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老房屋中的旧事

城市的老房屋，不光鲜，不一定能完全融入城市的新面貌，却自有光芒，质地稳固，烟火味浓，充满人情与世故。

我爱往那些老房屋走，晴天去，雨天也去，每一次勾起的往事，像瓷，历经岁月，色泽如新，纹路细腻，爱极了。

老平房

考证过，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一层，瓦房，夯土筑墙，白灰粉面。这种房子，在赣南客家地区不少见。墙面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标语清晰可见。有年代感的东西，极易让过来人想起往事，像鲫鱼遇到鱼饵，即投即咬钩。

房子原本有两排，每排9间，前排是店铺，后排住人，为县搬运队所有。进入新世纪，前排房子被拆去，盖起了五层的住房，后排的房子幸运保留下，经过简单装修，有的开小吃店、奶茶店，有的做了仓库。老房子像上年纪的老人，躲在城市一角，过着小日子，却也踏实。

我叫人打开9号屋，现在它做了仓库，里面放着包装箱、包装袋，货物有了买主，到这儿打包、运出。屋角躺着藤椅、木制沙发，沙发背面写有“定南县革委”的红漆字。1992年，县委组织部租用过9号屋，不过不做仓库，是接待室。他们租用前排两间店面卖水泥，客户来了，在9号屋接待。显然，藤椅、沙发是开店时的痕迹。那时，我每天路过水泥店，都要驻足问问水泥销量，这样的信息很有冲击力，在交流中发酵、膨胀。组织部卖的水泥，是他们的部长从生产水泥的邻县调来的。那时，水泥产能小，遇上大兴土木的年代，若没有渠道，一货难求。

组织部在县委办公楼的四楼。我在宣传部写新闻，在二楼办公。我们的分管副部长是广东人，初中毕业后来到我们县工作。我们县偏隅江西南部，紧靠广东，建高速后到深圳不过三小时车程。副部长有个侄子在深圳宝安做玩具厂主管，得知他们厂需要工人，副部长向部长建言，我们单位卖不了水泥，可以招工输送到特区。那年代，农村不缺劳动力，缺精准的用工信息，国家也提倡做务工经纪。部长召集部里全体干部开会，商议做务工经纪的事。记得我是这样发言的：务工经纪，一头连着深圳，一头连着农民工，只要信息准，不愁不适销对路（那时还不敢随便说市场两字）。另一个写新闻的“对台办”（对同一间办公室面对面办公同事的戏称）说：我弟弟在南海修车，他写信回家问平安时，说那里急需工人。一个说理论，一个说实际，当实际诠释了理论，那是要开花的。我们的话推动了部长决策，务工经纪，说干就干。

招工的流程是这样的，部长、副部长、秘书（后改称办公室主任）去宝安考察，带回用工信息；乡镇有宣传委员，宣传部在业务上管理他们，由他们到村里广为宣传，统计务工信息；两头的信息一对，你情我愿跳上租来的班车（班车很紧张，还没有民营班车，部长亲自到汽车站找站长才租到）。部里留下一人看办公室，两个新闻干事写稿任务重，也留下，其他六人随车南下广东。

他们出发前，到县委办公楼前集中，务工者卷着席子，挎着蛇皮袋（塞满生活用品），还有灰水？、烫皮（客家小吃，路上充饥）。那时，出门没有带杯子的习惯，上车前，他们把嘴巴凑到浇花的水龙头“咕嘟咕嘟”喝个饱。天蒙蒙亮，县委机关的干部还在睡觉，队伍就出发了。望着远去的汽车喷出的浓烟，我仿佛看到了人民币在密密撒下。

往深圳输送农民工，还在继续。送出四批次后，有五六个人找上门，向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讨要损失。咦，这不是送到深圳的农民工吗？部长亲自接待。第二天又来七八人，回来的人越来越多。部长着急了，从县化工厂借来一部“伏尔加”（前苏联生产的轿车），差副部长去宝安，看看是怎么回事。两天一夜，副部长回来了，带回的信息是，不少农民工进工厂后还跟待家里一样，散漫，很难融入有组织的工厂化生产。客家人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朝难”，农民工说“老子服天管，要受气，不如回家修地球去”，不少人就回家来了。回来的人吵吵闹闹，打赖（客家话，不讲道理的意思），睡在宣传部办公室。村干部来了，宣传委员来了，好说歹说，给回交通费打发他们回去了。我问秘书，回来多少人？他悄悄告诉我，送去219人，回来73人。叮嘱我不要对外说，这事让部长很受伤，挨了县委书记批。那些天，部长整天阴着脸，平日就脸长，这下更长了。

