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传统与遗产：解码《我们这代人》的三重进路

代际意识作为现代意识的一种，强调作为“当前一代”的“我们”承前启后，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慷慨激昂，指点江山。在现实的生活中，每一代人的代际意识无一例外都会经历三个阶段：青春时期的意气风发；中年时期的踌躇满志；后中年时期的意犹未尽或余味无穷。文波的小说《我们这代人》（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1月版）着力刻画了1960年代生人的奋斗历程，讲述了父辈们的快意恩仇，并且回望了祖辈们的沧桑往事，由此，“我们”这代人的故事与父辈们、祖辈们的故事重叠起来，营造出厚重的历史感。本文从乡情、传统和遗产三重进路入手，对《我们这代人》的基本符码予以解读和阐发。

乡情

小说之为小说，首先在于其虚构性，其次才是艺术性。虚构缘于想象，任何想象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现实主义小说是如此，现代主义小说是如此，后现代主义小说也是如此。越是富有虚构性和想象力的小说，越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和联想：这是可能的吗？这是哪里的事情，哪些人的事情？或许，正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小说作者的想象力越来越发达；正是为了挑战读者的联想力，小说作品的虚构性越来越离奇。当然，也有一类作者对读者的好奇心不以为意，有一类小说无意挑战读者的联想力。文波就属于这一类作者，《我们这代人》就属于这一类小说。

当代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注重考察作家对其作品的读者所持的态度和要求，探究不同文学文本所意指的不同读者类型，发掘现实读者在确定文学意义上所起的作用，研究阅读习惯和文本阐述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读者在“作者—作品—读者”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作为业余作家，文波写作《我们这代人》，对“虚构读者”和“理想读者”之类的专业批评术语可能不甚了了，但小说一经出版、投放到市场上，他对“意向读者”应当会予以反思，对“现实读者”应当会有所判断，对“内行读者”不能不有所期待。

基于专业批评和市场营销的角度，需要考虑《我们这代人》的“虚构读者”和“理想读者”。“虚构读者”概念旨在为现实读者提供“标准读者”的楷模，使其依据文本的内在要求而自我调整。“理想读者”概念是由作者或批评家根据文学作品的预期效果得以实现而设想出来的读者类型，用尧斯的话来说就是：“理想读者不仅具备我们今天可及的一切有关文学史的知识，还能够有意识地记录全部审美现象，并反过来印证文本的效果和结构。”①阅读《我们这代人》时，作为外在的读者的我们不能不猜想文本内在的读者亦即“虚构读者”，这个读者随着文波写作的过程而不断成长，随着写作的完成而将自己凝固在作品之中。在“虚构读者”定型之时，“理想读者”脱颖而出，并处于不断的生成和再生之中。

而“意向读者”概念反映的是作者对读者的期待，文波写作《我们这代人》，毫无疑问，“意向读者”首先指向1960年代生人，文波作为“我们这代人”中的一员讲述“我们这代人”的故事，有望推动“我们这代人”的内部对话。这样的一种内部对话，并不排斥年长的一代或年轻的一代，而是期待乃至渴望他们的倾听。就此而言，《我们这代人》的“意向读者”有着跨代际的指向。进而言之，《我们这代人》反映的主要是生活在并西也就是山西，且具有厂矿和机关经验的人们的故事，“山西”“厂矿”“机关”“社会”也就成为吸引“现实读者”的四个要素。“现实读者”概念旨在根据实际阅读作品并做出反应的读者，揭示他们各自的社会规范和趣味。就《我们这代人》而言，“山西”“厂矿”“机关”“社会”四个要素中的任意一个，或任意两个、三个的组合，或四个要素同时具备，生成“现实读者”的不同类型。至于“内行读者”，通常指的是有文学鉴赏能力的读者，他们有能力将文本鞭辟入里、融会贯通。就《我们这代人》的“内行读者”而言，除了文学专业特别是小说批评行当的人士外，还应当包括对山西的历史、地理、社会、民俗有所了解乃至无所不晓的人士，对厂矿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对政府机关特别是省级机关的情况轻车熟道的人士。

“意向读者”“现实读者”“内行读者”中，“山西”不可或缺乃至鳌头独占，这就提示我们，在考察《我们这代人》的读者情况时，缘于山西的乡情是至关重要的要素。作家、批评家刘醒龙为《我们这代人》作序时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代人》看似情节简单，继承‘山药蛋派’‘讲故事’的传统，其实是有一定阅读难度和‘陷阱’的。”《我们这代人》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继承了“山药蛋派”“讲故事”的传统，有待深入细致的分析，不过，缘于山西的乡情的确是它的一大基础，应当作为我们解读《我们这代人》的首要符码。

