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性主义者必定是先锋精神的追求者

编者按：本期“对话”栏目邀请安琪、花语两位诗人通过“诗歌”纽带，围绕“中间代”诗歌和诗人展开深度探讨。诗歌将人与诗、人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对话”中诗人与诗人的相处、交流、对话，重新构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同于其他的外在世界，我们在其间可以感受诗歌温度、力量、影响诗歌创作的诸多因素以及诗歌和生活的复杂关联，相信她们的深度对话能给读者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

花语（诗人、画家、策展人，诗画艺术同盟会长，以下简称“花”）：您是中间代著名女诗人，著述颇丰。您有一本新出的随笔集《女性主义者笔记》，您还写过一篇文章《女性主义者的命》，请问您如何界定女性主义，您自己是否信奉女性主义？

安琪（诗人，中国诗歌学会新媒体部主任，以下简称“安”）：近几年我一直很苦恼，越活越发现自己才华不够，读书太少，各方面欠缺太多。年轻时以为自己就是世界，年岁越长，才知道自己只是世界里面的一个小圆，别人虽然也不是世界，但至少是世界里面的一个大圆。这个“知道”让我很沮丧，也很焦虑。我们中间代这一拨里，全能型人才大有人在，诗、小说、评论、翻译，无所不能。尤其雷平阳、周瑟瑟、邱华栋、李元胜等人，繁忙的社会性事务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的创作力，他们基本已是著作超身了。有时我也会纳闷，莫非时间对他们特别宽待，给他们一天48小时不成？只能说他们确实才气超常，也精力过人。上天造人没有公平可言，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人一天睡四五小时就够了，他们像鲁迅把别人喝咖啡时间省下来一样省了睡眠时间。相比于同代人，我很羞愧，整个创作范围都在诗歌领域打转，遇到其他文体就有瑕疵了。所以，你的赞誉，我不敢接。

至于“女性主义者”这顶帽子，我倒是很愿意戴。在我的概念里，“女性主义者”是和“小女人写作”相对立的。1990年代初，曾有一批女性散文家被归之为“小女人写作”，她们的写作旨趣大抵就是后来所谓的心灵鸡汤一类。那时候我就决定自己决不走小女人写作的路。我的写作起步于西方思潮汹涌而进的1980年代末，作为那一时期的大学生，洗刷我身心的更多的是叛逆、先锋、独立、反传统、反道德、反权威的西方现代派思维。一切温文尔雅，一切循规蹈矩，一切墨守成规，都暗暗地被我们看不起。此处用“我们”，自然是当时我所在的漳州诗群的一帮同道。我很早就买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虽然到现在才只读了一页，也很早就买了波伏娃《第二性》，到现在读了三遍，也很早就知道他们二人各自独立却又终生相依的奇特关系，如此离经叛道不与常人等同的伴侣多么有个性，我喜欢波伏娃这样的女性主义者，我也想当她这样的女性主义者。后来我又知道杜拉斯，她更牛，活得如此不拘、洒脱，且魅力如此之大。现在我明白了，无论波伏娃、杜拉斯，我喜爱的都是她们的表象，这不对，她们真正应该被记取的是她们创造性的思想和对社会的介入能力，当波伏娃说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时，我们就要反思我们是否参与了女人的形成，是的，确实大部分小女孩被给的是布娃娃，而男孩得到的是玩具枪玩具车。当杜拉斯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广岛之恋》等作品反映印度支那贫困的现实和二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时，杜拉斯就参与了人类生存的探讨和精神的重建。这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

到北京后，我慢慢认识到自己的浅薄，知道自己离心目中的女性主义者还很远，但我永远尊敬女性主义者！

花：“一个女性主义者必定是先锋精神的追求者”，这话出自您口，那么，何为先锋精神？先锋精神从何体现？您认为女性主义与先锋精神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吗？

安：百度“什么叫先锋”，得答案二：一、行军或作战时的先遣将领或先头部队；二、比喻在事业中起先头引导作用的人或集体。先遣部队干吗的，去探敌情，去率先遭遇敌人。曾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为了决战胜利，统帅会有意安排先遣部队去送死，目的就是消灭一部分敌军同时拖延敌军时间，以便后续大兵团跟上。所以我说，先锋是要具备牺牲精神的。女性主义者也是，如秋瑾、张志新、林昭三个已逝的中国女性主义者（我认为），哪个不是死得很壮烈，她们的共同点是，都知道这样做必死但还是做了，为理想为正义为自由为公道为真理……总归不是为自己苟活。这就是先锋精神。秋瑾、张志新、林昭三人成为她们所处年代的“精神幸存者”永远活在后人心中（感谢你的提问，让我冒出“精神幸存者”这五个字）。先锋精神就是这样体现的。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都去当秋瑾、张志新和林昭，我反对一切形式的道德绑架，这是不对的。除了先锋精神，我还提倡一种现代精神，那种对个人权力的尊重。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力。守住底线，不害人，就行。有时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退而求其次，谋求另一种类型的女性主义者，他/她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只要他/她独立、有思想、有行动力，关注女性命运并为改变女性生存现状鼓与呼。女性主义者不单纯指女性，那些同样关注女性命运并为改变女性生存现状鼓与呼的男性，同样是女性主义者。最典型的就是曹雪芹。

