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投火的假行僧（创作谈）

1991年我18岁。那年夏天，为庆祝建党70周年，矿团委举办了一场交谊舞会。场地设在露天篮球场，一群一伙的年轻人早早来到球场，人声鼎沸。夜幕降临，灯光亮起，七彩灯束在夜空中射来射去，气氛一下子被烘托出来。我是被女友强行拉去的，她喜欢上一个大长腿的技校生，两个正在恋爱期。等到音乐响起，男朋友拉着女友蝴蝶一样翩翩起舞，场边只剩下我一下人。这时，我注意到场上一个穿蓝工装的男孩，裤脚高高地挽起，露出一小截脚腕，他舞步娴熟，动作飘逸。中场休息后，男孩忽然走到我身边，一只手放在背后，微微弯下腰，一只手做出标准的邀请手势。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我从来没有和异性跳过舞，连拉手都没有。我极力摇头拒绝，他说既在海边站，就有望海心。

他在洗煤厂工作，笑的时候嘴角抿着，像小女孩子一样。我们最终也没有发展成恋人关系，不过我通过他认识了十里河文学社的柏魂儿，她是写诗的。我现在都觉得她是最有灵气的诗人，只是她后来放弃了。我把自己稚嫩的诗歌交给她，再由她转交给社长。在我眼里，社长是真正做事的人，也是认真对待写作的人。那时所有人都觉得我很无聊，正当妙龄，不去谈恋爱，不去找朋友，成天在纸上写啊写的，脑子里也不知想什么呢。过了几天，社长说要见我，相当于面试吧？那天还来了几个朋友，人太多，把我的单人床都压塌了。大家笑着站起来，把床支好，接住刚才的话题聊。后来停电了，并没有一个人离开，点上蜡烛，大家继续聊，具体聊了什么，我现在记不起了。但有一种执念植入我脑海，就像点起的那支蜡烛，明亮耀眼，穿过暗夜。

我的作品得到大家认可，我也正式加入文学社。他们有一本自办刊物，我和他们一起接收来稿，选稿，用铁笔在蜡纸上刻蜡版，四处找关系讨要纸张，装订刊物再分发给会员。那是一段很快乐的日子，大家喝酒，唱歌，吹牛，谈文学，我们唱着崔建的《假行僧》穿越矿区的大街小巷。最开心的是开笔会，几百人聚在一起，请报社的编辑老师来讲课，会后社长动用私人关系在大食堂安排一顿免费午餐，猪肉白菜粉条豆腐的大烩菜。

当时文学社最有成就的是夏榆老师，他比我们大八九岁，已经是成熟作家。他的作品在省市的大刊物上发表，有一段时间，他还义务为我们刊物当过责编。1996年他离开煤矿到鲁迅文学院读书，以后便在外面发展。他在《南方周末》当了十年文化记者，2012年辞职做起专业作家。我前段时间看到他在作品中提到矿山依然是他的另一个创作基地。夏榆老师是走得最远的一个人，他去世界各地采访那些精英作家，然后再回归到自己的故乡。

大势所趋吧，市场经济崛起，文学热退潮，很多人不再写了。他们忽然间醒悟，原来文学什么都不是，连一个馒头都买不到。他们结婚，生子，买房，过小日子，走仕途。我也停止写作，先后在矿上开了几家小店，最后都关门大吉。开店时，我遇到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烟火的世情生活，让我沉下心思考活着的意义和价值。2007年我关闭馄饨店，又开始写小说，这次一直坚持下来。

其间，我写了大概有一百多万字，一边写一边在寻找什么。是什么呢？我也说不好，但有一种悲情主义一直存在着。我的朋友长风在北京做图书编辑，他当年也是文学社的编辑之一，他说夏榆为他推开一扇窗，而十里河文学社为我推开了一扇窗。

2021年我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到一所民办大学任教，教创意写作。大学离家三百多公里，我想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用陌生的视角，去看我生活了近五十年的煤乡，相信自己能有新的突破和发现。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是那种开会时坐在角落里，溜着墙根走的人，从来不会在任何场面上出头露面。可当老师是要面对几百大学生讲课，我第一次当着同事的面试讲就讲砸了，站在讲台上脑子一片空白，完全忘了要讲什么。那时我特别沮丧，觉得自己是当不好一个老师的。我独自走在夜路上，心想着明天就去辞职，再也不要受这样的煎熬。可我是多么喜欢这份工作，既可以写小说，又可以教小说，人生也算是达到完美了。

作家班里有一个叫星阳的学生，他的天分高，语言好，悟性也强，也是和我聊小说最多的。他会在凌晨把写好的小说丢给我，而我则要忍受彻夜的失眠，但我还是欣喜收到他的作品，看他一点点进步。后来，星阳莫名其妙地退出作家班，让我难过了很久，我一直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退班？是感情问题，还是学业问题？也许他和我当年一样困惑，不能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写？也不知写作会给他以后的生活带来什么？

课间休息时，我看着下面那些学生，不由想起十八岁的我们，为了文学理想、信念、爱情飞蛾投火，步履不停。

责任编辑：钟小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