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学版图的新可能
作者: 樊迎春 侯磊 刘启民 聂章军 李玉新编者按:继“新时代文学晋旅”“新东北作家群”访谈后,本期我们将视线转向“北京”。我们邀请了几位对“新北京作家群”密切关注的青年作家、学者,共话新北京作家群的新质和新貌。
1.据我所知,"新北京作家群"是在继"新南方写作"和"新东北作家群"之后提出或形成的一个文学创作群体,但凡提出一个群体,就有所谓合法性的问题,你认为新北京作家群究竟"新"在哪儿?除了概念本身的地域标签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非地域的独特色彩?
樊迎春(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讲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以下简称“樊”):近年关于地域文学/地方写作的讨论似乎成为了一种“热点”和“显学”,我个人其实乐见关于不同地域文学风格与作家群落的讨论,因为文学本该是多元、流动的。这一现象同时也说明文学界正在努力突破单一、霸权、一体化的审美叙述,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主动的自觉与积极的行动。“新北京作家群”也不例外,可以将其理解为“地域/地方”的一极。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也不能忽视“北京”本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和文学相关又不相关。不相关是指作为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北京”内含着复杂的社会问题,注定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缩影,承载着一个国家与一个时代的物质、精神重负;相关是指这些社会问题本身就是文学创作的资料来源,或者说,文学正是在这样的“不相关”中孕育种子,不断生长和发展。所以如果非要指出“新北京作家群”的“新”,我觉得就新在当下的北京是“新北京”,是后现代的北京,是新时代的北京,是新媒体的北京,是每天都在更新乃至颠覆昨日之我的北京。当然,这种“新”放置在上海、广州、深圳或许也可以成立,但北京的独特性又在于其“包袱”,作为帝都、名城,作为王气龙脉的当代承接者的历史包袱,也作为国际都市、先锋都市,作为被建构的“应许之地”的现实包袱。北京由此呈现一种又时尚又保守,又傲娇又卑微,又纯净又杂糅的特殊性。而在这个“新北京”进行创作的作家群体构成也和这个城市一样复杂,无法定义、无法归类,却又有相对统一的精神结构,共享同一种坚固。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文学”终究与“审美”有关,只要作为文学群体,这一群体便应该有审美上的共通性与合理性,这也应该成为“新北京作家群”建构层面的核心问题。那么,属于“新北京作家群”的美学共同体应该是什么呢?这其实不是一个可以凭空阐释的问题,而是需要我们从具体的作家创作实践中去做细微的观察与理论建构。我其实不觉得当下的作家群体存在如30年代京派、海派或20年代创造社、文学研究会那样同人性质的共同艺术追求,事随时易,这是一个人人追求个性与独创性的年代,在文学创作层面更是早已失去“共识”,因此“新北京作家群”的美学共同体可能就只是一种气质或者观念,一种生长/生活在北京、书写北京的艺术实践,但这种气质、观念、实践中共有的,是如前所述的对于“新北京”当下状态的把握,对“新北京”的物质、精神生活中种种问题、情绪、情感的捕捉。说到底,“新北京作家群”的共同体应该是对“当代性”的认可,是“同时代人”的北京书写。
侯磊(作家,诗人,以下简称“侯”):新北京作家群是强调地域,但这个地域又是打开的,北京本身是一座移民城市,谁都可以来,谁都可以离开。因此,“新北京作家群”不是新在地域,而是新在时代。因为我们70后、80后、90后这一代人,赶上了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社会变化最快的年代。从一个没有手机、电脑、互联网的时代到了有的时代,这个时代中,城市在不断扩大化地建设,乡村的人不断进城,人的观念不断更新。一切都是新的。
我记得很清楚,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北京能找到这座城市的边缘,即大约三环路、四环路以外的很多地方,都能明确地看到一条街的尽头———最后一栋楼。过了这栋楼就是农村和田地,楼这边就是城市。那么这栋楼就是北京的边界,这个边界正在不断膨胀———正在盖楼进行时。过些日子再去,发现农村少了一块地,城市多了一栋楼。你明确感受到北京这座城市在生长,三环、四环、五环、六环……楼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现在北京的市区到近郊区的政府驻地之间,已经不种麦子了,一路开车过去都是楼或绿地。而至今我们仍旧管郊区的政府驻地那里叫县城,比如叫通州县城、密云县城。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一代人,肯定是前无古人的一代人,以这个时代的首都作为书写对象,写出的作品必然不同。