这事给了我思考。农民务工是大势所趋，如何适应工厂生活迫在眉睫。我写了篇《农民务好工要提高组织化程度》的小言论，发表在《江西日报》一版。

务工经纪说什么都不能再做了。组织部继续卖水泥，生意越来越好。部长又召开“诸葛亮会”，会议的成果是宣传部应该搞些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业务，于是销售国旗、党旗、挂历。挂历最高峰的售量是两万多份，接的都是乡镇、机关单位、工厂的订单。挂历的每一页印上祝福的话，末尾则是“×××（单位）印制或恭祝”。我们单位年节的福利从中积沙成塔，虽然做销售要磨嘴皮子，但是可以转化成福利，每一个干部都很卖力。

县纪委在四楼办公，他们与私人合作生产木屐，销路很好，很多单位当礼品往外送。团县委在定南饭店办了青年联谊社，相当于今天的茶室、咖啡厅、音乐厅的组合，为年轻人交友、商务提供场所。但太超前，很快关张了。他们投靠组织部，去推销水泥。县妇联办了幼儿园。统战部、台办经常轮流看家，他们外派干部去帮人办果园，做些流转土地的帮工，也看见过他们的人在推销县化工厂生产的房屋防水涂料。机关工委、政法办年长的干部多，他们不紧不慢，有时也到下面的单位指导工作，顺便打打“牙祭”。县委办在干些什么？那时还真不知道，他们比机关工委、政法办节奏快，比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的节奏慢，看不出他们干些啥，反正年节福利不差。多年以后，才知道他们与五交化公司一起做生意，卖进口彩电、录像机，都是稀缺货源，两头在外。至此，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他们的干部经常广东、北方城市两头跑。我写过五交化不少“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稿子，怎么就没往那方面想呢？

1992年，全民经商，机关办实体，县委机关也裹进了滚滚洪流。县委书记督促各单位扒掉围墙，改成店铺。如果插上旗，场面不差于《清明上河图》。

老文化馆

从搬运队的老平房往南过斑马线，经一条小巷走约摸200米，可见一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建筑，是县文化馆的办公楼，三层，灰色，建筑样式很有年代感。紧挨着是一栋四层建筑，体量不大，每层比两间教室略大，年代近一些，这栋楼建于1992年，也是文化馆的，上半年开始建，下半年就交付使用了。那些年，我光顾文化馆比较多，常去看一个画家画水墨山水，也与一位老知青打磨新闻标题。

1992年建新楼，就文化事业发展而言，并不是急需。小县城的文化事业向来动静不大，1985年还是一个分水岭，如抛物线往下走，人们都挣钱去了，以采茶戏为主打的群众文化人气越来越淡。

文化馆盖楼似乎不是时候，然而也有例外。馆长是上海知青，知青大返城时没有跟大部队走，凭不俗的书法、小提琴提任馆长。副馆长本地人，从电影院调来，写的影评得过国家级奖。他俩在盖楼上很有默契———开歌舞厅，而且要开高档歌舞厅。1993年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还有印象吧？就那种档次的歌舞厅。没钱，找银行。文化人善于描述，费点口舌，喝几顿酒，贷款到了。有钱，抓紧干呗。几个月，楼建好了，歌舞厅开张了，名字浪漫又温馨：紫罗兰歌舞厅。何以冠此名？多年后，我问老知青———此时，他已退休回上海定居。他说，紫罗兰的花语是“在梦境中爱上你，对我而言你永远那么美”。当然，也只有他知道什么花语，当地连种花卖的都没有。那年代店面起名不讲究“文绉绉”，吉祥、响亮、好记就行。紫罗兰，不拗口，大家接受了，很快制作成小县城第一盏霓虹灯立在楼顶上，一闪一闪，成为地标。

紫罗兰歌舞厅吸引人的地方很多，理一下至少有三点。一是五张沙发一个单元（相当于现在的包间），五十元定位、茶水费，不贵也不便宜（1992年，我中师毕业工作三年，每月工资200多元）。二是一晚上营业三小时，跳着舞突然来一曲“温馨时刻”（歌舞厅全面关灯）。三是可以点歌，现点现唱，唱歌的是本地歌手，采茶剧团演员、文化馆文化工作者、相关单位人靓歌好的文艺爱好者。点歌费188到888元不等。歌手唱歌时，可以上前献花。歌手下班不带走鲜花，折算成现金入账。

