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多维与文化的多元

作者: 曾攀

2022年是长篇小说的丰收年,在叙事的深广度上进行了更为多元的探索,孙甘露《千里江山图》、艾伟《镜中》、葛亮《燕食记》、叶舟《凉州十八拍》、徐坤《神圣婚姻》、厚圃《拖神》、李浩《灶王传奇》等,或历史或现实,或生活或哲思,或写实或寓言,叙事的视阈更为开阔,探索也趋于多样,而且内部结构与意蕴的层次感不断凸显。中篇小说持续拓宽写作的维度,迟子建《白釉黑花罐与碑桥》、王安忆《五湖四海》、李司平《流淌火》、周嘉宁《明日派对》、陶丽群《净脸》等,在历史性、地方性、生活性、思想性等层面开掘出新的意义,获致自身的本体自觉和文体形态。而短篇小说的品质则是一如既往地稳定,在文化的多元、精神的多维与以及意义的开拓中,不断探向新径。

就2022年的短篇小说而言,东西的《飞来飞去》延续了他一直以来的敏锐和智性,其中凸显出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误读、误认,主人公从纽约回到国内,却遭遇了种种分裂和误解,他的身后代表着两种文化的冲突、冲撞,如何反思当代世界的多极和多元格局,重建新的文化认同,代表着此一时代的重要命题。朱婧《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是今年非常具有异质性的小说,里面揭开了毛茸茸的现实感,我们都以为这样的现实很柔和、很柔软,但是突然猛地一下,绵里藏针,却是如此扎人,刺痛感遍布全身。小说写男女关系,写家庭状况,事实上也是写权力关系,其中充满着拥有、压迫、变异等。王啸峰《通古斯记忆》以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笔触,还有那些精到细密的对话,一点点地渗透进人物内心,在幽深细微处,析解个体的欢欣和创伤。海勒根那的《呼伦贝尔牧歌》展开的是一幅辽远、壮阔的草原景象,即便是忧伤和悔恨,依然如此明媚,如此坦荡。此外,徐则臣《宋骑鹅和他的女人》、钟求是《比时间更久》、朱辉《玉兰花瓣》、凡一平《上岭恋人》、朱山坡《闪电击中自由女神》、房伟《月光下的黄羊》,都各有意味,不仅将叙事的藤蔓攀缘至幽秘处,同时更是探向天际与远方。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兰亭惠》(《人民文学》2022年第3期)。“兰亭惠”是上海市中心的一家开了二十年的粤菜餐厅,小说写夫妇俩顾新铭、汪雅君与儿子的前女友司马笑鸥之间的情感试探/博弈,写得雅致细腻,生活表层下、饮食文化里,都充满隐喻,“好餐馆就是这样,不急,总是给客人留余地。这个余地,既是心理上的礼遇,也是做生意的技巧”,在餐厅点菜也是多有讲究,而且如何安排座位,如何切入话题有效沟通,都嵌入了小说的文本肌理以及主体的情感经络。三个人在兰亭惠吃饭,一个包厢、一个饭桌,却各有怀抱和心思,既是彼此的闲话家常,也是相互间试探谈判,你来我往之间,在平静的生活表面,是人情与人世的平衡对弈。小说一路写得情真意挚,老两口看似极念旧情,为儿子的移情别恋充满愧疚,最后却急转直下,将夫妇俩为化解危机的“公关”意图显露出来,揭开了人性之真实和世间之隐微。

《兰亭惠》好就好在其中虽然意有所指,但是又不完全盖棺定论,很多事情似乎已经摆在桌面,却不能完全说清道明,我想这便是现代都市之情感和人性的丰富复杂使然。在小说里,儿子是否真的抛弃旧爱、老夫妇是否真诚致歉赔礼、司马笑鸥是否真正接受道歉笑泯恩仇,这几个既是人物主体关系的谜面,同时也意味着小说的情感伦理。正是这样的不确定性,将情感的认知与认同引向暧昧难料,就像小说中所言:“世界上,人和人的关系不但最复杂,也最难以预料。”但是无法预料并不代表不去触碰,恰恰相反,这正是小说进场的时候。

细读《兰亭惠》,深感小说的恰如其分之重要性。这么说的意思是,小说的文体与容量是至关重要的。有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拉拉杂杂、拖泥带水,事实上一个中篇或者一个短篇就足够了;而有的中篇又太拥挤,完全可以考虑扩展为一个长篇;而短篇则更为考究,技巧、结构、对话,叙事的分寸需要时刻把握,不像中长篇小说可以有回旋的余地。好的短篇必须是至为精到、精致的,这里说的是形式上的度衡,因而我始终觉得,适切是一个短篇小说最本质,也是最基本的内质。正如潘向黎小说里提到兰亭惠的沙发,“坐上去有足够的硬度,不颤颤悠悠,靠垫也够饱满,很得力地支撑起整个腰部,不露声色地让人坐得既松弛又不累腰。这才是真的让人坐的,而不是摆出来让人看的沙发”,这是区别好的餐厅和过得去的餐厅的关键,里头多的是讲究,“差距往往就在这些细节上”,如此用来讨论短篇小说也甚为恰切的,是否精雕细琢,讲究得是否恰到好处,这是衡量短篇小说好坏与否的关键。

