受赞美与敬重。于是，王安石散财超度，捐给太平兴国寺大量熟田、旱地之后，恳请朝廷将江宁府上元县的“半山园”改为寺院。神宗皇帝立即降旨照准，并御笔题写了“报宁禅寺”。王安石在江宁秦淮河畔租赁了一所普通宅院，于四月从钟山搬家，在这所小院里度过了他的最后时光。

此时的王安石，已经悟入禅宗甚深。他不再是政治家，不再是大哲，甚至不单单是一个文士。他“以物观物”，臻于物象与心灵的整合成一、融为一体，全然是自然天成的审美之境，他的诗歌创作，也全然由古体诗转向了绝句。北宋诗人张舜民在《宾退录》卷二里，称赞王安石晚年诗作：“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评价极高。连黄庭坚也由衷承认：“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足见王安石晚年之作，已然抵达唐诗那种直接用形象呈现意象的诗歌胜境！

王安石坦承：“未能达本且归根，真照无知岂待言。枯木岩前犹失路，那堪春入武陵原。”

神宗还赐给王安石一匹御马。不料御马很快病死了，他就买了一头毛驴代步。那是王安石从“半山园”迁回江宁几月之后，炎炎七月的一天，他骑毛驴到乡野漫游，借此散心，不知不觉来到长江码头，江边密密麻麻停泊着大大小小的商货船只，舟帆林立，好不热闹。他把驴子交给鸡毛小店拴好，在岸边踱步。

忽然一个熟人走上前来，指着江中的一艘商船禀告：“荆公，那是苏轼乘坐的船。”

王安石又喜又惊，立即让仆人带他上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