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诗人皆入蜀

骑驴入蜀的文人

如果说，唐朝京城之外的灞桥与风雪、驴子共同催生了诗思，那么首功应该归于毛驴。有了毛驴，诗坛就有了“苦吟派”，从此苦吟诗人更有了禅意与归途。想当大诗人，开始骑驴上路吧。

还可以发现，骑驴而行的诗人，与纵马飞驰的官员，在尘烟四起的历史旷野上，昭示出不同的路数。

按照顾炎武的说法，毛驴进入中土，是战国后期的事情。“然其种大抵出于塞外，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后，渐资中原之用。”（《日知录》卷二九）而“驴”字的产生，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是秦人所造（参见《说文解字注》），这等于解释了肇始于东汉的“十二生肖”当中，自然没有毛驴的位置了。

驴背一直是文人们悠然的回忆平台。相传张果老与鲁班打赌，后来输了，从此以后倒骑毛驴。“倒骑”的人生美学体现的玄机，还在于即使一个人输了，也可以采取一种另类、边缘、去中心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智力。事物在自己之后依次盛开，墙内开花墙外香，并暗含“后发而先至”的时间追溯功能。

杜甫名诗《饮中八仙歌》，对唐朝8位嗜酒如命的名人作了生动描述：“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眠”，这是写初唐“诗狂”贺知章（659—744年）。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进士，历任礼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和秘书监等官职。有这等身份的诗人，自然可以纵马，即便是醉得人事不省，马是照骑不误。为何呢？马就是官员们天然的代步工具啊。晚清画家吴友如据此绘制了8幅作品，自然是以贺知章、汝阳王李开头，我以为，这个酒仙的次序未必是偶然的。

尽管写有十几首咏马的古诗和律诗，杜甫却不大骑马，所谓“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反而成为颠沛生涯的真实写照。一次他在夔州府参加过宴会后，借着酒劲跨上马背，“骑马忽忆少年时”，青春在马背上颠簸，那时候的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甚至“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射飞曾纵鞍，引臂落。”但毕竟年龄不饶人，“走马踏花，快意山水，痛快诗酒，豪杰之风，英雄豪气。不虞一蹶终损伤”，骑在马上的杜甫没走多远就从马背摔下来，这让诗圣得出“人生快意多所辱”的深刻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众多咏马佳作里只此一首是写“马上”，而且还是遥忆当年。

他在《放船》一诗里说：“直愁骑马滑，故作泛舟回”，这固然解释了自己的年龄已不容许他纵马奔驰的原因，但也暗示一种民间身份的困境。

在诗歌里反复咏叹神骏的李白，其实也是骑驴的主。《唐才子传》记载：李白云游四方，某日，他想去登临华山，便醉醺醺地骑着毛驴向华山赶去，经过华阴县的衙门口，他没有按规定从驴背上下来，县令大怒，派衙役把李白抓来，怒问：“你是什么人？竟敢这般无礼！”拿出笔墨纸张，让李白写供词。李白在供状上没有写自己的姓名，只写道：“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这番出自体制认可的功勋，足以证明骑驴者比那些骑马者强。所谓“食肉者鄙，未能远谋”，在此不妨改为“骑马者鄙，未能远谋”。宋代御府藏有《李白骑驴图》，在毛文歧《李太白骑驴处》、元好问《李白骑驴图》等诗里，明朝礼部尚书邵宝（1460—1527年）的《太白像》一诗，将诗人与驴子同时予以了合理性放大：“仙人骑驴如骑鲸，睥睨尘海思东瀛”，这不是美化驴子，而是驴因人贵。

《全唐诗》中一共有2200多位诗人，诗人兼官员的不少，但更多的则是布衣。这些诗人生活贫寒，当然买不起高头大马。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援引《新唐书》的资料指出：“在八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一匹回鹘马的普通价格为44匹绢，这对于唐朝来说是一笔令人触目惊心的支出。九世纪初年，衰落疲弊的唐朝政权一年支付上百万匹绢来交换北方边境地区淘汰下来的老弱不堪的驽马，已经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

陈寅恪先生说：“唐代实际交易，往往使用丝织品。”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由贞观之初的“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一变而为“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可以推测出当时一匹绢的实际价值。初唐的均田制度，规定了相应的租庸调制，据统计：天宝年中，全国的赋税收入，包括租庸调、地税、户税，根据卢华语女士的研究：折合绢共计4146万余匹（《唐代蚕桑丝绸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由此可推知，一匹西域马的价格实在高得离谱！

