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必须是骨子里的，其他都不算

编者按：本刊“对话”栏目，一向致力于文学的现场和前沿。现场未必是前沿，但前沿一定处于现场。本期我们开辟了一个具体而微的纸上现场，把对话双方容纳进来，让他们在这个仿戏剧性的时空内“自问自答”。因为我们相信，“自我对话”能解决对话体在本义上很难逾越的一个困境，那就是主体的隐藏本能。所以，文中的“杜上”，只是陈鹏小说中的人物，这个虚拟的采访者将担当起对话叙事的他者角色，而沿着“他”的目光，读者或可抵达“我”的腹地。由此看来，自我对话体与陈鹏骨子里的“先锋”其实并无二致，它是冒犯，更是指向自我的新实验。

约访陈鹏很长时间了，终于抽空见了面，前后聊了两个白天。

中秋之后的昆明很舒服，雨水也多，好在下一阵就停，停一阵又下。周末，我跟随他去了足球场、家和大益文学院，聊得畅快，深入。不过，我们在车上、在小餐馆里、在路上，也不停地聊，不知疲倦。以上三个地点最能勾勒一个真实的陈鹏，是他最重要的三个维度、三种面相。两天的相处很愉快，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偶尔的沉默往往让气氛突然坍陷，让人受不了，像忽然面对废墟。他也常给人精力旺盛的印象，情绪也高昂，但这些外在之物似乎很容易挥发，坦露出疲惫的沉甸甸的空白，这会给他身边的人，所有人，带来莫名压力。而他自己，或许浑然不觉。这也许就是一个小说家直面日常的某种本能？也许吧。

又或是，他娱乐太少？

我的疑问似乎碰了他的底线。“小说家嘛，写作，阅读，就是娱乐。”“电影呢？最高级的艺术电影。”“伯格曼？塔可夫斯基？我看过他们大多数的电影。但时间有限，我还是更愿意把时间花在纯正的小说上面。”话音刚落，他网购的米歇尔·维勒贝克的《血清素》到了，他展开封面，在扉页上写下名字，购于何年何月———这是他每本书上的标记，无一例外。“我太喜欢这个家伙了，一个真正的先锋派，冒犯着当代的一切。”他说他追踪维勒贝克两年多了，买齐了所有中文译本，“很有力量，为作家如何直面现实，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好吧，让我们开始。

A、昆明，红塔基地，三号场

（陈鹏的球队名为“新高地”，由一家玻璃企业赞助，每周在著名的红塔基地来一场惊心动魄的很正规的野球比赛。每周前往红塔、海埂是陈鹏最重要的生活内容，除非受伤、出差、女儿出生这样的大事，他雷打不动，通常头一个抵达球场。10号，象征球队核心的球衣，他穿了二十余年。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是昆明业余球坛著名的“杀手”，进球无数。红塔三号场草皮整饬得漂亮，像他小说中所描写的：“一块融化的翡翠。”他的队友陆续来了。他们热络地打着招呼。他换上球衣球鞋———一双全新耐克刺客13———一面热身，一面回答我的问题。）

杜上（小说人物之一，以下简称“杜”）：你踢球多久了？

陈鹏（70后小说家，大益文学院联合创办人、前院长，昆明作家协会主席。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以下简称“陈”）：差不多四十年了。我十岁左右吧，就进了小学校队，一路踢到昆明市少年队，几乎半天上课，半天踢球。为踢球我辗转了四所小学，就为了加盟最厉害的那所小学校。后来我们那支球队打遍全市无敌手。全国比赛南区A组拿到第二，差一点出线。升入昆明第一中学后，1988年在全国比赛中跻身全国四强，创造了昆明青少年赛事的第一个奇迹……随后三年，我们两次杀入全国四强，最好成绩是全国第三。我十五岁就是国家二级球员了。当时，我们跟张恩华所在的大连队每年都会遭遇。我们的确踢不过大连，他们太强了……

杜：差不多是专业选手？为什么不选择足球？

陈：我们那一拨孩子，毫不谦虚地说，是云南1974—1975年龄段里最好的，可惜都没选择职业足球，所以云南足球的这个年龄段出现断档。如果坚持的话，可以进专业队、职业队。肯定的。当时可选择的路径太少。我是我们球队考上大学的两个孩子之一，我去了武汉体育学院，读的管理专业。这就意味着，前面十年的足球拼杀，基本上戛然而止。