刘启民(文学博士,以下简称“刘”):我个人的判断会觉得,目前新涌现出来的北京写作,可以称之为“新北京”书写,即一个“新”的北京的书写,因为正如许多批评家和读者意识到的,当下许多青年作家笔下呈现出的北京生活经验,与2008年以前我们印象中的北京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所谓的“新质”,首先指的是经验上的新。孙睿写娱乐行业里人的生存和心灵处境;古宇写大厂里围绕招聘计划的硝烟弥漫;周婉京写跨越中美的知识者的情感纠葛;刘汀写跨越更广的几代华人的洲际迁徙。我能想到的,还有文珍、石一枫常年对各类北京人、甚至边缘人人生的观照,范雨素和皮村的写作者们书写的打工经历,杨庆祥以平凡之心所书写的作为现代化都市之人的诗歌。这些林林总总在小说、非虚构、散文、诗歌中呈现的北京的生命经验,构成全球化时代下高速发展的北京在不同心灵中的折射。
不过,全球化、后全球化的“新北京”经验是一方面,而经验的“新”是否能在量的积累中磨砺、酝酿、升华出美学质地的“新”,特别是,升华和质变出一种更具有统合性和包容感的美学气象、气度来,一种能与北京独特的文化政治位置相匹配的美学气度来,最后是形成一两部能留下来的经典来,是另一个问题。这是我对“新北京作家群”这个概念多少有些犹疑的原因。目前“新北京”书写呈现出的新的生命和生活经验,也包括文体、美学资源和风格,虽多样,但还停留于冗杂、无序的样态,没有走向一种更高的融合、融汇,它的背后大概与不同写作者在各自既有的单行写作轨道上滑行相关。不同的生命轨迹、心灵形态、书写方式之间,没有一个相融进而聚变的过程。在之前《北京文学》和“同代人”的研讨上,师力斌、徐刚、杨庆祥等都谈到这一话题。不过,走向一种更新的、更高的综合,一种新的美学京味,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像《浮士德》这样的宏大作品,是几百年的欧洲历史孕育出来的,而《两都赋》这样彰显汉代气度的大赋,背后也与王朝的强盛与空前统一密切相关。
我们这个时代的《浮士德》《两都赋》会是什么样的形式,是什么样的题材、风格,或者说,是否还能诞生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伟大的故事、叙述、思想是否还会以文学的方式来呈现,这个问题本身就令人着迷。
聂章军(文学博士,以下简称“聂”):我想先从“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作家群”谈起。一提起“南方”,小桥流水与杏花春雨是我们从唐诗宋词中延续至今的“江南印象”,江南也在长久以来处于南方文化的核心位置。但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广西、云南、海南、贵州等昔日的文化边地,其各自独具特色的“地方性”日益凸显;即使是江浙地区,也有着苏童笔下阴暗、潮湿、糜烂的“另一种南方”。面对“南方”核心的延展,于是“新南方”出现了。一方面“新南方”关注“南方以南”的异质性,拓展、重塑着南方的边界;另一方面“新南方”强调的是未来和可能性,即关注由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科技迭代等所带来的“新南方”特质。最近,位于东北的《当代作家评论》和处于“南方以南”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南北联动,合作推出“新东北·新南方”专栏;《广州文艺》开设“新南方论坛”。关于“新南方”的讨论还会长期存在。
“东北文艺复兴”同样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从文学中的“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到《人世间》《漫长的季节》《黑土无言》等以东北为背景的电视剧的热播,再到今年春节哈尔滨旅游的爆红,从学术到民间,“东北”都成为了一个热词。“共和国长子”的身份和深厚的工业积淀是东北的历史之“重”,骨子里的豪爽与幽默是东北流行的密码与现实之“轻”,正是东北的现实与历史,“轻”与“重”之间的张力为“文学东北”提供了研究空间。现代文学史上,由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罗烽、舒群、骆宾基等代表作家组成的“东北作家群”,其出现的重要背景是抗日战争,飘泊关内的东北作家们书写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历史与现实的变迁区分了东北的两代作家。
再到命名出现最晚的“新北京作家群”。首先在成员构成和创作内容方面,“新北京作家群”中的很多成员并非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而是通过上学、工作等途径来到北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伴随着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全民进城的时代中,北京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属性而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各类人才齐聚北京,其中自然也不乏作家。