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星群

在《文明的孩子》一文中，约瑟夫·布罗茨基曾对俄罗斯白银时代卓越的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做出如是论断：“文学批评只有批评家在同一个心理学和语言学观察层面运作的时候才有意义。现在的情况是，要谈论曼德尔施塔姆，不管是用俄语还是英语，都只能严格地‘从地下’来谈论。”现在的我，面临闫文盛，尤其是他那付诸浩大心血经营十余年的“主观书”系列作品，亦遭遇如此困境，我必须谦卑地“从地下”来仰望他那煌煌百万言的文字。这，绝非恭维之词，而是凝结了我的无限敬意与极大荣光。

开始写作《主观书》的准确时间是2012年10月28日。没有具体写多少字的计划，但下限应该是150万字，上限不能确定。其实字数本身也说明不了问题，因为在编辑出版时会有筛选。最后的定本，必然从150-300万字中间选出来，或仅100万字？或有200万字？这至少也是十年后的事了，甚至二十年、三十年后。

这是一个美妙的开端，我曾很多次猜想，这位十六岁便开始写诗的少年，是否在那个夜晚看到了美丽的星空。是的，在我看来，闫文盛确是一位星空缔造者，在他的“主观”王国里，那些细密的文字切片，那些跳动的词汇与温润的意象，那些喃喃自语的情感冲动，还有那无穷尽的陌生化“异己”思想，以自由灵感的组装方式，汇聚为一个浩瀚流动的星群体系，给人带来一种具有生命宽广度与纵深度的美感体验。

一、“一无所是”之“是”

在《主观书I：我一无所是》一书的序言中，闫文盛开篇见志地写道：“也许，这是一种长及生命本体的写作？我如今唯一可见的，是在这种写作的背后，‘我的命运（所思）的展开’：它变得具体，唯一，但也更真实而普遍。或许，《主观书》永远在‘书写的无尽头’中运转，循环。如果排除了写作（生活的感应）这样的事实，我可能便是无生活的，我因此‘一无所是’。”这段话，除却表明了作家矢志不渝的写作追求，或许还隐含着更深的用意。因为很大程度上，“我一无所是”并非单纯的自谦甚或自轻，更包容着一种坚定、决然、独一无二的自我肯定。这有些类似于游离于勤勉的保险公司职员与业余写作者“双重角色”的卡夫卡，前者只是为了生计，而后者才是他真正的志业。他曾在给未婚妻费里斯的信中说：“我不是对文学感兴趣，文学就是我的一切，除了文学我什么也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别的什么。”

那么，作为“一无所是”之“是”的星群体系的中心是什么呢？或者说，作为这一“主观”灵魂的“是”之恒星为哪一颗呢？对此，作家曾真切地将其描述为“本质的诗人”：“我对任何大诗人都不苟同。我想成为那种本质上的诗人。我只写我能写的诗。我只写我愿意写的诗。我只反对我自身中的任何不同。”（《我想成为本质上的诗人》）藉此，作家饱含情感地征引了一长串人类艺术星空上可称“本质的诗人”的伟大灵魂：尼采、梵高、卡夫卡、佩索阿、本雅明、芥川龙之介、昌耀、茨威格……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那便是“心灵之弦的断裂”，他们的“自我毁灭”，或出于绝望和厌弃，或源于思想的沸腾，或归因于对世事的较真。这些艺术星空的不羁灵魂，唯一的梦想便是用孤寂的一生完成一种独特的隐喻：在历史和时间的迷雾中，以“本质的虚无”的形式度过“略大于”的“一切非本质”的人生。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在“一无所是”之“是”的“本质”中开掘突进，产生可能产生的惊人纯度与广度。

正是借助于这些“本质的诗人”，以及其恒星体的中心位置的共同呼吸与心灵交汇，闫文盛在其“主观”王国中营造了一个拥有广角敞视心灵空间的流动的星群体系。而倘若再进一步，从这些“一无所是”之“是”的恒星体中，继续找出一颗指引性的星子，那无疑是作家佩索阿。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佩索阿名列二十六位经典作家之列，其幻想创作被认为“超过了博尔赫斯的所有作品”。这一被誉为“不动的旅行者”的感觉主义者，沉浸于生命中一天前往另一天的思想旅行，他乘坐着身体与命运的火车，在睡梦、雨夜、孤闭、生活的单调重复中，将头探出窗户，看街道，看广场，看人们的脸和姿态，体察自然的情感与时代的心跳，并将其幻化为一颗颗头顶留驻一时的星子，来形成自己的思想星空。这一切，都在作家闫文盛对“本质诗人”的追求中得到了异时空的回响：

