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桃记

1

我上高一那年的暑假，也就是1978年的八月份，我十五岁，却当了一回桃贩子。

能心中无惧地去卖桃，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社会气候的日渐回暖。在此之前，谁敢明目张胆地去贩桃呀？卖自家喂养的一只鸡，卖从自家树上摘下的几个柿子，都得偷偷摸摸的，形同做贼。一旦被举报，被抓住，就有可能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大帽子，轻则被批斗，重则被押着游街示众。

1977年，冰雪尚未消融，饥荒还像梦魇一样在贫瘠的大地上游荡，但每个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捆绑身心的那根无形的绳索已开始松弛，个人自由的边界已悄然扩充。于是，那些龟缩许久的人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迈着试探的步子，终于迈出了家门，开始像蝗虫一样乱飞乱撞地四处觅食。

一个人的越界未受惩罚，便会引发群体的效仿。民间自发的贩卖浪潮，正是这样形成的。

活着，活下去，不使家里断炊，不使自己和家人被饿死，这是众多人盘旋于脑际的唯一执念。

那时生产队还未解体，社员们依然一天三晌地参加集体劳动。在劳动的现场，那些娘家在锦阳川的女社员，无不以一种羡慕的神情和口吻，把锦阳川里人们暗度陈仓的赚钱方式，讲述给在场的人听。锦阳川的妇女，身在曹营心在汉，为摆脱生产队的劳动，装病成风。吆喝她们出工的队长，一经来到她们家敦促她们下地干活，她们就摆出一副病怏怏的样子给他看，这个瘫卧于床，头蒙着被子呻吟；那个手捂胸口，龇牙咧嘴地喊疼。可当队长的背影一旦从大门外消失，她们立刻就满血复活，收拾起贩运的家伙来，等待着出门。靠山吃山，她们住在铁路沿线，忍受着火车途经家门口时发出的轰隆轰隆的巨大噪音，岂能不打铁路的主意？她们神出鬼没于铁路，像铁道游击队那般，与铁路的巡查人员斗智斗勇，扒火车，贩蔬菜，忙得不亦乐乎。耗费一天一夜的时间，折腾一个来回，少则挣两三元，多则挣五六元。五六元是什么概念？那可是一笔巨款啊！在生产队劳动，十工分算作一个劳动日，而一个劳动日的工分，换算成人民币，仅一两毛而已。也就是说，贩卖蔬菜，一天的收入，足以碾压在生产队劳动一个月的收益了。

队长吆喝她们出工，那也只是在例行公事地做样子。她们无病装病，对此队长心知肚明，之所以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因在于，队长的妻子也是贩菜大军中的一员。

如此丰厚的回报，谁听了不心热心痒？当即就有诸多的人表现出摩拳擦掌的样子，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表示要跟上锦阳川里的某个亲戚去贩卖，以换取“锅里有米、身上有衣”的日子。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意欲摆脱家庭的困境，就先要改变自己的懦弱。

但说归说，做归做。太多言之凿凿者，都未能逃出“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一预判。最终决计要行动的人，就我堂兄一个。堂兄时年二十三四，比我年长八九岁。

堂兄打算成为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对自己孤身前往有所胆怯，于是就在村里进行轮番地鼓动和联络，却无人响应。无奈之下，堂兄就近招兵买马，总算召集来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建利。我家和建利家是紧邻，而堂兄家和建利家原本就在同一个院子。建利与我同龄，皆十五岁。

三人的队伍组织起来了，但贩卖什么呢？经打听，沟北村有一座桃园，为本村某户人家的亲戚所有——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私人坐拥果园，闻所未闻，因此我对那座果园归属某户人家亲戚的说法颇为怀疑。我更相信的是，某户人家的亲戚只是村集体果园的看护者，而不是所有权人——那个亲戚常来我村，面相和善，见谁都嘘寒问暖，和我村的男女老少都很熟悉，于是我们决定去他的果园批发桃子。

沟北村与麻子村貌似一沟之隔，但用脚步丈量，却有七八里之远。横在两村之间的那条沟，无比地宽阔幽深。从此塬的塬畔下往沟底，或从沟底上往彼塬塬畔的沙石路，七扭八拐，又陡又滑，行走最快也要一个半钟头。时值夏日的中午，烈日炎炎，我们每人手提一个大草笼，笼里放着一杆秤和一个馍袋，就朝沟北走去。等到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坡顶，走进果园，汗水早已浸透了衣衫。

桃园不大，但桃子的品质相当不错，鲜亮、硕大。那个守在桃园里的老人，裸着弯曲的脊背，一看到来客是自己常去村庄的熟人，格外地热情。他先是摘了三个桃子，给我们一人递一个，让我们尝鲜；接着，引领我们进入桃园的深处，让我们自己从树枝上挑选桃子，看上哪个就摘哪个。