因此，结论很清楚，一是在于诗人买不起好马；但更关键还在于，马往往是宫阙中人的坐骑，的蹄声是“公家人”身份的名片。从低处而言，驴比较皮实，容易伺候，不易生病；马就娇气了，饲料不好都不行。古典戏剧里，那些回娘家的小媳妇就是毛驴背上铺一床被子，由老公牵着，慢悠悠展开摇摇晃晃的生活，成为一曲经典的田园牧歌。

有道是“射虎临秦塞，骑驴入蜀关”。从杭州骑驴到黔、再由黔入蜀的诗僧贯休，到骑驴入蜀的刘禹锡，吟唱着“敲驴吟雪月，谪出国门西”的贾岛，骑驴入蜀时已经58岁，再到“细雨骑驴入剑门”的大诗人陆游……诗人是沉默的，比诗人更沉默的是驴子。唯有驴子细碎的蹄声，唤醒剑门蜀道的森森古柏与嶙峋乱石……

驴子是民间化的坐骑，体现了一种悠然慢性之美，尽管它看上去缺乏飞荡扬厉的意象。所以，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描写诗人骑马（骑驴？）所见到西湖早春的旖旎风光，展现了世间万物的蓬勃生机，将闲适自得的情感表露无遗。如果把“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改为“驴蹄”，真实倒是真实，诗歌的构图感就低级了。

可见，驴蹄一直带领诗人深入事体，并不时被马蹄冒领功名，驴子不过偶尔发出几声不满的驴鸣。

诗人李贺也是终日骑驴游走，《新唐书》说：李贺每天早上太阳一出，就骑上毛驴到山野间转悠，背着破锦囊，东瞧西望，有了灵感就在驴背上记下来，装进锦囊，晚上回家整理成篇。《唐诗纪事》引《古今诗话》中的一条记载———

有人问晚唐丞相、诗人郑綮近期有无什么诗作，郑綮回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作为诗人的郑綮已很少有人提及，但这个回答却是妙论，诗思只有在驴背上才能产生，离开了驴背，哪还会有诗情？细想起来，他这话的确深谙事理。法国诗人雅姆在一首诗里，借用其女友的话揭破谜底：“驴子就像诗人”！事实倒是事实，但估计中国诗人要集体驴鸣抗议。

唐朝诗人固然写了很多纵马仗剑闯荡江湖的豪迈诗篇，在我看来，这多半是他们骑在毛驴背上雄视古今的结果。诗人踏上致仕之途或屡遭碰壁后，慢镜头一般在落寞中颠簸，脑壳却在拼命壮怀激烈，遥望已然渺远的怒马鲜衣岁月，甚至臆想“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不妨就叫“驴上沉思录”。而在西方，自我神话的堂吉诃德，再怎么不济也要骑上驽马，由此可以俯视众生以及他的助手，桑丘·潘沙注定就是驴子的伴生物。

天下诗人皆入蜀，入蜀必定入成都

古代文人强调脚力与眼力，于是他们总是忘情行走，总是觉得涉足不够。在《游褒禅山记》中，王安石总结出古人游历名山大川而有所得的原因：“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所以，渴望涉足名山大川者遇到困顿挫折在所不惜。这不过是神灵在提示自己———在远方的山巅上，有尚未被命名的人与事在等待自己。问题在于，这些人与事与你可能完全无关！

“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唐朝时期迷离、瑰丽的巴山蜀水，为那个时代提供了横空出世一般的“西南想象”。

“自古诗人皆入蜀”这一说法由来已久，但最终成型是在晚清李调元和赵熙这两位蜀地大才子的诗文当中。尽管晚清诗坛领军人物宝廷在《偶斋诗草》里也提及“从古诗人多入蜀，前有杜高后黄陆”，陈衍（1856—1937年）在《石遗室诗集》指出“古来诗人每入蜀，少陵玉溪及放翁”，均可以看做“诗人入蜀”历来是古代文学史的一个特殊现象。

从性质上说，“自古诗人皆入蜀”也是移民文化与巴蜀文化对撞生成的结果。

可以发现，入蜀者大体有4种类型：

一是官宦入蜀。

二是游历入蜀。

三是随父为官入蜀，自己终老此地。

四是避祸、罢官入蜀，而最终客死蜀地。

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影响最为深刻的转折期。尤其是安史之乱，不仅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而且伴随大量皇室成员、江南富庶之家、文艺百工进入巴蜀，全国的文化中心开始由北向西南迁移。入蜀者里最为重要的是官宦，他们往往身兼作家，大致有避乱、入幕、流贬、出镇、奉使等几类。所谓唐代诗人皆入蜀，多少有些夸张，但唐代最为重要的诗人都有入蜀的经历，而且往往在蜀地生活期间的诗歌创作登峰造极，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韩愈有“蜀雄李杜拔”的说法。

