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风

重述史图博之路

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晴，海口复兴城

刚下飞机，一股潮湿粘腻的热浪袭来，仿佛整个皮肤的毛孔都滑润起来，季春的海口已经有华北孟夏的感觉。赶到宾馆，暮色渐起，夕阳将落未落，将海面映照成黄昏时分的粼粼流金。

我叫了一个海南鸡饭，因为正好去年有个朋友韩万峰拍了部电影《南方烹调师》，讲的是日寇侵占海南时期（1939—1945）的故事，主要线索就是围绕海南鸡饭展开。韩拍过十几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跟海南有关的除了这部，还有一部《青槟榔之味》，讨论的是海南黎族母语文化的传承问题。吃着饭想到这些，不免要与此行目的关联起来。

此行主题之一是“重走史图博之路”。史图博（Hans Stübel，1885—1961）出生于德国莱比锡，从1903年起先后在耶拿、慕尼黑、莱比锡等地学习医学。1908年，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起任教于耶拿大学。1923年，因为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创办上海德文医学院升格为同济大学，史图博受邀任教，就职于同济大学医学院，担任医科生理学教授兼生理学馆主任。尽管专业是医学，但史图博对于旅行与地方文化兴趣浓厚，在到同济之前，就曾在欧洲、非洲进行过考察。这种对异域与陌生文化的探索，可以说是延续了四五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的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传统。史图博精力旺盛、兴致勃勃，任教同济的学年假期，几乎都安排了各种旅行日程，陆续到过浙闽交界的畲族地区、粤桂相邻的瑶族地区、云贵两省的苗族傈僳族地区、甘肃的蒙古族藏族地区以及海南岛的黎族地区。

史图博的海南岛之行，第一次是1931年，从海口出发，经过南丰到白沙峒、元门峒，越过五指山，抵达南方海岸崖州的三亚港，再从三亚乘船回清澜港，返回海口，撰写了《海南岛人种学考察报告》;第二次是1932年7月到9月，也是从海口出发至南丰，由儋县进入白沙县，后经昌江县、乐东县、五指山、琼中县，最后返回儋县与海口，并于1937年在柏林以德文出版了此行的成果《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书中将黎族分为本地黎、美孚黎、岐（生铁黎）、   ，对他们的服饰、文身、建筑、器具、农牧商业、语言、艺术、宗教、家族、食物、社会生活等作了描述，并对苗与“汉化”了的黎人进行了素描。此书是黎族民族志的开创之作，至今关于黎族五大支系“   ”“祀”“润”“美孚”“赛”的划分也可以看到其影响。史图博当年收集的三百多件黎族生活物品、生产用品、工艺品，拍摄的二百多张照片在今天成了认识海南地方与黎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文物。他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黎学的奠基人”。

但隔了整整八十年回过头来看，史图博的研究但开风气，带有草创期的粗率，并且受限于当时流行的种族话语和人类学范式。如果以东方学批判的视角来看，他对黎族的叙述不免带有异域风情的想象。这种情形在人类学或者民族学之初，属于常见现象，毕竟现代学术分科源于西方，从逻辑到与结构到观念与目的都是“他者的眼光”。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之于纳西学、犹太人斯坦因之于敦煌学莫不如此。因为他们视野与表述中的后进民族与边地文化，其文化主体往往缺乏能够通行于国际的自我表述能力，所以不得不被“他者”和某种通行的“普遍性”所表述。这也显示出叙述者的权力，在文学上同样如此，比如吉卜林的印度书写、康拉德的非洲想象，叙述者拥有的都是一双帝国之眼。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殖民运动，欧洲发达国家将自己的文化话语建构为一种普遍性，对于亚非拉等后进地区与民族开始了“探险”与开发。仅就中国西部而言，从1876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进入罗布荒原到1927年德国的艾米尔·特林克勒独行塔里木，域外探险家的“地理发现”持续了半个世纪。1900年，斯文·赫定发现被埋藏了一千六百多年的楼兰古城;然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发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和尼雅遗址，而这只是他西域探险的序幕;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在清理地震后的流沙时突然发现了藏经洞的秘密，从而招来了世界各地的研究者、窥探者乃至劫宝者……俄国的科兹洛夫，瑞典的斯文·赫定、沃尔克·贝格曼、贡纳尔·雅林，英国的D·布鲁斯、奥利尔·斯坦因、两位外交官的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与戴安娜·西普顿，法国的邦瓦洛特、伯希和、大卫·妮尔以及传教士蜜德蕊·凯伯和法兰西丝卡·法兰屈，日本的河口慧海、大谷光瑞、橘瑞超，德国的冯·勒柯克、艾米尔·特林克勒，美国的亨廷顿、兰登·华尔纳，丹麦的亨宁·哈士纶等等。这些西方探险者、旅行者、学者目的不一，或者带着捡拾历史碎片和文明断简的追求，或者带着传教和寻道的理想，或者带着掘宝之梦，或者就是为本国政府搜集情报，纷纷踏上漫长的中国古道和人迹罕至的旅途，用不同的方式经历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和游历。尽管他们的文化充满差异，探险目的各有不同，他们的书写却制约和影响了20世纪初的域外探险记游文学及人类学著作对“中国镜像”的构筑以及对中国文明的塑造，甚至成为后世中国人在想象自我时借助的资源。