在我对于写作的想象中，应该很早就有这么一个影子（佩索阿）存在，他比博尔赫斯和卡夫卡更接近我。佩索阿所选择的是直面自我的困顿进行表述的传统，他强烈的主观之思替代了一己的肉身在世界上的完整行走。我并不认为他的主观是夸大的。“相对于他失去的句子，他留下的记忆更多一些。相对于多梦而惆怅的夜晚，他的咀嚼更多一些。青山妩媚如常，他耻于描绘他的悲伤。”

可以说，佩索阿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闫文盛“主观书”创作的神癨召唤，在《致佩索阿的信》中，作家曾确凿地表达了佩索阿之于自身“主观书”世界文字源代码式的重要意义：“你的思想长在草席上？乡村的幻梦、低声都仅仅是你仿若上帝的吟咏？只要你还活着，你的书写、未来就还活着。”如果从更为开放性的视野来看，以佩索阿为中心，涵盖了尼采、卡夫卡等以西方精神谱系为轴心的内面化艺术空间，在根本上形塑了闫文盛“主观书”的整体架构，这一形塑最为直观地表现为对类似“不安之书”抑或“惶然之书”的书写。不安或惶然，大抵是艺术星空上可称为“本质的诗人”之灵魂的共有秉性，为了抵达“本质”这一隐秘地带，这些孤独而纯粹的灵魂常常只能屹立于悬崖边缘，与整个世界展开对峙。因而，他们往往只能在自我质疑与自我分裂中成为集饥饿的艺术家、焦渴的艺术家、矛盾的艺术家于一身的不安的艺术家。他们一方面渴望默默无闻，因默默无闻而享有宁静，因宁静而成为自己；另一方面又在惊悸不安中加剧着自我分裂、自我摆脱与自我消逝的进程，并在内心思想天空中“借命而生”，创造出一批经历、思想与性格迥然不同的“异名者”。以上种种，血脉相连地内化于“主观书”的场域空间里，并演化为一种以“主观”为中心的“灾变”革命，成为其极富心灵冲撞力的存在。

二、一种“灾变”革命

灾变，征兆着一种异数存在，一种异质突破，一个稳固世界秩序的彻底打破。但灾变，绝非喧哗躁动下的标新立异，而是因对文学新质因素不可抑制的敏感与狂喜而展现出的决绝、断裂之姿态。从世界文学版图的演变来看，这种叛逆性的“灾变”革命，往往以其“向死而生”的果决与魄力，蕴含了通向未来、对接新生、创造崭新世界“文学可能史”的强大生命力。应该说，此在“灾变”意念之于闫文盛，犹如弓上箭矢、鞘中利剑，有一种呼之欲出的强烈之势：

文学是建基于现实生存之上的闪电之光，我希望在写作的领空中恣意妄为。

我理想中的写作，应该有冒犯之心。而大作品的内在之义，就是“我”为主体，从“我”做起，发散无限。

（我希望）写出至少一本可以代表自己所有思考和文学探索的著作，对中国文学来说，它也成为一个全新的文本。

以上种种“灾变”意念，最终凝结为以“一个人的世界”为表征的浩瀚“主观”王国的构筑。

从精神肌理上来看，闫文盛的这种整一性“客观”向个体性“主观”散文重心的转移，同大工业时代后现代性浪潮引发的现代危机息息相关。无需回避，在闫文盛的“文学接受史”中，西方文学话语体系占据了巨大的分量，而这种“西式”话语的源头很大程度上是基建于由柏拉图“影子说”为表征的反映论上。在此，我们的艺术往往只能是现实的反映，是可怜的“影子的影子”，而决定一切艺术形式的魂灵是形而上的理念。此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客观反映论，操控了西方艺术世界数千年，而在中世纪这种操控力量非常集中地表现为高悬头顶的“上帝之城”的无限权威的存在。但随着大工业时代的来临，个体启蒙与世俗化进程快速推进，以摧枯拉朽之势造就了“上帝之城”的覆灭。尼采那句“上帝已死”所征兆的一切价值的重估，在艺术领域的一个显明特征，表现为雪莱的那句“诗人为世界立法”。于是，我们看到，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天空中，不再是单纯的“世界———镜子”的整一、规则映射，而是对于历史潮流“沉默的螺旋”下“WE”之集体碑石的迷恋，被拉倒、倒置之后“ME”之个体的坚守。于是，在德勒兹的《千高原》中，世界由一体化的树状结构解构为多元中心的块茎状结构，历史天空下这块整一、规则的镜面也破裂为千千万万块碎片，每个生命个体手执一块，通过它来观望自己的世界，也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自己的“立法权”，制定自己的规则。这，无疑是艺术领域富有颠覆性质的历史进程。而正是基于此，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说，如果他在战争中死去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简单的几个字：“那个个人”。而从另一层面来看，大工业时代后的现代性浪潮，也引发了深深的现代危机，随着整一价值体系的消解，虽然以梵高为代表的艺术天才们将自己比作“世界的太阳”，但在多元化、大众化、景观化的世俗价值体系面前，又不得不退守在自我世界中。于是，巴尔扎克剑柄上那句“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话语，在卡夫卡的话语世界里不得不置换为“一切障碍能摧毁我”的生存困境。在新的历史际遇下，这些无法被驯服的文化精灵，已然无法像十九世纪的文学巨匠那样出入历史风云。在此境况下，他们以“一个人的世界”的强烈“主观”意志为标的重新“为世界立法”，以新的艺术范式来重新定义现代世界，重新为漂泊无依的现代灵魂找寻一方栖息之地。综上，我们可知，这种可被称为“灾变”革命的先锋性“主观”艺术突破，在闫文盛这里并非漂浮不定的浮萍，而是厚植于“现代性”土壤中的具有广阔艺术根基的脉络体系。

