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苍天在上，我愿埋首人间”

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荷尔德林

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波德莱尔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宣示着一种纯真美好童话世界的终结。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宣告着世界的动荡不安与信仰体系的坍塌。

在此多元、艰难的世界，“诗人何为”也确乎变得空前复杂、严峻起来。于是，大概在10年前，诗人张二棍走进了我们的世界。彼时，这位出身草莽的“绿林好汉”横空出世，荣获《诗歌周刊》2013“年度诗人”（首届），而后又以极短时间横扫中国当下诸多重要的诗歌奖项。他跋山涉水地游走在荒凉与清贫、疼痛与挣扎互为交织的社会底层，战战兢兢地收录着一寸寸爬高、一寸寸断裂俱在的草民生存实景。他是凌厉的、介入的、批判的，又是迂回的、婉转的、智性的，他给人以沉重、悲怆与绝望的云团，又予人以纯净、真诚与温暖的星光。所有的这些，皆凝聚于他对于凡尘大地上芸芸众生的悲鸣与不安、灵肉与尊严的人间书写。

因为拥有翅膀/鸟群高于大地/因为只有翅膀/白云高于群鸟/因为物我两忘/天空高于一切/因为苍天在上/我愿埋首人间！！！

———《六言》

是的，张二棍这一“人间的跋涉者”，谦卑地埋首人间，在动荡、变幻的现代社会，以其质朴之心、激愤之心与高贵之心，与众生割袍换命、滴血认亲，用一颗颗洒落人间的星子，给人以感动、慰藉与希冀之光。

一、镜子：刘年与余秀华

提起张二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种作为“诗人现象”与“诗歌现象”的张二棍。依此出发，我们可以找寻到无数个镜面来理解他：比如他的笔名，那个“主动背弃了结构与音韵，独自找寻反诗意的诗意”与“没有‘江梅伴幽独’的高冷，也不具‘吴钩霜月明’的侠气”（霍俊明语）的令人诙谐一笑的名字；比如他的家乡，那方集束式诞生了黄风、张卫平、杨遥、王国伟、苏二花等当下山西重要作家的代县土地；再比如他“地质队员”与“诗坛新星”的双重身份，行吟山野到寄宿省城的轨迹迁徙，以及那些零零总总的脍炙诗歌……但我想，这些都不是理解诗人最理想的镜子。对于诗人，诗歌构成了走进他精神原乡的“不二路径”，这无疑也将成为此文的重点着墨之处。然而与之并不抵牾的是，我们在诗歌路径之外对于诗人灵肉一体世界的别一种镜面的找寻。在此，我选择了兼具“当代人”与“同代人”双重意味的两位诗人：刘年与余秀华。

刘年，本名刘代福，1974年生，湖南湘西永顺人。永顺一中毕业后，他考入湖南省建材工业学校读机械制造专业，曾在佛山高明明城水泥厂做过3年的机械维修工，1997年返乡后曾做过各种小贩，卖木柴、卖棉花、卖谷种、卖烟叶、卖药材等。2010年他开始从事文学工作，先后在《边疆文学》《诗刊》担任编辑，出版有诗集《为何生命苍凉如水》《楚歌》等。

余秀华，女，1976年生，湖北钟祥石牌镇横店村人，高中毕业后曾外出打工，因身体疾患导致行动不便，2009年开始正式写诗，2014年其诗作在《诗刊》多次发力推出并一举成名，出版有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

张二棍，本名张常春，1982年生，山西代县人，从18岁开始工作于大同217地质队，常年在山野游荡，2010年开始写诗，2012年和2013年，作品专辑两次被《诗歌周刊》特别推荐，2014年4月被选为《诗歌周刊》2013年“年度诗人”（首届），后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出版有诗集《旷野》《入林记》《搬山寄》。

那么，何谓“当代人”？尤其是，何谓“当代人”中的诗人？

无疑，他是阿甘本意义上“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对它保持距离”的人，是因失掉了本雅明哲学世界里灵韵之美、丧失“讲故事”能力而彻夜难眠的人，是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大众媒体语境下紧紧凝视自己时代、感知时代、渴望破局而出的人。这，便是诗歌星空下，世俗与荣耀兼具的当代人。而在此“当代人”的镜面中，刘年与余秀华，以吾道不孤的、相近灵魂的方式，从两个不同的“同代人”维度，构筑起了张二棍的情感共同体。“你白眼青天，蹲在石头上/像八大山人画的一只苦斑鸠”。这是刘年在《致张二棍》中对于张二棍的精妙比喻；“唉，怎么说呢，说外貌和才华成反比吧，好像打了自己的耳光；说外貌和才华成正比吧，肯定打了张二棍的耳光。”这是余秀华就“皮囊与灵魂”这一话题，对于自我与张二棍的个性评定。藉此，我们可以看出二人性情的迥异。而此二人，皆是我们理解作为“诗人现象”与“诗歌现象”的张二棍不可或缺的生命体。如果说，刘年之于张二棍，意味着王维的《辛夷坞》、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那么余秀华之于张二棍，则意味着金斯堡的《嚎叫》、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诗》。