每人都摘了满满的一大笼，而这一大笼桃，沉重得几乎都快要提不起来了。即便如此，老人还不罢休，执拗地把自己刚刚摘下的桃子又往每个笼里塞入了六七个，直塞得每个笼里的桃子都满得朝外滚。询问价格，老人说就不称重了，称的话，每笼的价格咋说也得六七元，就按笼算吧，一笼三元钱，看谁跟谁嘛！

但区区的三元钱，我们也从口袋里掏不出来，于是就嗫嚅着问赊账行不行？老人很爽快，说行行行，桃卖了再给钱也不迟。

告别老人，提着一满笼沉甸甸的桃子艰难地挪步，下坡、上坡、再下坡、再上坡，然后沿着躺在半坡里的那条铁道，直接去往寺沟火车站。

瘦弱的身躯，在半饥半饱中，我是如何将一大笼沉甸甸的桃子提到火车站的？现在回想起来，具体的情景虽已淡忘，但我对自己当时的体力、耐力与韧劲，深感不可思议。沟北村距离寺沟火车站足有二十华里之远，且路无一尺平，细若鸡肠，曲若盘蛇，走起来险象环生，不是被荆棘纠缠，就是被石坎磕绊。

人之吃苦程度，或人之矫情指数，无不源于环境的塑造。环境变了，人也就随之改变。从简到奢易，从奢到简难，习惯于此，就不再习惯于彼——现在别说提一大笼桃子，即使让我空着手从那条路上行走一回，我也会胆颤心怯的。

2

寺沟火车站是一个小站，像一匹骆驼，卧在寺沟和阿姑社之间的半坡里。那时的火车站像个野摊子，对外敞开，不扎铁丝网，不设护栏，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出没于火车站的任何位置。火车站建有一座宽大的房屋，算是候车室；候车室前面是一长溜的水泥地，算是站台。

铁路的主要用途，就是运煤。因此，来来去去从铁路上穿行而过的，十之八九是运煤车。客车有没有？有，但少得可怜，一天才一趟。在老牛拉车的年代，拖拉机的开行都被人视为太快了，因此对慢腾腾早已习以为常的人们，对高速没有太多的意识，更没有太多的苛求。煤车很慢，也正因为慢，才使铁路沿线的一些冒失的小伙子胆大妄为，在火车刚刚启动或即将靠站的那一刹那间，冲着火车飞身爬上或纵身跳下。扒火车，如今听起来也许有点儿不可思议，但当年却是一些人的家常便饭。奇怪的是，很少听到有人因扒火车而受伤或丧命的。比起煤车来，客车还要更慢，慢得仿佛打盹似的。那趟客车，早上八点多就从西安火车站起程，摇摇晃晃地一路走走停停，百余公里的路程，等抵达寺沟火车站时，已是夕阳西斜的下午三四点钟了。

客车的主体客人是矿工，当然也有其他人等混杂其中。我最初从教的那几年，因买不起自行车，回家乡也坐过多回这趟列车。我先是步行到耀州西站，买一张车票，仅坐一站，坐到寺沟站下车，之后步行爬坡，返回麻子村。

起初我很守规矩，老老实实地购票乘车，但却经不住他人的教唆，便也学会了逃票。听到我坐车竟然还要自掏腰包，好几个熟人都在嘲笑我，斥责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瓷锤。接着，有逃票经验的人就给我支招：要想省下买票的五毛钱，就坐最中间的那个车厢，保证不会被查缉。后来我试了一次，果然如他说的安然无恙。

为何坐在中间的车厢就能高枕无忧呢？后来我才发现，这趟客车的车厢，与别的客车迥然有别，是由一节节的货车改造而成的。也就是说，别的客车，车厢与车厢之间是有连接的过道的，是互通的，但它却各自独立，要想从这节车厢进入那节车厢，必须等列车进入某个车站停稳后，才能实现。耀州西站是一个换乘大站，上下旅客比较多。列车一旦从耀州西站开行，列车员就会三人一组地查验车票，但她们查票却总是先从两端开始，一节车厢接着一节车厢往过查，要么是从前往后查，要么是从后往前查。如此，列车抵达耀州西站的下一个站寺沟站时，她们才查完第一节车厢。没等她们踏入中间的车厢，只坐一站的人，早已溜之大吉。

车厢不多，也就五六节，但对于仅坐一站的人逃票，却是绰绰有余的。

有时候，旅客们买了票，站在站台上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候客车，等来的，却是一列地地道道的煤车。车站的工作人员挥扬着手中的小旗子，朝着旅客大喊大叫：就上这车，就上这车！看啥看哩，赶快上！

旅客们也不抱怨，像挨了一鞭子的群猴一样，乱哄哄地扑向煤车，并像猴子爬杆那般，各显其能地朝车上翻爬——某年我正在上大学，暑假期间，已在一座大型煤矿就业的中学同学专程来我家看我，并邀我去他工作的地方散心。我和他都买了票，但乘坐的，就是一列运煤车。那时候的我，多少已有了一点大学生的身份意识，或者说心里已滋生出了某种虚荣，尽管嘴里不置一词，却也腹诽不已：这也太不把人当人了吧？

