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曾唱过那首歌（小说）

1

七月暴雨如注。在那间光线昏暗散发着臭松花蛋味的单身公寓里，喝醉酒的他低头吻着我的左手，从手背到每一根手指尖。我手上湿漉漉的全是他的唾液，我的心也湿漉漉的。他的唇蠕动着继续寻找着，我积极回应，仰起脸闭着眼。我觉得闭着眼是接吻的最高境界，电影电视里那些港台名星都是这种陶醉的表情。他的右手摸索着我衣服上的一粒扣子，那一刻我的心都要跳进他嘴里了。这时他却急忙推开我，喃喃着，哥不能毁了你，不能毁了你！他脸上的表情十分痛苦，肌肉上下抽搐着，就像被人当胸刺了一刀。我也像被人当胸刺了一刀，鲜血横流。

那是我的初吻。这个吻是祭台上的礼物，它给我带来识破天机的启蒙。后来，我一直想证明给他什么是“毁了”。

他是文学社社长。我是他的妹妹。文学社里的女孩子都是马明的妹妹。

我们工作的煤矿叫四台，矿名因附近四处分布的烽火台而得名。那里曾是辽金时期的古战场，有一个叫萧燕燕的女人和一帮叫杨家将的男人在这里频频交手，金戈铁马，白骨累累。一千多年过去，在烽火台的地下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炭，又一群人带着各种现代化的采煤机器来了，沉寂的古战场忽然间车水马龙。人们满怀激情，掘地三千尺，把黑色的煤炭挖掘出来。这些金子沿着皮带水一样流到地面，按照大小块洗选，分类，然后装上火车运到港口码头。为此，还开通了一条叫大秦线的铁路专用线，大是大同，秦是秦皇岛。

那时我和马明在矿上办一份叫《烽火》的文学刊物，社长和编辑都是自己选拔任命的。虽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在当地小有名气，不时有会员的作品登上矿工报变成铅字。文学社最辉煌的时期有会员300多名，社里的大事件是1992年12月25日当地报纸为我们文学社发了一期专版，叫“同城有个作家群”，用一个版面介绍我们文学社和学员的作品。马明自掏腰包买了三百多份报纸，一人发了一张，相当于发奖状。

每当有会员的作品在外面发表，我们都要热烈庆祝一下。社长马明，我，胡杨，我们三个编辑，加上文章作者，再约上几个平时聊得来的人，最多不超过十个。一行人找一家小酒馆吃个饭，矿上人习惯说“搓一顿”，用的字眼不同显示出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当年，我们极力要把自己和普通人区别开来，现在吃饭时如果有人拿本书在旁边高谈阔论地谈论文学，大家一定以为这人脑子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最好的馆子总是开在矿井口附近，那是由很多张嘴吃出来的名气。这里的人喜欢研究吃，舍得在吃上面花钱。男人们愿意累死在小寡妇的石榴裙下，但他们更愿意死在“酒池肉林”中。

积着煤灰的房子，脏兮兮的玻璃，油腻腻的桌子，店老板的拿手菜多是家常便饭。虽然饭店的环境一般，不过菜的味道好。辣白菜，炒土豆丝，家常豆腐，再弄两瓶火辣辣的二锅头。二锅头给我的感觉一直是火辣辣的烧灼感，但那种两块钱一个的玻璃口杯我能喝两个，相当于七两酒。我自己都惊讶曾有过那么好的酒量。

那时大家的酒量似乎都不错，属于那种一个星期不喝一顿大酒浑身难受型的。几个人就着几个简单的菜，从余华苏童马原说到路遥海子顾城，再到川端康成马尔克斯海明威，喝到胡言乱语放声高歌痛哭流涕。为什么要哭呢？不知道！没有任何理由，好像谁家里也没有发生天塌地陷爹死娘嫁人的伤心事，可就是想号啕大哭一场。聚会达到高潮时，找个犄角旮旯把刚吃下的吐出去，踉踉跄跄返回到桌上，大声唱：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我们自己就是一面鲜艳的旗帜，天大地大老子最大，谁也不服。直到饭店打烊，被老板骂咧咧赶出来，聚会才算结束。男男女女搀扶着摇摇晃晃地走在黑土飞扬的煤渣路上，一路风尘一路歌。人人都把自己当成浴血归来的英雄，可战场在哪里？在每个人的内心啊，生命如此灿烂，又如此真诚！

《假行僧》是我们的会歌，每次聚会必唱。马明有一台手提录音机，装磁带的那种，摁一下播放键，黑色的带子水一样流淌，激昂的声音就钻出来。我们反复播放这首歌，这歌听着带劲儿，让人热泪盈眶，激情澎湃。当年为什么会选这么一首摇滚乐，我想不起来了，可能是被它声嘶力竭的气势所感动。

