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书写与诗学的超越

一

林白小说时常在多重维度上与现当代中国文学史进行对话，无论是性别议题、还是地域书写及家族历史，又或者是心理、情感、精神等诸多命题，都呈现出女性作家在面对文学历史演变时敏锐而壮阔的气象。长篇小说《北流》即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母题“作家返乡”开始写起，聚合宏大历史与个人成长史，通过回忆、追述等纵深性的描述，显露小说所内蕴的回忆录和自传性的文体特征，以丰富的细节和真实感触勾勒时代特有的历史多元性。

小说里，跃豆、米豆姐弟俩在山上劳作，小说标记：“这一年是清晰的刻痕，防空洞、山岭、翻起的新泥、鸡丁锄、山上的战壕、防空演习、啸叫的警报、珍宝岛……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而精神病院的病人奉命挖防空洞，嬉笑怒骂，则是极尽讽刺之能事，就此展开了对历史的反思。李稻基年轻时上过桂林的宪兵学校，“我”便想到桂林求证此事，“特意请教了一位专门研究宪兵历史的人士，回复说桂林并无宪兵学校”。这个细节展示了叙述者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同时也暗示着一些历史事件可能存在误解或遗漏。“我”作为一个“稳妥”的叙述者/讲述者，“泽红父亲王典运亲手交给我一份他的自传”，上面详实地记着中国历史：抗日战争时期，有广西学生军到中心校教唱抗日歌曲，组织指导演出话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育科拉我回去批斗……”不仅如此，“我”原原本本地呈现他们的行迹，“忠于”历史、“忠于”故事的众多主体。可以说，《北流》小说以详实的描写和回溯式的扩展，使得所叙之事、之人、之物更为饱满丰富，更准确地呈现了中国历史细节和人物真实面貌。

其中，女性的成长史往往伴随着阅读史、生活史和情感史，而且伴随着强烈时代印记的文艺参与感，小说提及罗明艳家的藏书，歌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以及电影《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这些仿佛是无地域差别与性别差异的前史，事实上她们携带着来自历史的讯息，四处寻觅新的安身立命又或姑且存活的资本。又如读《尤瑟纳尔研究》《红楼梦》等，女性在历史和革命暗流中经受心理的奔流和沉滞，心性与意志也于焉得以不断淬炼。“我”起念写《须昭回忆录》，“探寻这段还不算太遥远却又与当代有各种牵绊的历史，那些在复杂迷离令人纠缠不清中又困难又无畏的女性总让我饶有兴致”。不仅如此，《北流》写的是家族的四代女性：远素姨婆、远照、李跃豆、梁北妮等，贯穿整个20世纪的百年中国，尽管远素姨婆是远照的三姐，年逾百岁已超其一辈。但从她在我们面前唱抗日时期的《抗敌歌》，到远照的《白毛女》，再到李跃豆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梁北妮的《身骑白马》，四代女性四首歌窥视出中国发展的斑驳历史、生活的宏大图景以及心理流变。李跃豆、泽鲜、泽红虽为同代但却有着不同的体悟。李跃豆与汪策宁结婚、离婚，抛掷贞洁、赤诚，与霍先保持单方面的猎奇而自虐、孤独又奇诡的“私奔”。泽红“身体里那朵爱情的蘑菇长得飞快，茁壮、浑圆”，爱驱使她放弃全广西最好医院的骨科护士职业，放弃南宁户口，与家人闹翻，同有家室之人私奔。她“英雄史诗”般的爱恋在“那个”去世后变得难以抒写。泽红的私奔既浪漫又存在致命的危险。与之相比，泽鲜的私奔是另一种彻底的无畏和传奇，她与爱人放弃职业，离开社会，进入到主流外的生活，而灵魂伴侣式的关系使得私奔变得飘虚。相对于劳伦斯的《意大利的黄昏》记录二十七岁的劳伦斯与三十二岁的弗里达背起酒精炉，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徒步私奔，自在从容，20世纪80年代李跃豆、泽红、泽鲜三者的“私奔”有违大流，迷惘又张狂。

不得不提的是，乡土记忆与个体情感史对于林白/李跃豆而言，既是自“我”的遗产，也是精神的债务。回到故乡圭宁，表哥罗世饶拿出与程满晴的四十一封书信，这些信件无疑是罗世饶试图形构的纯之又纯，近乎虚妄的爱情传奇载体。“我”觉得这些信件龌腻腻的，仅是他的个体记忆，与“我”这个作家无关，决计悬置这段个人历史和喷薄的情感。但“注卷：小五世饶的生活与年代”这部分的详实描述却映射出“我”对拒绝这段历史“再现”后的情感补阙。同样是书信，韩北方与“我”在六感时的书信与报纸文章毫无两样，缺乏前者的热烈澎湃，更多的是若即若离，故此“我”早早丢弃如同附加假面的记忆及情感。信件将消失在虚空中的乡土记忆和个人成长史重新凝聚回原形，起到同样功能的还有“我”插队的六感日记，“经过四十年，閕红变成了葭灰，塑料面的光泽已然消失，但另外的光泽却从内部生出。它们变得有些神奇，尺寸大得不可思议，在似梦非梦中，它们大如桌台，对空气也有了浮力……”对于日记的销毁与否，似乎已不可考证，“我”也是似是而非，打开里面记录着“我”知青时代的成长史与生活史，在那里“我”堕落成“落后知青”，逃避劳动、在男知青家里过夜、和落后知青潘小银混在一起、给支书送胎盘、看不起贫下中农、对大队文艺队的排练演出撂挑子，条条严重乃至致命，记忆的遗产演变成精神的债务，林白写出了个体的同时也是历史的负重前行及其中的踟蹰徘徊。