飞速变革的时代加上非原住民的身份,是这一代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例如徐则臣创作的《跑步穿过中关村》等“北漂”系列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新北京作家群”绝不限于“用北京话写北京人与北京事”。其次是内涵与意趣。“新北京作家群”的“新”是相较于现代文学史中由周作人、沈从文、废名、朱光潜、萧乾、梁实秋、凌叔华、林徽因等人构成的“京派作家”。“文人”是他们身上最显著的标签。诗词歌赋、梅兰竹菊、高山流水组成了他们创作中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新北京作家群”在这方面则要丰富得多,高雅、痞气、厚重、油滑、诗意、贫嘴,很难用固定的词汇去限制今日的“京派”与“京味”。最后是视野。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热播,主题曲中的一句“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传唱大江南北。千万里的追寻与“你却并不在意”的焦虑,是彼时放眼世界的国人复杂心态的写照。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昔日因为信息匮乏而对西方世界的好奇已成为过去。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新北京作家群”也有了更开阔的创作格局。例如石一枫的《地球之眼》《漂洋过海来送你》,蒋在的《飞往温哥华》,这也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北京,其题中应有之义。
从对上述三个概念的阐释也可以看出,它们都有着地域性之外的特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变迁为其“新”提供了依据。
李玉新(独立文学评论公众号“同代人”主编,以下简称“李”):我认为“新北京作家群”的“新”,源于时代性的“新”。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倚靠现代化加速度,在传统民居与新城市空间,国际视野与本土色彩,本土居民与外来务工者等层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消长变动。新变动带来了新经验,《北京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栏目推出的作家作品,渗透着的正是这些层面的新经验。或许与北京的文化土壤有关,抑或是和北京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有关,“新北京”作家格外关注现实经验,特别是现实中的新经验:狗仔人生,大厂生态,发廊情爱,居住空间……获得了时代性新经验的当然并非北京一处,但以千姿百态的方式集中呈现新经验,却属少见。可以说,时代性的新经验和对新经验的敏感捕捉、加工,共同构成了“新北京作家群”的“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北京”已经足够“新”。在我的理解中,对“新”的标举更像是一次策略性行动。它刺激但并不驱逐写作者,它呼唤但并不强求“北京的巴尔扎克”。“群”中人杜梨的发言很动听———“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说真话,写真东西,一定要睁眼看北京,把眼睛好好睁大了细看,历史就在我们笔下”。我想,其中的历史意识和现实责任感,是“新北京”这一命名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2.《北京文学》从2023年第1期以来,连续推出了众多的新北京作家,你都熟悉哪些,能否举例谈一谈这些作家作品?
侯:推出的新北京作家有徐则臣、孙睿、李唐等,但上述都是以小说创作为主,都有很多老师们讨论过了。我在这里谈一下散文创作,主要是有杜梨的《香看两不厌》。
杜梨也写小说,也搞过翻译,留过学,热爱动植物,她是个特别独特的存在:现在的身份是北京颐和园里的员工,她的散文几乎是第一次以员工的视角来描写颐和园,写颐和园的游客,写颐和园的万物,写自己与颐和园关系的作品,视角独特,素材独家。杜梨的文章中充满了趣味和灵性,现在往往容易忽略文学的趣味和灵性,但杜梨却并没有像清史专家一样正面强攻,而是从细节上举重若轻,那种灵性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她笔下有难得的灵性和趣味?因为她是个有趣的人。散文不是“有我”还是“无我”,而是“我”始终都在。
刘:这次推出的作家里,有一些是我相对熟悉、并给过我眼前一亮的感觉的。首先是孙睿,作为影视行业人,他的确带来了很多新鲜的现实经验,像《抠绿大师》《发明家》,写狗仔队的生活和心灵,我想大多数读者都不大熟悉,让人有一读到底的愿望,而且,像这样比较独特的大都市中的“小人物”,也会成为今天我们理解欲望时代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抓手。阿乙是我一直在关注的小说家,他已经相当成熟,出版过《早上九点叫醒我》《未婚妻》等长篇小说。阿乙写的生活经验倒没什么新鲜的地方,但作为一位从县城因追逐文学梦得以进入北京的作家,他带来的是一种特别现代主义的生命感觉和文学质地,这种现代性、现代感,也是理解现代都市的一个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