刘年和张二棍同属底层出身，他们由于未沾染过多“书斋的智性和学院的理性”，从一开始便“从书房、纸上、笔下、心头，走向了眼前、风中、集市、田野”，而有了更多大地的气息与风的方向。他欣赏二棍的才华，评论其诗作凶猛有力：“如饮烈酒，如鞭快马，如负深仇，如救美人，磅礴汹涌，痛快淋漓。”他喜欢二棍的性情，曾精准地描述二人性情：“我乐水，你乐山”。而正是这种芙蓉之水与敬亭之山的原初情感，让二人突破了单纯编辑与诗人的交往，成为感情笃深的挚友与知音。人不疯狂枉少年，刘年是一位颇具骑士精神的诗人，这同常年流徙于旷野的张二棍更是心灵契合。“明日最好，溪谷樱花盛极/虽仅一树，但姿态绝美//七日亦可，可赏花落/切莫再迟，樱花落尽，吾将远行”（《邀请函》）。于是有一天，如同他的诗歌一样，刘年真的对二棍发起了邀约，当然，二人不是细赏樱花，而是追随旷远的、粗粝的风的方向，骑马走三大草原，过大兴安岭。

两匹马合计：18500元。

路线：从林西县，经锡林郭勒，兴安岭，呼伦贝尔，到额尔古纳河。

大河向南，我们向北。大风向南，我们向北。大雪向南，我们向北。大时代向南，我们向北。

两个疲惫的外乡人，拉着两匹疲惫的蒙古马，出现在现代化的城市里。

马路，不是马走的路。行人纷纷侧目，车主怕踢坏了车灯，外公怕踢伤了孩子。

那两匹马，如果没杀，又老了三岁。它们的三岁，相当于我们的十岁。

……

———摘自《和张二棍骑马旅行记》

是啊，通过刘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天然去雕饰、性本爱丘山与狂放不羁、纵横捭阖的张二棍。

如果说，刘年之于张二棍，更多的是正向参照，那么余秀华之于张二棍，则呈现在同为“草根逆袭”层面的“孤傲不羁”与“真诚谦卑”的两种反差性真性情的对照。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网络媒体的兴起，愈来愈多的底层人群、弱势群体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此相伴的是一批“草根诗人”的涌现。应该说，诗人余秀华与张二棍的出现与被关注，很大程度上皆受惠于此。而人们也经常将余秀华与张二棍拿来比较，甚至不乏“南有余秀华，北有张二棍”的说法。但倘若细究，二人还是有很大差别。余秀华张扬，她是个“怼天怼地”但却性情真实的诗人，她从不惮于袒露自我的苦难与伤痛：脑瘫、离婚、二婚被家暴等等，也常常对于各种不公正待遇与不公平社会现象发出抗议与疾呼，这也一再让她本人成为网络热点。面对残疾和私生活为其招致的风波，她说“我错就错在只是底层农妇”。如同刘年所言：“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但她在骨子里是充满了对生活的憧憬、热情与爱意的，她以吃力的言说和深入骨髓的张扬，诠释了自由与平等的含义。很多时候，诗歌不过是摇摇晃晃的她，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时，充当的一根拐杖。她“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心惊肉跳的/春天”（《我爱你》）。这，是属于她的骄傲与孤独，失意与缺陷，伤痛与爱意；而在此镜面映照下的张二棍，则显得极为内敛，他的内敛源于低入尘埃的谦卑，在他一系列诗歌中，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那种“记录底层悲欢”的笔触。正如诗评家谭五昌所言：“他的诗歌文本具有质朴、忧郁、沉痛的审美品格，字里行间充满着生命的痛感与灵魂的哀伤。”而正是这种秉性，造就了他对于芸芸众生最为纯粹也充满爱意的评判。人们常常拿余秀华与张二棍作比，无非是在上帝的天平上衡量两颗干净、真诚的灵魂时所展示的不同延展方向的心灵的尺度。“余秀华在思念，张二棍在评判”，或许，这是“余秀华之镜”之于张二棍灵肉反差式观望的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吧。