二

在《北流》里，将如是之主体话语与历史话语纠集起来的，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九线小城”北流的方言。具体而言，小说的方言涉及地方性知识、地域习俗/习惯以及日常生活，呈现人与历史的关系，换言之，则是通过人的思维、言行等方面映射出人对历史的回忆、遗忘、修正等。方言是《北流》的重要元素，北流河的四下漫溢，正映射着方言的野性，但并不代表毫无皈依，实际上语言的存在总是对应着现实历史的运转。

北流是李跃豆对世界的初始感知和日常生活体悟的原点，关于这部分的历史，正统的普通话难以准确表达出回忆中的繁复和纠葛。在“入北流”这段成长史里，方言面临着三重权威，一是正宗的粤语，二是普通话，三是来自自我的压抑。萧继父为了显示权威，“为了更像真理在握，他使用了正宗粤语”“一旦用了代表权威的广东话，这事就不可逆转了”。但是倒过来，北流话也会反观普通话，“在粤语地区，整个粤语体系都不会有一个‘的’字，‘的’，是一个古怪的、北地的、异己的名堂。”“异己”的还有李跃豆下乡支援春插时，“第一次听到‘用饭’这只词，书本上也未见‘用饭’，它如客远来，文雅文明，如此讲究，如此一尘不染，却又如此突兀，是个不速之客，多少不合时宜。”这种“异己的名堂”象征着遥远的、神秘的、高雅的、新奇的力量，就连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北京医生，也代表科学和真理的绝对权威。普通话道统的规范性和粤语私人化相互缠绕恰恰构成地方性叙事的空间张力。

方言的使用对照着普通话的中心主义，其产生的异质元素塑生了泥沙俱下的个体情感/精神记忆。如远照提到杨眼镜这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人会背诗，会同她的跃豆和米豆荡”，随即将这种虚妄的回忆和情感捣碎。谈及陈地理带着几分戏谑：“睇无见眼前的东西，谂的都是几万几亿公里远千万亿万年之前的名堂，虚空又虚空玄之又玄。”最后陈地理失踪了，仿佛进入某一个平行时空，不知所向。回忆庞天新林场轶事，时代新语混入方言叙述，“你谂下，大容山林场，想不望树都不可能”，“祖国大好河山，风景这边独好，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记忆从无到有的变化，层层加码，实际上是历史到现实、真实到虚构，一个既存空间到另一种向度的情感衍变。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方言便于粘连人物间的情感和记忆；另一方面，方言与地方对应，具备沟通的作用，连接着地方与“世界”，扩大个体历史与乡土记忆中的异质空间。“疏卷：火车笔记（二）”这部分以方言引出富含民间色彩的“蛙”“粪”记忆，由此洞开魔幻的生活世界。“蛙”主要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呈现南方的人物/植物气息，竟也构成某种气象，如“那个从未有过的韩北方，他手持长青藤（像条青皮蛇，又细又长，在他脖子腰间四处跳荡，弹性非凡）乘着巨大的树叶从天而降”。“粪”一节则是藏污纳垢的民间气息/气味，即便如此，小说也溢满着幻想，轻快的故乡之思，欢畅而灵动：“幻想自己像《铁道游击队》扒上飞奔的火车，一闪身抓住车厢接缝处的铁把手，右脚一蹬，左腿一跨，成功降落在车厢里，车厢里的猪太挤，没有落脚之地，即使有，也会踩中猪屎，我不要，我要骑在猪背上，一路飞驰去梧州。”林白以方言观照南方的空间文化与地理政治，很多时候是一种境况的描述，更多是个体的情境、应对、抉择，以及历史的与现实的间离性存在。庞天新因为被污蔑“偷听敌台”而执行枪决，然而为了抚慰远素姨婆，他被安排去了“世界革命”，因为再遥远的世界，总有回来的希望。然而，对于远照，“世界”却只想到了报纸上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远照为了搪塞远素，除了谎称天新从东北去了苏联，很多时候就是到了东南亚的越南和缅甸等地。吕觉秀的丈夫与情人私奔后，科室主任“冯其舟想起的是《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奥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后来吕觉秀寄住在冯其舟家中，冯其舟臆想与她去的是更远的南方———深圳、海南，“坐飞机越过琼州海峡，降落在一片椰子树环绕的机场上，像圭宁一样湿热的风还会一样湿”。这一节命名为“美，而短”，显然透露着异质空间里冯其舟与吕觉秀短暂的个体记忆及情愫。