小说伊始，“胡春来开着奥迪车，离开原太市向北飞驶”，这是黄昏时分。当晚八点，胡春来在老家平原县找了一个小旅店住下，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半夜三点就退了房，向同州市进发。山西老乡或者对山西地理有所了解的读者，很容易在语言中寻到原型，“原太”即太原，“平原”即原平，“同州”即大同。小说中的地名在现实的地图上有了着落，读者头脑中的画面感自然活灵活现起来，故事也就成为发生在我们自己或周边人身上的事情，感觉熟悉而亲切，期待也就愈发现实起来。

胡春来经常陪妻子薛桂花去河东，“河东在并西省的南部”。运城市古称“河东”，读者由此获得充分的自信，“并西”即山西。胡春来不大喜欢河东人，觉得他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喝个酒也喜欢绕来绕去，以显示自己的学识”，相反，他喜欢同州人“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直来直去”。河东人称同州人为“北路人”，同州人叫并西省南部的人为“南县人”，河东人属于此列。胡春来不大喜欢河东人，但对自己和关公是老乡津津乐道，他从小就崇拜关公，在外地出差时每每对不了解关公家世的人不厌其烦地解释：“关公，山西运城解州人，世界上最大、烟火最盛的关帝庙就位运城解州。”初到同州的胡春来从夏县订了一尊关公铜像，送给裴七龙以联络感情，并且，特意拎了一箱闻喜煮饼。“运城解州”和“闻喜”的出现，使得小说具有了写实的意味。胡春来初次拜访裴七龙，带了关公铜像和闻喜煮饼，就是“想唤起七龙的这份感觉，拉近彼此的距离”，于读者而言，这唤起了山西老乡特别是晋南老乡的浓浓乡情。

乡情是具体的，是和具体的人物、地点联系在一起的。阅读《我们这代人》，胡春来的江湖义气，罗跃强的乡土情结，李春梅的质朴纯真，卫蕊花的脱胎换骨，矬三的憨厚老实，七龙的复杂面相，还有诸多人物的性格特点，都具体而实在地呈现出乡情，并在乡情的氛围中得以构型。胡春来是平原人，罗跃强是河东人，两人在对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另一面———或者是自己缺乏且冀求的，或者是自己欣赏却又疏离的。“罗跃强自1986年从安西市调回原太市，胡春来对他一直特别关照。”用“调回”而非“调入”或“调到”，表达的就是对于并西省的乡土之情。

乡情是广泛的。《我们这代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一到十八章为上半部，胡春来是显而易见的主角；十九到四十二为下半部，罗跃强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上半部的故事发生在并西省，下半部的故事从安西市开始，中经乌鲁木齐，其后以原太市为主要场景。“安西”即西安。太原、西安、乌鲁木齐、苏州，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乡情”之列，如果说有什么区别，就是太原、西安、乌鲁木齐、苏州构成不断扩大的同心圆。乌鲁木齐的场景非常有限，但却相当重要，罗跃强和马英莲的情感故事是在安西到乌鲁木齐的出差途中开始的，并且，在乌鲁木齐一挥而就。如果没有这趟出差，罗跃强不会邂逅马英莲，和李春梅的恋爱应当会直接走向婚姻，不会出现情感上的一波三折。就此而言，乌鲁木齐之旅意味着远乡之旅。此外，苏州对马英莲的母亲奚梦雅至关重要，她回到苏州“就像一个复活的少女”。《我们这代人》中，有对家乡的长年累月的坚守，更有“远乡”与“还乡”的相辅相成，这些共同造就了“乡情”的质地与核果。

传统

《我们这代人》第一章就写道，胡春来老家平原县是有名的“中国摔跤之乡”。当地俗称摔跤为“挠羊”或“跌对”，“挠”即“扛”，“挠羊”即“扛起羊”，意味着“胜利与强大”，是一种“宣告、展示与炫耀”。小说对“挠羊”的介绍，实则是对胡春来性格的揭示。小说把平原人的摔跤史追溯到宋朝，特别是在南宋的时候，身为岳飞部下的一名平原老兵返回故里，把军中所学的“角”（近似于摔跤）传授给乡邻，使得这项运动得以“广泛开展，世代相传，终成习俗”。

胡春来是名门之后，他的祖先呼延赞是并州太原人，北宋名将，后周淄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呼延琮之子。元朝时，蒙古人将他们这支改姓为胡。“胡春来父亲从小就经常给他讲这段家族史。”胡春来的父亲胡一德是平原有名的摔跤教练，胡春来三四岁时就跟着父亲学习摔跤，后来又跟着父亲请来的保定师傅学会了保定摔跤的二十四式。十四岁时，胡春来参加并西省少年摔跤比赛，勇夺桂冠。《我们这代人》第一章对胡春来所从属的地方传统、家世传统的介绍，使得胡春来的个人形象意味深长。事实上，胡春来、罗跃强及其他诸多人物都背负着各自的历史。由此，“我们这代人”也就不仅仅是一代人，而是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传人而演绎当下的故事。