那时，支持歌舞厅高消费的大致是三类人。第一，矿业老板。本地盛产稀土、钨砂。第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从业人员。第三，1992年冬陆陆续续进入的京九铁路筑路大军。

有个食品厂下岗的刘姓大姐，嗅觉特别灵敏。她家院子种有二十多种花，算个种花好手。这边文化馆建新楼，那边她在城郊租下一亩地，种玫瑰、满天星、洋桔梗、百合花、勿忘我、栀子花……为了学好花艺，她去广州学习一周，铁下心要淘紫罗兰的金。

刘大姐卖花，有个插曲。她爱人在县化工厂开卡车，花种从外地买回。花长起来时，发现茎上有刺。原来，卡车司机玫瑰月季不分，错将玫瑰买成了月季。咋办？用剪子剪掉刺，本地人玫瑰月季分不清的也大有人在，凑合着用吧。刘大姐很是纠结，卖，不地道；不卖，玫瑰没有替代品。她咬牙跟歌舞厅老板说了真情，老板说将就一阵吧。这一季，歌手收的玫瑰都是月季。看出破绽的是剧团的某演员，她知道玫瑰月季花瓣的异同。这个演员是剧团的台柱子，在采茶剧《雷雨》中饰演四凤，调演到过省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县采茶剧团很有实力，连续演大本子《雷雨》《家》《茶馆》《东方女性》《皇亲国戚》《痴男怨女》，等等。1986年后，剧团散架了，因为县里的录像厅多如米店，接着有了闭路电视，她们冷落了好些年。歌舞厅这个改革开放的新事物，给了她们艺术第二春，点歌、献花让台柱子们找回了昔日风光，甚至超过舞台主角的感觉。她怎么不会区分玫瑰和月季呢？她怎么能不找老板理论呢？当然，人民币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最后，台柱子没有再吭声。

年底，省党报朱姓摄影记者来县采访，我跟他说起刘大姐种花的素材，他很感兴趣，拍了组《花大姐》的照片发在一版。他寄了这组照片给我，说可以以我的名字向地区党报投稿。他的话很暖心，基层通讯员有上稿任务，有共享照片等于多了发稿资源。

我没有投组照，只选了刘大姐在花丛中开怀大笑的那一张，改动毛主席的词作标题投稿———《她在花中笑》，结果在一版二条刊出。通讯员的新闻图片能用在这个位置是很不容易的。

紫罗兰歌舞厅经营到1996年，因场地小容不下越来越大的“鱼”，便迁往更好的去处，更名为“红玫瑰不夜城”。后来，紫罗兰歌舞厅改为展览厅，随着文化馆新楼建好搬迁，展览厅也关门了。楼处在偏僻一角，一直没有人再承租。

我沿着弯弯的楼梯走上楼，近身当年的热闹所在，顿感今夕何夕。紫罗兰歌舞厅的招牌还在，字是我熟悉的老知青写的米芾体，周围还有弯弯曲曲的霓虹灯管，灰，厚厚一层。记得，我曾经到过三次紫罗兰，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如今，它尘封的时候，我毫不犹豫拍下几张，选了两张发给老知青，一张是大门全貌，一张是他写的店招。他收到图片后，给我回了几个字：有尘岁月。老知青是“解放牌”的，年长我两个年代。

岭南骑楼

离开老文化馆，走建设西路，转胜利北路，这时豆大的雨“啪啦”打下来，人们缩着脖往“冰室”的屋檐下蹿。我拍打着衣服上的雨水，顿感老房屋好，屋檐为人遮挡雨水。不少现代建筑省去屋檐，让人暴露，好像故意要看人淋个“落汤鸡”似的。

冰室，早年每个县城基本上都有，许多人喝冷饮度夏。现在，冰室的老职工廖大爷天天在门口卖“冰绿豆”“清补凉”，不为钱，为自己留下个念想，给寻找记忆的人留一份载体。

雨停了，往北走，经过“井头”。井头，因那个地方有口水井而得名。我们常说“背井离乡”，“井”几乎等同于“故乡”。的确，水井的文化意义远远超越其功能本身，是满载乡愁的一种文化符号。至今还有居民来这里挑水、洗洗涮涮。老地名是不灭的火，照亮，温暖。

过“井头”，来到几栋带岭南骑楼的房屋。这些房屋，一层是土墙，有青砖柱子，二层为木质构造，与一层比，挑出的小空间就是骑楼，也是木质构造。过去，这里全都是商业系统的房子，有名的“城百”（城市百货）“二食堂”（第二大众食堂）“二理”（第二理发室）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