杜：竞技体育向来残酷。

陈：对，何况我们还不是严格意义的竞技体育，充其量是校园足球的顶流吧。但我已经深切感受到竞技足球的无趣———

杜：无趣？

陈：厌倦，极其厌倦。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想退队，不再想集训、比赛了。太痛苦了，几乎得了抑郁症。

杜：为什么？

陈：不是肉体上的。是集体生活带来的某种伤害吧，肉体上倒没什么，精神上非常非常不开心。或因为我不是一个太合群的人，尽管总是做出一副合群的样子。现在回头看，我非常讨厌甚至憎恶我的少年时代。海明威说，一个作家最大的资源是他不幸的童年，我篡改一下，一个作家最大的资源是他不幸的少年，那种青春的反叛往往遭遇各种各样的打压和桎梏。

杜：我大概能理解。毕竟你们那代人基本上还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所以你是那时候选择文学的？

陈：差不多。我十四五岁就开始写小说了。我们球队去外地比赛，大家没什么娱乐，就轮流看我即兴写在稿纸上的胡编乱造的故事，古代的，当下的，很好玩。他们追着看，我就追着写。我从小就有一点编故事的能力。在少年时代，我认为我应该当一个作家，不是足球运动员。我的足球天赋没得说，可是几位队友的天赋更高。

杜：听说你发东西是17岁？高二吧？算非常早了。后来顺利吗？

陈：对，很早。发在《滇池》上，1992年。我写了个三四千字的短篇，当时《滇池》的编辑张倩就约我见面，她无法想象一个中学生能写出这种东西，一个想象“文革”的故事。我骑个单车跑到编辑部，见到张倩，见到张庆国。我非常紧张。张倩待人和气，张庆国像个摇滚青年……小说发出来我激动坏了。创作就此开始。当时我们昆明两份报纸《春城晚报》《云南日报》都有副刊，高二高三的时候，我每周就给他们写一个豆腐块，基本上都能发出来，每篇能挣回二十块稿费，约上一位好兄弟跑到大观街街口找个小酒馆喝酒，啊，那段高中时光，太愉快了……

杜：大学里也写？也发？

陈：对，非常认真地写小说。我还记得我读完《百年孤独》的震撼，立马跑去阶梯教室花了三五天干出一个发生在宋代的四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大概的标题是《荷月居》，对，哈哈，挺俗的标题对吧？但确实写得好———我想象力挺好，哈哈，后来不幸遗失，或者送给了某个我暗恋的姑娘，反正没发出来。要是再给《滇池》，发表不会有问题。我一直记得这个小说。记得我的室友还帮我用最大号缝衣针把厚厚一沓稿纸钉上……大一到大四，一直没中断，在《青春》《萌芽》上陆续发了几个，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周末无数次从学校走到武昌街道口，一家一家书店搜罗，看书，买书。武昌的文化氛围令人难忘，我的很多拉美经典就是当时攒的。1994年《大家》创刊，轰动一时，我差不多每两个月都省下10块钱去买一本回来。1995年，大二暑假，我跑去《大家》实习，认识了好几位作家，还遇见来昆明做讲座的苏童、王干。那段经历对我影响太大了。最关键的是，《大家》给了我先锋的理念，我开始对当年那拨先锋派们的作品如饥似渴地阅读，苏童、余华、格非、洪峰、叶兆言、韩东、朱文，最后一个读到的是马原。啊呀，这才发现，马原太棒了！我后来跑到武大图书馆把发表他作品的最早的《西藏文学》逐页撕下，塞进衣服里偷偷带出图书馆，那竟是我和马原神奇缘分的开始。与此同时，我也把我们武体图书馆里能淘换的名著基本上看光了，每周三四本，毫无难度。这决定了我日后的阅读方向：先锋的，经典的。我非常感谢并怀念我的大学时光，非常想念武汉，有空一定回去看看。

杜：那段时间读了哪些让你铭记的经典？

陈：博尔赫斯、尤瑟纳尔、卡波蒂、海明威、福克纳、胡安·鲁尔福……太多了，不下二三十。我印象最深的，除了海明威、福克纳，除了老雨果、老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君特·格拉斯，我非常偶然地借到《铁皮鼓》，看得我如醉如痴，太好了，这家伙，写得真好！那时候他还没得诺奖。

杜：你似乎更像个60后，遇见的经典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国门开启涌进来的一大批好东西。那时候读书热延续到90年代，但很多作家的确是受惠于80年代的。