我们每两个月出一期刊物，纸张紧张时三个月，刊登的都是会员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其中最多的是诗歌，大家觉得诗歌好入门，也容易把握，把一句话分行断句就行了。我自己写了很多这样的诗歌。

踩响层层叠叠的落叶，

秋来了。

……

七夕节打缨络，

缠女孩子七巧玲珑心。

……

日子蹑手蹑脚的逃遁，

石榴花火热地开败了一场青春。

我还热衷于给自己取笔名，缃纤，刘莘，陈默，纤草等等，会员水平参差不齐，刊物稿源不够时，我就自己动手多写几篇。诗歌一篇，散文一篇，小说一篇，然后署上不同的笔名。听着他们对作品的评论，暗自窃喜，有一种地下工作者的感觉。当然，这里面也有马明的原因，我是他的妹妹，他还不利用手里的权力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妹妹，他脸上也有光。

“文学青年”是一件华美而廉价的袍子，当年只要读过几本书，写过几首小诗就可以让自己拥有这样一件“法衣”，穿上它招摇过市。女孩子用它来俘获男孩子，男孩子用它来勾搭漂亮妹子，文学社里产生了很多对恋人，同时也衍生出很多关于爱情的诗。

马明最后一次见我，是找我借钱。他认识了一位做国际生意的大人物，大人物给他联系了一笔生意，倒腾煤炭，用火车皮把山西的煤运到俄罗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什么都缺，人们连火炉子都生不起。这笔生意做成了，他就成了有钱人。有了钱，他要在乡下买一个院子，种几畦地，养几只鸡，安安静静地写作。有空了再教几个小孩子读书认字。

可马明现在人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2

收到学校的聘用通知后，我开始收拾东西，大刘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低头洗着羊下水，灰白的肠子绳一样缠绕在他手上。一些白色的块状的油脂浮在水上面，屋子里脏腥气很重。

原本准备自己坐高铁到学校，同城到T城有直达车。大刘却心血来潮，一定要开车送我，四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我耳朵里塞着耳机，在听老崔的《假行僧》：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我就请你吻我嘴/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双腿我有这千山和万水。

老崔也老了，鞋拔子脸，肿胀的眼皮，当年的英气一扫全无。

作为刊物编辑，我那时有机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作者，从那些来稿中，我慧眼识珠地把自认为优秀的作品挑选出来。按照后面留下的联系方式，我把电话打到他们单位，约他们出来见面，理由当然是讨论作品。我一般不会给作者回信，写信要花费大量时间，主要是还要花一笔邮费，我们社里没有这项开支。接到电话的文学青年，个个受宠若惊，他们谦虚地称我为王老师，希望得到我的指点而一夜成名。我们讨论的地方有时在十里河畔，有时在沙棘林里，有时在黄土飞扬的烽火台上，或者就在作者的单身公寓。公寓里有床有软软的被褥，环境舒适。而我更喜欢把活动安排在野外，坐在一个坡坎上，高声谈论文学，薄薄的衣裤下是黄土，小石头子草棍扎着肉皮，痒痒的。流里流气的风抚着我的脸庞，细细的黄沙土春药一样拨撩刺激着我萌动的心。据说萧太后当年爱上一个叫韩得让的汉人，为了嫁给心爱的男人，杀死他的妻儿，两人结为夫妻，而后萧太后利用手里的权力给他赐姓耶律。

写散文诗的林军是一位洗煤厂的工人，他抓着我的手一边数我有几个斗几个簸箕，一边给我科普什么是洗煤，并不是要把炭洗干净，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把里面的煤矸石挑出来。在水里石头的密度比煤重，这个我懂，化学老师讲过。还有一个计算公式，怎么计算密度值我忘了。

林说，三斗七簸箕的女人天生运气好，有贵人扶持，能够逢凶化吉。最佳婚配是有四个斗的人。我侧脸看向矿井的方向，越过林军的头顶，看到蓝白相间的三个圆柱形储煤仓直直插入天空，有点流氓。

林的样子很普通，塌鼻大嘴，碎碎的老鼠牙遍布黑黑的牙斑菌，他个子比我高一点，而我只有一米六。大概是写诗给了他自信和勇气，他希望我嫁给他，说他用扑克牌算过很多次王八卦，将来和他结婚的就是我。王八卦就是除去大小王，把五十二张牌面朝下摆成乌龟的形状，然后翻牌，两张牌相加等于13收起来，全部完成就是合卦。我含情脉脉地笑了。我知道我不会嫁给社中的任何人，我喜欢做他们的女朋友或妹妹，但不是老婆，老婆这个身份太中规中矩了。