三

《北流》以其百科全书式的风格和丰富多样的气象，展现了独特的诗学建构。通过对物和语词的处理，作者创造出一个具体而生动的文学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通过‘观’建立起来的。”观物不仅仅是在小说中写出物的状貌，更是以物观历史、观人，通过物折射某一时代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状况。当代作家已经在如何更好地处理物与时代及人的诗学关系做出了很好的尝试。林白在各种南方名物之间建构起一种复杂的关系网，实践超越个体/地方/历史的诗学表达。如小说序篇即安排了二十首植物诗，“植物是笼罩全篇的氛围，是打开记忆的通道”。植物成为了承载记忆、唤起情感的符号，它们连接着过去和现在，构建出丰富多样的诗意关系。这种处理物与时代、人与物之间的诗学关系的方式，使得小说更加深入地呈现了人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纽带，以及个人与历史之间的相互影响。返乡第一日，“我”透过树影认出市博物馆就是住过几年的旧医院宿舍，“找到芒果树就算找到了往时”。看到开在深夜的昙花，“洁白、短暂，仿佛比莲花更高远”，由此回想莫雯婕覃继业夫妻昙花一现似的生活。南方的中草药也是“我”热爱的，“知道有火炭藤雷公筋月亮草鱼腥草芝麻草车前子，等等”，甚至觉得五色花是逃避劳动的奖赏，是烂脚召唤来的灵魂伴侣，它们贯穿并环绕着成长历史，并且构成“我”不可或缺的情感记忆。

除了植物，建筑和食物也是记忆/历史的载体，反映时代更迭，关照人物情感以及社会的发展秩序。小说讲到骑楼底下的烧烤店售卖大细各式烧烤用品，烧烤架子“何等时尚的事物，圭宁也有了”。商业化时代的经济在小城镇流通，旧街里充盈着新鲜时尚的店铺和物品。20世纪80年代“在黑暗宇宙中拔地而起”“七个音节铜钹般震动”的广西民族出版社，四周棕榈树和一片空地的七一广场，七星电影院，民族大道等等跟随时代的巨轮不断前行，“颠倒着风驰电掣”。它们见证了“我”在南宁立足，恣意且随心的生活。对当地氮肥厂，小说也是寥寥数语便交代了它和人物的命运：“紧接着氮肥厂也江河日下，氮肥厂一分钱都发不出来了、氮肥厂要放长假了、氮肥厂要裁人了、氮肥厂要卖给私人了，全员下岗买断工龄，生活一下肮凼得不成了样子。母亲再也不能给他找到像样的工作，大哥也再不能帮他。他的数学系计算机专业从此不再提起。”食物作为深深烙印在舌尖的记忆，与情感总是携手并行，不仅咸萝卜、肥猪肉、酸菜鱼，包括小说中比比皆是的南方边地美食，狗肉、石螺粥、河蚬粥，等等，常有念想，紧接着便切入“青春期的敏感与暗恋”。食物与爱恋如同某种气体，既轻又重，灌注全身。

不仅如此，语词是《北流》诗学建构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小说的大词小用，与小词大用渗透着历史、时代与生命气息。譬如“主宰”大词小用：“她第一次听到圭宁话讲主宰这个词，词重，新鲜，本以为专门使来连接国家和民族，此时同房屋连在一起，竟然很对，房产证写谁的名字，谁就是这幢屋的主宰”。与其说是一种修辞的策略，不如将之视为生命的姿态，不如此不足以撬动现实的人生与时代的负重。包括跃豆为米豆主持长达一年多的“公平”“正义”，“她那些激烈的言辞如同真理的火焰，又如锋利的钢锯，把七年全年无休的牢笼撕了个口子”。在老家山区度过的几个月，是跃豆人生/生命的伤痛，她深陷其中，对亲情、伦理纲常极致冷漠、疏离。为米豆争取“自由”，主持“公正”，则是再次试图撬动坚硬如石的生命境况。而“时世”小词大用更是时代生活与精神特征的微缩：打鸡血成为时代风尚，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治百病，“庞护士感到这鸡血也发了邪，不知是时世给鸡血打了激素，还是鸡血给时世打了激素”。又如“消毒”，谈到远照，“她严谨执行消毒规程———一个从1952年开始就严谨消毒的人，她的人生被消毒这件事严谨了、规程了。”这里面更是凸显一种小镇卫生学，渗透每个人的生活，每家每户不可或缺的消毒柜，烧水烫碗的滚水消毒法，到现代医学意义上的除菌灭毒，“细菌不单是科学的敌人更是21世纪的敌人”，甚至以创建全国卫生城市为名，灌入使命与精神。包括后来小说提到的颠佬，也归纳入城镇的“消毒史”之中。另有“新名词”，诸如“客厅”“游泳”，意味着活跃时代的事物/政策出现，打破社会原貌。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客厅是遥远且不切实际的存在，喻示时代的生存场域和空间，因无法求证生活的幸福和满足，“早年是极荒疏的”。有关“游泳”，是在那一年，领袖发出号召，“到江河湖海去，到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县城里的国家青年（吃国家粮食的、有单位的年轻人）纷纷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