陈：我们当然是更晚的一批，70后嘛，80年代的影响也许有限，但我大学期间能读到、买到这么多经典，还能在武汉武昌一个小小的报刊亭遭遇我们云南的《大家》，可见当时的文学气氛多么浓厚。可见，那时候仍然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我因为写作，因为阅读，多多少少和我的同学们不太一样，和武汉体院的整体氛围也不太搭调。我一直有点格格不入。我很感谢这种格格不入。

（这时候球赛开始。新高地一色儿的红球衣，上了场很扎眼。陈鹏司职前锋，满场飞奔，其体能、速度和冲击力让我咋舌也让对手咋舌，很难相信他已经47岁“高龄”了。果然，他很快取得进球。漂亮的左脚抽射。90分钟比赛他们分三节进行。第二节他又进两个。他换下湿透的球衣，换一个队友上场。“走吧，我们走。今天对手不行。我进三个，够了。”他和队友一一道别，我们提前离场，他身上散发着浓浓汗味，一路飙升的荷尔蒙让他心情大好。“活着，如果没有足球，还有什么意义？哈哈。”他开动他的吉普指南者，难掩进了三球戴帽的兴奋。）

B、昆明北市区，家，书房

（陈鹏四室两厅的家很独特，房子造型是半圆的，一共两间书房，不大，却铺了整整三面书柜。目测藏书在三千册上下。不太多，也不算少。古今中外经典都有，雨果、海明威、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贝克特和伯恩哈德、彼得·汉德克享有“专区”。我们在最大的一间书房坐下，他倒了两杯法国红酒。我们慢慢小酌。他踢球后的兴奋还未消褪。）

杜：足球对你意味着什么？和小说相比呢？

陈：足球，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过瘾的运动，没有之一。90分钟带给你的快感是小说写作无法企及的，当然，所谓内啡肽的快乐也许更长久，但如果两者相比，还是足球的快感更胜一筹。足球对我来说，就是逞强，不服输，永不言败，干到底，你不拼到最后一分钟哪晓得胜败？我承认到了我这把年纪还是一个追求胜负的人，上了场就不想输球。这种运动员精神显然给写作带来重大影响，也许利大于弊———坚持，挺住，不畏惧困难，加时赛最后时刻才是最精彩的。再说，足球哲学之一正是场上并无真正的输家，败了也是荣耀，只要尽力。所以，足球哲学给我的小说带来非常鲜明的东西，和海德格尔或加缪的向死而生，并无两样。

杜：所以你也热爱海明威？

陈：哈哈，是啊，海明威这老家伙啊，我一辈子热爱他。当年在武体毕业，我偷偷把他的短篇小说集借出来，再未归还。至今，这本陈旧泛黄的集子依然陪伴着我。海明威的哲学同样如此：行动，不计后果的行动。你可以毁灭我，不可打败我。和足球精神一脉相承。2018年世界杯上克罗地亚惜败法国拿到亚军，可在很多人眼里，这支队伍难道不比法国人更伟大？老海从不服输，说到做到，知行合一，这是很多作家缺乏的。这是我一辈子推崇他的原因。

杜：好吧，我们认真聊聊小说吧。在你眼里，什么小说算是好小说？

陈：这个问题太大。我们必须一层层剥开了讲。先说技术。语言，这肯定是小说的第一关，对吧？海明威的硬朗微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喋喋不休，科塔萨尔的神奇滑动，博尔赫斯的精湛优雅，都是好的语言。大江大河自有其雄浑，小溪清流自有其澄澈，无所谓高下。但必须承认，它们的好都有好的标准，不是随随便便就硬朗，就缠绕。所谓标准，即精准的艺术性与优雅自然的口语腔调，以及对事物本质的抵达。王国维说师法自然才是上品，所以我一直推崇口语写作，马原的语言就是口语写作，海明威的也是，自然而然，言从于心。我们经常在海明威小说里看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看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诗意，这就是最好的语言。当然，契诃夫的语言也好得不得了（汝龙翻得多好啊）……

杜：你不太喜欢福克纳、詹姆斯、普鲁斯特？

陈：也喜欢。甚至非常喜欢。他们创造了另一种繁复纠缠的直逼潜意识的美感，但反而是容易模仿的，你把简单的东西弄复杂嘛，不太难。难的是像老海那样的简单，大道至简。那种简洁和高贵，是很难学的，经常画虎不成反类犬。不过，任何人都会找到和自己心性相通的作家，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