第二章中，胡春来所住的小旅馆旁有一家刀削面馆。“并西省是面食的故乡”，海内外早有“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并西”的说法，并西的刀削面又属同州市“最有名气”。“铁皮切面”的典故由来已久，并且，大酒店里的刀削面不如刀削面小馆的筋道。第三章显示，胡春来对饮食比较挑剔，卫蕊花最初打动胡春来的，除了朴实自然的美丽，就是她做的饭菜———凉粉、羊肉、土豆粉羊杂割、胡麻油炒鸡蛋还有主食黄糕———都具有同州地方特色。第十六章中，薛桂花做了几道正宗的河东菜，“蜜汁葫芦”“糖醋茄盒”“肚丝汤”“麻椒菜”，每道菜都显现出“南县人”的“细曲”。

同州民间有句谚语：“三十里莜面四十里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谚语蕴含着历史故事，也蕴含着人生哲理。同州还有一句谚语：“砍柴要刀，吃饭要糕。”从古至今，黄糕在同州人的餐桌上始终扮演着主角。“卫蕊花做的饭菜，咸淡相宜，剩菜剩饭也能添加混搭，不浪费还有新鲜感，胡春来很喜欢吃。”“食色性也”，果不其然。告子是一位年轻的哲学家，他对孟子的“人性善”观点很不满意，就找上门与孟子辩论，说了句“食色，性也”。按照通常的理解，意思是食欲和性欲都是人的本性。还有一种理解，“食”是动名词，表喜爱之意，“色”为态度、美好之意，“食色性也”即喜爱美好东西是人的本性。

作为地方传统的摔跤，作为生活习俗的刀削面，富有文化底蕴的谚语，所有这些构成了传统叙事。所谓传统，离不开社会关系的传承，两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基本的关系，由此，两性关系的模式传承构成了传统的重要内容。《我们这代人》中，胡春来一出生，母亲就送了性命；十四岁时，父亲又遇车祸去世。少年当自强的胡春来，在岳父面前毫不示弱，薛桂花主动追求的胡春来，但并不能约束胡春来，事实上，正是胡春来的男子汉气魄强烈地吸引着她。胡春来的形象比罗跃强的形象有力得多，胡春来周围人的形象则比罗跃强周围人的形象要弱不少。罗跃强一直有父母的关爱。这种关爱的根本意义，在于传统的有效传承，这离不开家庭的作用。罗跃强很早就认识到，“父亲能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别人”，思考问题总是从多方面考虑，懂得“位置越重要，承担的责任越大”，他希望儿子“平平安安、平平淡淡就好”。“妻贤夫祸少，好妻胜良药。”罗跃强能在权力面前始终保持清醒，面对巨大的诱惑也能平淡处之，“全靠背后的贤妻李春梅”。并且，“李春梅总能给罗跃强一种力量，他知道，即使他在事业上碰得头破血流，梅子都是他坚强的后盾”。

《我们这代人》中的爱情婚姻宛如越罗蜀锦，各有所长。胡春来在并西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就读于专科班的薛桂花为胡春来赛场上的飒爽英姿所吸引，主动发起攻势。由是之故，在胡春来和薛桂花的婚姻关系中，薛桂花事实上处于弱势的一方。而在罗跃强的第一段婚姻中，马英莲主动追求罗跃强，并始终处于强势地位。显然，主动追求并不意味着将自己置于下方。裴七龙和梁美娟相濡以沫、忠贞不渝的爱情婚姻，令人潸然泪下；卫蕊花和裴三龙的婚姻不乏戏剧性，令人啼笑皆非。当然，占篇幅最大的，是罗跃强的爱情与婚姻故事。小说中，胡春来的故事以事业为主，罗跃强的故事则把情感作为贯穿始终的轴线。胡春来的故事是社会与市场的故事，罗跃强的故事则是家庭与婚姻的故事。在讲述罗跃强的故事时，连带引出了其他的爱情婚姻故事，包括：李春梅父母的故事，马英莲父母的故事，马英莲的姨妈姨父的故事，马英莲的表姐王青亚和李奎义的故事，等等。“一段婚姻的缔结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在特定的大时代和大环境面前，个体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更是微不足道的”，罗跃强的这种认识，大体上适用于《我们这代人》中的所有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