“初唐四杰”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以及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刘希夷等著名诗人都有入蜀的曲折经历。“四杰”居蜀之时，行踪遍及广元、阆中、绵阳、三台、德阳、成都等地，随处与人唱和，广泛结交本土文士，这对寂寞萧条数百年的巴蜀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诗作迅速传播，在前无汉诗传统的巴蜀地区，第一次播下诗歌的种子。而画家吴道子和书法家薛稷入蜀，不但对他们后来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也润化了蜀地美术、书法的勃然兴盛。

公元670年，20岁的才子王勃入蜀，他霍然发现一个“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的巴蜀！赞叹巴蜀山水乃“宇宙之绝观”。后人遂用“雄、险、幽、秀”四字来品评巴蜀的自然地理有如神品。他在四川云游两年，到公元617年秋天离开川北之时，写下“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复高风晚，山山红叶飞”的诗句来抒发漫游蜀地的心境。

王勃满眼是“宇宙之绝观”，他听到过蜀地杜鹃的呼叫吗？

至少，还有很多诗人是在杜鹃的叫声里恨别鸟惊心。

元代伊士珍《甄记》卷上引《成都日事》说，从前曾有一位异乡的书生来到锦城谢氏家，谢氏的女儿偷偷观察了这位书生后，学习卓文君，开始喜欢上他。没想到这位书生听到子规声声催归的呼唤，便赶忙向谢家告退，匆忙返乡去，谢氏女感到很遗憾。

后来再听到子规鸟啼叫的时候，她就像听到野豹的鸣叫声一样心井乱波，于是叫侍女用竹枝去驱赶，侍女一边赶一边骂：“你这声如野豹、让人心神不宁的杜鹃，上回已破坏了我家小姐的美好姻缘，现在怎么还敢到这儿来乱叫呢？”受到这则传说的影响，所以后来人们又以“谢豹”之名来称呼杜鹃。看看成都的姑娘，风化如此，敢爱敢恨，入蜀的诗人们岂能自持，岂能装聋作哑？！

祖籍幽州范阳（今北京市）的卢照邻（约635—约685年）为望族出身，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入蜀，到咸亨二年（671年）出蜀，他在蜀地生活近6年时光。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新都县城由今新都区军屯镇附近迁到现址，筑城墙取土，沿城墙内侧形成凹地，遂建湖池园林，并设接待来往官员的驿馆于此。因地处县城之南，故命名“南亭”。“南亭”逐渐发展成为一处衙署园林，作为后来桂湖的一池春水更是碧波荡漾。新都本地传说，在公元669年初秋，金风送爽，时任益州新都县县尉（掌一县军事，逐捕盗贼）的卢照邻，往桂湖里投了一枚莲子，成就一湖风动情溢的荷塘。

卢照邻风流倜傥，与当地一位郭氏女子相爱，并生下一个孩子。后来离任之际，他指天发誓：不日后，定来接走郭氏。结果出川大约两年后他也有了新欢，不料又患病瘫痪，郭氏女子以为他背信弃誓，伤心绝望一生……

卢照邻离开新都后，并没有离开益州。“后为益州新都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朝野佥载·卷六》）继续“婆娑于蜀中”的卢照邻，想来目迷五色，忙得不可开交。

第二年，与他齐名的才子骆宾王路过成都北郊的新都县，终于见到那位痴痴等待的郭氏女。听完郭氏女的一番讲述与控诉，而那个孩子也夭折了，骆宾王与卢照邻虽是朋友，但他是任侠之人，少年好英侠，不屈节权贵，不迎合流俗，很早就显示出游侠浪漫不羁、独立不群的自由意识。闻一多先生曾评价说：“他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宫体诗的自赎》）骆宾王为此怒不可遏，感慨万端，奋笔疾书写就一篇64句的长诗：《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情滔滔，卷起千堆雪。他以郭氏女的口吻质问卢照邻：“妾向双流窥石镜，君住三川守玉人……绿珠犹得石崇怜，飞燕曾经汉皇宠。良人何处醉纵横？直如循默守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