《兰亭惠》写人物的左右为难、尴尬遮掩也好,写彼此之间的微妙摇摆、各安心思也罢,又或是跳出来凸显城市的世俗与人性的幽深,小说的叙事往往显得张弛有度,而且难见臃余和赘述,一方面,老夫妇的赔罪劝解显得宅心仁厚、情真意挚;另一方面,他们身上小市民的那种考量思虑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小说最后老两口对比儿子的现任强于前任时:“他们房子和车都现成,确实省力很多,不过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我问清楚了,对方父母没读过大学,早婚早育,现在女孩子的父亲才五十岁,母亲还不到五十岁,而且又在上海,将来他们生孩子,不要说坐月子,就是帮忙带孩子,女方父母应该也靠得上。”图穷匕见的一刻自然令人大吃一惊,甚至乎叙事者如揭示某种真理般地指出“就像在上海话里面,根本没有‘我爱你’这句话一样”,这当然是一种小说式的戏谑和反讽;但是话说回来,确乎一切都情有可原,再世俗甚至市侩,也绝非恶毒阴险,也许世间的情分、情感也多是如此,现实的度量、心理的博弈,在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中是不会缺席的。当然并不代表作者对此不持保留和批判。

这是一个请客吃饭的故事,说好听些是聚叙旧情,做足告别和分离的礼数;说得不好听,则是小说里提到的,是老两口“危机公关”解除风险,为儿子接下来的情感和婚姻铺平道路。这当中很有意思,表面上看是夫妇俩与儿子的前女友之间的你来我往。实际上我更倾向于认为,老两口之间的情感关系和他们处理情感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方法技巧,更值得玩味。也就是说,在他们身上更能体现出上海的市民社会形态、生活现场和情感模式。具体而言,在小说里,他们先是订好兰亭惠作为会客餐厅之后,提前一个小时左右到达,其间根据实际情况和个人喜好更换了包厢,在点菜与何时上菜的细节上小有分歧,但马上以妻子的态度转圜及其对丈夫的认可和认同告终,这些可以看出,他们配合的娴熟以及情感上的相互依赖与妥协,都显得如此熨帖。“在这种时候,如果只是说一句‘对呀’或者‘还真是这样’,却忘了赞美男主人,那只是及格。大部分上海女人都不会只是及格,她们会明确归功于丈夫――不过,大概率,她们只会说前一句,但是他顾新铭的太太还会加后面一句。一个‘总’字,与其说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中认可和抬举丈夫,不如说更多的是显出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欣赏和信赖是长期的,近乎‘始终不渝’的意思了。”包括他们对待儿子的情感纠葛所显露出来的价值观也是高度一致的,这是情感结构相对稳固的一代人,他们的价值理念和生活信念都是倾向一致的,他们是作为“市民社会”的上海或者说任何一座中国现代化城市的精神基底。

细读小说会发现,其重心倾向的是所谓“老上海人”,沉积已久的上海习性和习气,这也最能代表一种地方性的气质,而其中传递出来的上海城市文化,指向一座现代城市的俗世情结,这主要是通过老两口得以实现。故事核心讲的是青年一代的爱情,但却是经由一对老夫妇加以呈示,这就很有意味。叙述的内核是处理青年的情事,老夫妇帮儿子打扫战场、化解险情。但却在客观上写出了父母一代的现实处置/处境,作者试图揭示的是一个相对稳定而成熟的上海市民生活/心理,即便是处理情感的方式,更多时候也是通过顾新铭和汪雅君这对老夫妻的视角显现。里面讲情感的时候也多夹杂着现实的考量,倒不是说这样便冲淡或歪曲了纯粹的感情,在小说里,真正的情感与爱从来都不是悬置起来的,似乎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在现实生活,其常常或曰必然夹杂着性格的、地域的、文化的以至于经济和身份的衡量,好的情感自不是躲进桃花源中两耳不闻窗外事就能够健康长久的,势必将迎接风浪与波折。这在小说里的顾轻舟、司马笑鸥与李宝琴身上体现得尤为清楚。

更进一步说,老夫妇二人在对待和“公关”司马笑鸥的推杯换盏中,更是显现出情感上的纯熟,这当然不是早就“设计”好的公关套路,而是数十年积累下来的为人与处事的俗世之道。只不过这对于儿子顾轻舟而言是情感的分合,而对于老夫妇,则是明哲保身甚至仅仅是心安理得之举。不仅如此,在顾轻舟的前女友、来自贵州的新上海姑娘司马笑鸥那里,与现女友、上海本地的富家女李宝琴之间,也很显在地透露出当代中国尤其是上海的社会结构,地域的差异与文化的认同和排异之间仍旧是紧密关联的,而且目前来看没有松动的痕迹。老夫妇也深知其中之利害,值得一提的地方还在于,他们显然也是至情至性之人,否则不会专门设宴招待前准儿媳,而且最后还赠予她老凤祥的金手镯,但自然在内心也包含着极世俗的考量亦自不待言。他们是为儿子排忧解难,也自知是儿子谈婚论嫁,但心里却始终“不痛快”,作为“老人类”,他们是要挽回家庭的声誉,也为自己重获自在。

顾新铭说:“不管了,我们好久没有两个人出来吃饭了,今天就当我们两人世界吧。”

“是啊,这么好的地方,刚才吃得没滋没味,菜都凉了。”

顾新铭说:“现在帮儿子的屁股擦好了,接下来我们放松,慢慢吃!”