有一回林军把我带到他们厂里最高的地方———筒仓，我们沿着外设的旋转悬梯爬到离地面四十米高的地方，站在那里，全矿的风景一览无遗。公寓楼，办公楼，家属楼就像叠摞在一起的火柴盒，人更是一只只小蚂蚁，一小队穿着蓝色新工装的蚂蚁们沿着通往人事科的小路行走着。矿上刚刚又招来一批新工人，我们也许可以在他们中间发展几个新会员，新工人总是有很多古怪的想法。不过几年后他们便沉默了，芸芸众生，皆为蝼蚁，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林军从录像厅新学会一个技法，我扶着楼梯俯下身子，他踮起脚尖用两根手指压下我的头，他的舌头像一块肥膘肉伸过我的嘴巴，让人很不舒服。这时有人从一个屋子出来，我们草草地分开。那个工人穿着脏乎乎的工作服，整张脸油墨一样的漆黑，看到我们时笑了，漆黑中闪出一道白光，那是他的牙齿。为了再次吸引我的注意力，林说前几天有一个工人就是从这上面跳下去，脸朝下趴在地上的。当时是晚上，好几个人从他身边经过，都以为是醉汉喝醉了。在矿上，喝醉酒的人太多了，鬼哭狼嚎地折腾上一阵，然后趴在那里凉丝丝地睡一觉，醒来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他说这些时，我不停地流泪，也不知自己难过什么。林从兜里拿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卫生纸，他很细心，每次都会帮我带着纸。我把擦过眼泪的纸丢在风中，一只白色鸟俯冲而下，又扶摇而上。青春就是一只忧郁而孤独的大鸟。

我们花了半个小时谈论年轻人的死，林认为他失恋了，一定是女孩子夺走了他的性命，而且还是一个漂亮女孩子。他深爱的女人跟着别人走了，他没有勇气活下去了。不过这样的故事太俗气了，我关心的是他最后纵身一跃，是不是享受到了飞翔的自由和快感？

这告别人世的方式太激烈了，如女人的烈焰红唇。海子死了，顾城死了，戈麦死了，一个矿工也死了，他的死就是一首荡气回肠的长诗。果然，林军回去后写了一首诗《蓝天上的眼睛》，我把它刊登在我们刊物上。大家聚在一起时，我大声地朗诵着他的诗：子弹穿过你的梦，你看不到的地方，坚固的战车正碾压你的身体，爱人在黑夜里呼喊你的名字……

很多年后，林军荣升为一名局长，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那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样子，就和当年写出得意的诗歌一样。有一回，为了弟弟房子的事我去找他，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我，王琪，作家，我们当年还一起办过文学社呢，呵呵。在他嘴里那似乎是一件很荒唐的事。

从农村招工来的胡杨在井下一线工作，掘进一队是受苦最重的一个地方，扛着几十斤重的工具下去，再背着上来。他问，王老师，你知道伸手不见五指吗？我摇摇头，闭着眼，晃动左手，想象着黑暗穿过他的身体。王老师，我在下面干完活，靠着煤帮，喜欢玩一个游戏，把矿灯打开关闭，再打开再关闭，每打开一次灯就有种宿命之感。他边说边在我眼前晃动手指，似乎我是一个盲人。他的指甲缝里积聚着黑黑的煤泥，让我有种想把他抱在怀中的冲动。

他把写给区队的表扬稿拿来给我看，几月几日在赵队长的带领下掘进一队完成掘进尺多少米，光荣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启发他，把里面的一些词、句子断开，再加几个莫名其妙的词语，就是一首诗了。报社的副刊很需要这些有点文艺范的表扬稿。他很勤奋，每天下班后都要写三首诗。他想离开工作环境恶劣的矿井，既没有好爹，也没有好钱，只能靠自己了。

胡杨每个星期都来找我，把新写的诗大声念给我听，那些诗像刚刚出炉的烤红薯，烫手烫心，还散发着甜蜜的焦香。我们在诗情的催发下谈情说爱，他搂着我的腰，头像一个婴儿埋在我怀里，紧紧贴着我的胸口。有了爱的指引，我们很快掉进爱河中。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果然他的小诗接二连三地登在《矿工报》上，他凭着这些小诗得到区队干部的重用，不用再背着工具下井，留在办公室专门给领导写表扬稿，再就是陪领导打打扑克，玩的时候想尽办法输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