花：您与人合编过《第三说》《中间代诗全集》，“中间代”，应该是您自创的概念，是出于什么想法编辑《中间代诗全集》的？

安：这是两本要回忆往事的书。但回忆也是辛苦事，就像当年做《中间代诗全集》每一步都遇到挫折。“中间代”是2001年10月经由《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而提出的一个诗歌代际概念。《诗歌与人》是诗人黄礼孩创办于1999年的诗歌民刊，前两期做的是“70后”诗人专刊，正是这两期决定了70后诗人群体的命运：一代人有了自己的身份证。这时候一个问题就出来了，我们这些出生于1960年代没有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人们怎么办？都知道第三代诗歌运动肇始于1986—1988两报大展，是有组织有策划的一次诗歌起义，反的是朦胧诗那拨人。第三代的成员构成有两部分，一部分生于1950年代中后期，一部分生于1960年代前期。1986年我高中刚毕业，同年9月才进入大学读书，根本没有可能参加两报大展，我是1990年代才开始现代诗写作的。可以说，整个1990年代的诗歌主力都是我们这些生于1960年代中后期的诗人。第三代诗人下海的下海，出国的出国，坚守的不多。但因为我们这代人过于沉潜，并且呈现各自为阵的状态，一直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命名。现在，70后诗人独立成军了，我确实有一种身份的焦虑，我就和黄礼孩商量，能不能用《诗歌与人》的品牌为我们这一代人做一个选本？2001年5月，黄礼孩来电要我着手编选工作，《诗歌与人》的经费他来筹措，同年10月，《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出来了。“中间代”这个称谓来自于该书的序言《中间代，是时候了！》，由我撰写，后记由黄礼孩完成，《一场迟来的诗歌命名》。在网络论坛刚刚兴起的新世纪，中间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引发诸多争议，许多纸刊也为中间代做了专辑。你要是翻翻2002—2004年的诗歌刊物，就会发现我所言不虚。

“中间代”概念的提出直接促成了我北漂的行动。大凡一个概念提出后，无非就是邀请评论，在网络或刊物发表，扩大影响，迄今这样一种模式继续沿用在其他概念上。判断一个概念的提出是否对头，就看它有无引发争议，没有争议的概念一般都自然死亡。

“中间代”提出之前，诗歌选本选1960年代诗人总把目光锁定在第三代诗人身上，“中间代”提出后，就基本是第三代和中间代平分了，潘洗尘、树才联合主编的《生于六十年代》（上中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就是一个明证，这是目前唯一一本明确定位于1960年代出生诗人的选本。我本人因为“中间代”编选和邀请评论，也认识了很多诗人、批评家，不免有种膨胀心理，以为自己朋友遍天下，就想到北京闯闯。同时我认为，“中间代”概念的最终定音鼓必须是一套精装本的《中间代诗全集》，这个设想自然参照的是万夏、潇潇主编的《后朦胧诗全集》，那本可以说是第三代的定音鼓。这样一本书需要的资金我在漳州很难达成，于是2002年12月13日，我来到北京，开始了我另外一种人生。

2004年5月，在“中间代”诗人远村的仗义相助下，我和他和黄礼孩共同主编的《中间代诗全集》由海峡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2006—2008我在《诗歌月刊》下半月当编辑时，在主编老巢的支持下，又做了两期“中间代”专刊，至此，我的“中间代”情结彻底放下。“中间代”是我目前为止做得最为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我被这场烈火烧成灰烬，再也没有力气做其他诗事。

《第三说》是我在漳州时和诗人康城联合创办于2000年的诗歌民刊，属于同仁刊物。在漳期间办了三期，我北漂后迫于生存压力，无暇顾及，康城联手荆溪、冰儿、朱佳发时断时续又办了几期，2015年我状况好转，重新介入该刊并移师北京编辑，拟恢复一年一期。一个人最终是要归属故乡的，《第三说》是我可以归属的精神故乡。

花：歌手张楚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据我所知，您现在拥有很幸福的家庭生活，现在的您，还能体会真正的孤独吗？女性主义者，真的是孤独的吗？

安：唐代韩愈提出的“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对我而言实在是至理名言，对别人好像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很多过得舒心的大学教授、作协领导、报刊总编也没吃过什么苦，依旧也写得一手好诗。更不用提那些歌星诸如汪峰一类的，每首歌貌似很不得志，实际他的生活好着呢。所以我想，是不是我比较笨，想写出好诗就必得付出生命苦难的成本？这生命苦难的成本就包含你所说的孤独，还有不安。