循此展开一点谈当代中国的情感结构问题,在此前涉及的命题中,精神的多维与文化的多元,事实上在青年的情感中亦为双刃剑,这不仅对于传统的婚恋观念冲击甚巨,而且不断形塑着当下的价值认同和精神取向,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即现在那种纯粹的情感不断被附值之后,作出选择与坚持选择的难度更大了,这在《兰亭惠》中的顾轻舟、李宝琴与司马笑鸥的三角关系中可见一斑,他们表面上坚持自我的感觉和抉择,实际上正是以顾轻舟为代表的青年一代的情感摇摆、价值多元、观念丰富,形成了婚恋之艰困,当然我理解这是现代性和城市化的必然,但同样要避免多元与纯粹逐渐演化为二元对立的价值而最终分道扬镳。

一般而言,人们会将这个小说视作现代城市的世俗现场及其人性显影,我倒觉得,小说以粤菜餐厅“兰亭惠”为名,其实写的是饮食,也即涉及某种文化的书写。正如小说里专门提到:唯独上海菜,偏偏不叫“沪菜”,叫做“本邦菜”。说什么在上海话里“本邦”就是“本地”的意思,其实多少透出了大上海各省交汇、八面来风的派头,各菜系都是前辈,名声也响,但毕竟都少不了到上海滩来争一席之地,而上海菜,就在家门口做大做强,“本邦”二字,表面上本分低调,但这份气定神闲好整以暇,不经意间就衬出别家的劳师远袭。

说得具体一些,故事是一个包厢与一张桌子围坐的三个人,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重主体在,那就是桌上的菜肴,值得一提的是,其不单单是背景式的可有可无的存在,不仅有传统和来路,而且因其内在属性和文化内涵,不断与人物之关系与故事之情境对应,甚至互动。譬如小说里,在夫妇俩点完菜之后,突然发现自己百密一疏,犯了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点了四喜烤麸,“烤麸的谐音是‘靠夫’”,是上海家常冷盘,也是婚礼上的必备,但是这道菜在当时的场合显然不妥。这个菜在小说里也颇为讲究,它作为“最后”一道冷菜出现,也传导出“冷冰冰”的情绪释放。“最后是四喜烤麸,司马笑鸥没有吃,不知道是不喜欢吃,还是知道那个说法所以拒绝碰它。”于是故事也因此被推到了情绪的最微妙之处,“汪雅君这时候也发现问题了,看了顾新铭一眼,整整齐齐的衣服下面,两个人身上都出汗了”。这个时候,冷菜下场,第一个热菜上来就是一道汤,一人一盅橄榄瘦肉螺头汤,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才得以开始渐渐缓解,一直到吃了和牛牛排,欧阳笑鸥才“明显比刚进来的时候松弛了,神情深处的那一丝戒备也找不到了”。直至小说最后,夫妇俩完成了既定使命,吩咐服务员将冷了的菜“都拿去热一热”,这场令一对“老人类”提心吊胆的戏方才最终欢喜落幕。在中国,也许放眼世界皆然。最寻常无奇、波澜不惊的是在餐桌,最复杂微妙甚至剑拔弩张也常常在波谲云诡的餐桌之上。因而在《兰亭惠》中更是折射出一种个体的与家庭的、代际的与群体的、地方的与中国的文化性征。

小说家弋舟2022年有一个短篇小说《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在一篇短制交织多重线索,非常考验一个作家的结构能力和叙事功力。小说对焦那些失落的与值得重塑的时刻,篇名“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似乎是一个奇观、一种奇遇,但是生活里却是无处不在的凡常和俗常,很多时候充溢着百千种想象如“沉船”的去影留踪,但又不得不回到现实,回到目下的生活、眼前的餐桌。从德雷克海峡,到兰亭惠餐厅,人世间多有情感的失衡和内心裂变,人各悲欢不同,却时时处于交互和交织之中,如何自处、如何他顾,这是老问题,也是新动向。但是多元的文化理解,以及多维的精神触角,则有助于穿越那些幽暗的场域,再造生命之图景。小说《兰亭惠》有一个地方便颇有意味,上海市民的情感纠葛,被置于一个粤菜餐厅里,里边的菜式又是粤、沪两地的汇聚,联想近期葛亮的《燕食记》,粤菜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上,也多与上海“本邦菜”等共融、互通,甚至小说里牵扯到的地域、婚恋等问题,都是绕不开的文化议题。我在想,无论是对于外在的物史、事功,还是延及内部的情思、心性,也许只有在融合中,在交汇里,才能真正破旧、开新,这是精神之根,也是文化之思。

责任编辑:宁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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