在此由现代艺术生发的“灾变”革命引导下，顺着闫文盛这种“主观”王国的心灵脉络走去，我们会发现一个无限广阔的自足性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既不同于鲁迅之于鲁镇、沈从文之于凤凰古城、萧红之于呼兰县城等以回望方式构筑的心灵故土，亦迥异于周涛、刘亮程、李娟等散文之子深处其中的可供灵肉舒展的广阔大地，再或者路遥、刘震云、徐则臣等小说家在“念去去”与“归去来”间的城乡命运交叉中所展现的现代人的悲欢境遇，而是呈现为一种更具内在省视性的“一个人的心灵史”。如同诗人潞潞所言，闫文盛的“主观书”是一本“严肃面对个人生命困境的书”。而正是在这本由诸多语录、絮语、箴言、寓言、流动画面与生命哲思所融汇而成的“内视之书”中，闫文盛真正的“灾变”革命体现在，他以千钧繁复的文字，创设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风暴的漩涡”。这一“风暴的漩涡”下的文本世界，一方面确实由于过多梦呓般的痴语、断裂性的文字与精神漫游者的症候，自设了一个有难度的阅读藩篱，并以貌似“拒绝对话”的高冷姿态潜入自我风暴中心。但另一层面，它又以一种超越现实的狂飙突进的酒神精神，展现出抒情性与抵抗性兼具的“此局必破”的话语狂欢与突围意志，进而使得此种艺术“灾变”拥有了通往现代“散文可能史”的无限契机。而这一主观化的“灾变”革命，在作家心中最终幻化为一个崇高目标，那便是成就一部“不加注解之书”：

我的确寄望于成就一部不加注解之书。因为一旦有赖于注解，势必会形成一种新的束缚。我已经不再想象意义的确定性，不再迷恋具体的时间、地理的指涉，甚至不再迷恋于单一的情感、清脆的声腔。我希望整个文本浑然深厚，既对应生活的曲线，又对应思维之迷乱。但我知道，在这个文体之间，在整个文本的地平线上，“我”是难以回避的。我的血液和骨骸，灵魂中的液体和灰尘都在呈现。这确非我的本意，而只是一种见解的雷同。弥漫于书中的那些辎重，它们并没有在我最初打算蛮干的时刻便急骤地显形。它们仍是慢慢地到来的，越积越多，直至在我开始注意之时，它们气候已成。这些文本中的辎重，已经坐实了我灵魂的某一局部；我没有彻底地超越它，但这也无妨，因为灵魂也是慢慢地到来的。整个文本中的基因分布，与我的想象和设计都不同，它们日复一日地，在灵魂之轮廓的边缘映现———我便是以此奠造我的人生？

在闫文盛由流动星群所构筑的“主观”王国的“灾变”革命中，这一“不加注释之书”的生成，涵盖了众多极具魅力的瞬间艺术，以及富有生命质感的灵肉空间。

三、散落大地的星子

在闫文盛的“主观”王国中，形似高远的星群体系型构了其骨骼与灵肉。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对地面生活的漠视，犹如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中那位一辈子寄身于树上的男爵一样，他始终关心着地面的生活，只是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下树时，他说：“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事实上，闫文盛“主观”王国的星群体系中，不仅包含了天上鸟儿一样动感十足的星体，还包含了露珠一样散落在大地上的星子。正是在这种形而上与形而下双重场域空间融为一体的人间情感与人间故事中，“主观书”以必要的距离感与俯瞰视角，呈现出现实世界的温情存在与生命寓言。而这些，又集中表现为瞬间艺术的捕捉与灵肉空间的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