我在福建时期有份稳妥清闲的文化馆工作，却也是日日愁肠百结，好像这世界就自己深刻，看谁都庸俗，在嘈杂的尘世觉得自己孤独极了，福建时期的好诗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出来的。那种心境我后来给它一个总结就是，不安分。不安分于既有的一切。前段时间微信上有一篇点击率极高的《丁玲———一个不靠谱的文艺女青年瞎折腾的一生》，我读了直笑，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靠谱的文艺女青年，我承认我也是不靠谱的这款。33岁丢掉家庭和工作北漂，不仅不靠谱，还不要命。只身一人到北京，从衣食无忧直接落地空荡荡的北京，一针一线都得自己挣，北京之空，是一种什么都不属于你的空，怎不孤独？那种换了几次工作，搬了几次住处的经历对北漂来说都是必修课，期间的心理折磨自己挺。幸运的是，越是困苦无助那诗意越是葱茏，拦都拦不住喷涌而出。我的好多诗作都是临屏顺手打出来的，许多诗还是来自朋友们现场命题，多么古怪的命题我都能把它扯到自己的现实经历，这些作品都收在诗集《极地之境》（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你只要把这本从头读完，我的北京十年的欢乐悲喜就长画卷一样展现在你面前。

孤独，确实是催生诗歌的酵母———那时我的诗经常出现四个字“无人可诉”。2012年托诗神的福，我有了今日的家，过上你所说的“幸福的生活”，孤独感自然随着消退无法再依凭“穷苦”来言，而“欢愉之辞”确实也难工，我的写作进入艰难的转型期。2014年夏天在第一届北京青年诗会上我提出了这样一个困惑，即那些活得欢天喜地的人却成天在诗里表达哀愁这种哀和愁可信度有多少？记得秦晓宇是这么回答的，中国传统诗词就有为民间代言的功能，诸如士大夫的“悯农”主题就是例证。想想也是，诗歌不能仅是一己之悲欢。所以现在我要做的是，如何看到孤独者的孤独，如何看到悲苦者的悲苦，并把它们表现出来。诗歌写作是一条越走越远越走越长的路，穷尽一生也走不完。在这条路上有时孤独有时不孤独，当是常态。

花：《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说的是你喜欢的杜拉斯，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人物？杜拉斯这个角色与您之间，是否有某种重叠或精神上的共通？

安：杜拉斯并不是我最崇拜的女作家，连对她的研读都不一定比你多。说起来我的生命跟杜拉斯发生关系完全拜张小波所赐，没有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的编辑生涯，就不会有《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这首诗的问世。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02年12月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后，先供职于一家杂志社，工作四个月来一直没领到工资而我因羞于谈钱又不敢开口，只好黯然离开该杂志社前往大兴远村和祁国的文化公司专心去编《中间代诗全集》，之后非典爆发。6月，非典解除时我已有六个月没有一分收入而带到北京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基本花光，这时候诗人中岛介绍我到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应聘。共和联动是北京著名的民营图书公司，董事长张小波既是第三代代表诗人，又是一个颇有能力的企业经营者。我在该公司学会了图书编辑之道，并担任第一编辑室主任，既要自己做书，又要培训新员工，虽然劳累，却因为学会了一技之长而感到喜悦。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对文字编辑的要求很全面，无论是给命题还是给文本，都要求编辑最终把它变成一本书，这里面包括内文、书眉、封面文字、前后勒口的文字、封底文字，等等；也包括字体字号大小，版式构成和封面封底设计的构想，等等。

2003年6月下旬张小波布置给我一个任务，把《天不亮就分手》做成一本书。张小波说，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书是《天亮以后说分手》，我们就做跟风书，要快，过了这阵风就白做了，安琪你一个月内把书给我做出来。当时的情况是，我刚到公司一周，而张小波所谓的“书”就只是一个书名，我必须把书名变成一本书。我既焦急又镇定，用一天时间翻阅《天亮以后说分手》，这是一本口述实录情爱书，既然跟风，就要跟它一样，但一本书至少得16篇每篇至少12000字才能构成，稿源呢？我于是向我的诗人朋友约稿，因为时间紧，向外才约到6篇。剩下10篇我自己写3篇（其中就有《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其余7篇我开始发动全公司员工来写。公司的员工大都大学刚毕业，全无写作经验，且这次的选题又是情爱，大家都只是笑而不答应。我从两个角度鼓动他们：多方锻炼自己不是坏事；稿费也是一笔额外收入啊。在我的游说下，几乎每个员工都写了一篇，不合格的我尽量改到合格。一周后，稿件到齐，我重新做了修订，题目改得吸引人些，内文字句理顺些，然后和美编一起排版设计，在篇与篇之间我找了15幅漂亮的美女图做过渡页以加强视觉效果。这期间，校对、联系出版社的书号、封面设计（公司封面设计是拿到外面公司做的）等等，着实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