我和堂兄、建利提着装满桃子的草笼抵达寺沟车站时，站台上已有三五成群的妇女在聚集。一眼望过去，人数足有二三百之多。其中，也掺杂有男性，但人数相对较少。显而易见的是，妇女是贩卖领域的主力军。妇女以已有一把年纪的中年人为主，也有面容青涩的少妇或姑娘。每一个妇女的面前，都放着一个大大的竹笼，竹笼里装满了蒜苔、黄瓜和莲花白之类的蔬菜。

太阳像一张喝醉酒的脸庞，红彤彤的，悬浮于西北的土坡之上，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一列运煤车拖着长长的汽笛声，从南往北徐徐地开来。运煤车紧挨站台停了下来——运煤车停靠于站，有两个目的：一是加水，二是错车。

车一停稳，站台上就纷乱起来。那些贩菜者，大呼小叫着，开始往车厢里蹬爬，并相互协作，也把盛菜的竹笼一只只连拉带拽地拖进车厢。我们也模仿着妇女，既把自己弄进了车厢，也把那笼桃子弄进了车厢。

站台上有铁路方面的执勤人员在游荡，但却对妇女和我们扒火车的危险之举置若罔闻。我猜想，若真的依照规定办事，扒火车肯定是被严令禁止的。

后来通过和一些妇女闲聊，得知她们最初是被驱赶过，但后来执勤的人既被她们软化，又被她们收买。她们冲着执勤人员哭过、闹过、撕扯过、抱腿过、躺在地上装死过，执勤人员也就撒手不管了。法不责众，人太多了，车站就那三两个值勤人员，在一窝蜂的汹涌人潮里，单靠逮住个别的人来警示，无济于事。还有就是那些铁路工人，大多是“一头沉”，自己在外工作，妻子还留守在农村耕种碾打，而他们微薄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基于自己的切身感受，他们对妇女们火中取栗式的谋生方式，深表理解，亦深为同情。谁不喜欢夜里安然地睡在自家的炕上？谁又喜欢这样置生死于不顾地扒火车？还不是为了讨生活？生活，犹如在悬崖上摘果，在巨浪里捕鱼，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冒险，要么饿肚子。另外，妇女们也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不再霸王硬上弓，而是久而久之，在敌对的双方都混得脸熟后，妇女们主动化敌为友，脸上洋溢着讨好的笑意，舌头软软的，嘴唇油油的，该叫哥就叫哥，该叫妹子就叫妹子，一边叫一边还暗中塞给他们些许的土特产，比如一个蒸熟的红薯，或一个煮熟的玉米棒子，或一捏捏韭菜，或一撮撮香菜。如此这般，值班人员对她们的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运煤车的车厢里，只有一种颜色，那就是黑，黑得彻头彻尾，严丝合缝。毫无疑问，是煤炭将车厢染黑的。此时的车厢，已经卸过煤，显得空空荡荡，但那些煤的碎末，或附着于车帮，或铺满了厢底。煤矿在北山里，烧煤的地方在南方，因此朝南开的运煤车，车厢里都是实的，装满了煤；朝北开的运煤车，都是空的，是打算去北山的煤矿装煤的。

我们所在的车厢，有十几个妇女。妇女们在这条铁路上摸爬滚打多了，就积累起了足够的防护经验。她们一上车，皆挤到车厢前部，背对车头的方向而坐。与此同时，她们纷纷脱下外套，起先把外套放在自己隆起的膝盖上。车刚一启动，她们就手忙脚乱地把外套往自己的头上缠裹，用其护住头、护住脸，唯有鼻孔和瞳孔露在外面。

她们为何要这样？不用询问她们，我此刻的现场感受，已为我在心里揭开了谜底。

作为第一次乘坐煤车的我们，对列车开行时车厢里出现的状况既无预判，也无预案，因此还昂头站立于车帮的内侧，满不在乎地东张西望着。车一开出站，就加快了速度，而在我的眼前，炭末萦飞，纷纷扰扰，时不时就有黄豆或杏核大小的煤炭颗粒，砰砰地打在脸上或眉头。风很犀利，呼啸着，把原本隐匿于车厢各处的安分守己的煤渣唤醒。煤渣仿佛听到了某种指令似的，顷刻间就精神错乱地狂欢起来。它们在空中盘旋着，聚合成一团黑雾，笼罩了整个车厢，并悄无声息地扑入人的领口，钻入人的耳孔、鼻孔和嘴巴等。

我们一边护着眼睛，一边赶快蹲下身去，低下头来，像惊慌的小鹿一般，赶紧把自己的头缩进了衣领，并模仿妇女们的做法，背对着风向，蜷缩起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