事实上，刘年与余秀华，确乎构成了认识诗人张二棍的两面镜子。或许，《伊索寓言》中“蚂蚁与蚱蜢”的当下之喻，更能生动地诠释这一镜面问题。

很久很久以前，一只小蚂蚁遭遇了一只大蚱蜢。那时正值盛夏，蚂蚁每天忙忙碌碌地储备过冬的粮食，蚱蜢则日日夜夜弹奏狂欢，蚂蚁想要规劝蚱蜢未雨绸缪，蚱蜢却让蚂蚁及时行乐，它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光阴的步履悄然挪动，很快大雪覆盖了整片大地，蚂蚁因粮食充足度过了一个富足的冬天，而蚱蜢则因粮食短缺即将死去……数千年后，这只因在流光逝去中抓紧享乐而被贴上“懒惰”标签的大蚱蜢，在哲学家伯纳德·舒兹的著作《游戏、生命与乌托邦》一书中，得到了辩解的机会：“倘若没有冬天要防范，大蚱蜢就不会有报应，蚂蚁也不会有这寒酸的胜利。”

在当下诗歌艺术的国度里，任何对于诗人蚂蚁秉性抑或蚱蜢秉性的单向度评判，似乎都不符实际，而更多的是二者灵肉一体结合的考量。如是，刘年或许映射了张二棍身上“入林”“搬山”的蚂蚁秉性底色中不乏狂欢气质的蚱蜢性情，而余秀华则从另一层面映射了张二棍骨髓中不羁蚱蜢式反叛之下又流淌着的极度真诚的蚂蚁血液。而正是这两种精神的入骨入髓，才赋予了诗人张二棍以找寻现代诗歌“回家的路”的勇气和智慧。

二、根脉：故乡与旷野

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诗歌灵魂，这种渗透在骨髓与血液中的灵魂仿佛一棵葳蕤繁茂的大树，而其在地下部分则承接着更为发达、遒劲、盘根错节的精神根脉。这，对于张二棍而言，又具体内化为故乡与旷野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说起家乡，一笸箩话；说起童年，一簸箕话。但真要讲一讲的时候，有时候会哑口无言。我的村庄山西代县西段景村，它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萧条，也不那么像回忆里和谐。它有许多陋习，许多愚昧，当然也有许多温暖人心的东西。故乡横亘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一个悖论般的存在。说起来很惭愧，我对自己那一方生身水土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也许，我从来不是一个耐心的观察者，也不是一个细致的倾听者。尽管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我依然像是游离于故乡的局外人。我总觉得，我看到与理解的故乡，其实是一个经过自我意识改造和简化的故乡，是另一种版本的故乡。那么一片宏大的土地，一代代生老病死的人，一段段可歌可泣可书写可回忆的故事，组成一个如谜般深邃的故乡。

———《从地质队员到诗坛新星，行吟山野间，诗歌成为他的胎记和血液》

这段可称作“故乡告白书”的文字，道尽了诗人之于故乡的复杂情感记忆。

故乡之于诗人，首先意味着真挚的情感依托。就如他那自小被村里头人七嘴八舌叫惯了的笔名一样，故乡之于他是羁鸟之于旧林，池鱼之于故渊一样的存在，是如植物一般可以自由舒展的精神空间：

我说，试着把这个词一笔一画拆开/再重组一下，就是山西，就是代县，/就是西段景村，就是滹沱河/你点了点头，又拼命摇起来，摇得泪流满面

———《故乡》

这是一方干裂、萧瑟、沉寂的大风呼啸的土地，也是一方凝结了浓得化不开的厚重情感的土地。这种浓郁的情感一方面来自于“树木忌惮冬天/每棵树，至少要装死九九八十一天，才肯泛出/一点点青”“喝一个朋友的喜酒/要走一百里的路”（《在北方》）的大气磅礴的根底；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你搓搓手，捡树枝在地上/画一朵什么花，擦去/又画下，一朵什么花/又擦去，很羞涩”（《奶奶，你叫苗什么花》）的亲情眷恋。在一个“乡愁”被城市霓虹取代的年代，诗人以纯粹的故乡记忆，点亮了一盏心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张二棍是一位经受过苦难淬炼与灵肉煎熬的人。作为一位常年在苦寒野外游走的地矿工人，一位为挽留母亲的生命卖掉了房子的无助者，一位见过了太多人间荒诞、惨剧的孤独者，他太需要一种来自情感层面的精神依托。于是，当他在将近30岁、已然参加工作多年毅然写作时，故乡这片心灵之地，无疑给予了他滚滚红尘的世俗人间的温热大地与温情故人渡舟之桨般的巨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