史图博的背景相对简单，但其考察与调研报告也带有情报搜集的工具性，事实上，其资金和学术支持就来自德意志探险协会、外交部文化局、柏林远东协会等部门。

日本人为了将海南岛变成海外殖民地和战略物资供应地，于1939年2月10日，发动了对海南岛的进攻，到1940年3月，占领了除白沙县城以外的海南岛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日本台北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外务省、东京大学、中国东北铁道等机构的许多学者都受委托与命令，对海南岛的汉、黎、   家人进行了调查。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作为开拓性的作品很受看重，东亚研究所第六调查委员会的平野义太郎（1897-1980）于1941年到海南岛，委托清水三男将此书翻译成日文，于1943年由东京亩傍书房出版。1964年，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就是根据日译本将此书翻译成中文的。据海南大学刘复生介绍说，他们学校有几位老师目前正在由德文重译此书。

对于这些背景的了解，使得此次重走史图博海南之行路线别具一番文化重述的意味。史图博的记录与描述固然有其特定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经历了抗战胜利、革命建国、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实践等一系列翻天覆地变化之后的今日海南。所谓历史其实就是沉积在现实中的过去，过去的流传物如果能够遗留下来，一定是经过时间的洗刷而不能磨灭的，在那其中显示出文化的活力所在。

2013年夏，我到广东和海南开会的时候，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现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郭小东曾经赠送过我一本他带团队做的《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对史图博的相关错讹之处进行证伪，重新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总体学术范式上尚未做大的更改，又经过晚近这些年的深入研究，海南岛民族志应该会呈现出全新的面目了。

晚饭后，我一个人出门去海湾对面的万绿园散步，华灯初上，琼州海峡的清风徐来，一扫溽热之气，道旁散尾葵、棕榈、椰树轻轻招展，让人不由得舒爽起来。这个地方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北面不远就是世纪大桥，饭后在万绿园跑步锻炼的年轻人倒不少。南方的好处是绿植多，苘麻簇拥在黄杨与洋红风铃木相互映衬的间隙，蒲葵与番木瓜舒展着肥美的叶片，榄仁树云盖笼罩，已经结出翠绿的果实。环绕万绿园的塑胶跑道中间绿化带上是绽放淡紫花蕊的蓝花草，与橙色的龙船花，纤细如同红绒聚簇的朱缨花点缀着，如此葳蕤繁茂，连夜色也变得清新起来。海湾里停着三三两两的小渔船，远处的趸船则传来隆隆的发动机声。忽然闻到一阵若有若无的芳香，抬头看，是淡黄色的鸡蛋花。一切都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模样。

海洋中国一瞥

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晴，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图书馆

早上起来在阳台上眺望东北方，海峡对面景物隐约可见。那是雷州半岛的最南端徐闻，2012年的时候我曾经去那里做过国情调研，记得当地有一种石狗信仰，由石头粗雕而成，置于村头巷口、房前路边，用于祈雨或保佑孩童健康成长。石狗的造型颇类同于石狮子，但大部分体格都比较小。上午去海南省博物馆举行“海南日记”的启动仪式，顺便参观一下。隔了一个海峡，海口这边似乎没有听过有类似的民间信仰，至少博物馆中没有看到相关馆藏。

海南省博物馆入口处墙上镌有四个大字“南溟海甸”，是借朱元璋在其颁发的《劳海南卫指挥敕》中把海南称为“南溟奇甸”之意。南宋时，朝廷迁津建浦在今海甸岛，由此出现当时著名的商贸港口“海口浦”，“海口”一名便来自于此，至明时海口港与内地及沿海商贸活动频繁，商贸盛况空前。流波及今，海南文化因此具有浓郁的海洋商贸与渔业色彩，这是由特定的地理历史情境决定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鲤鱼灯，这是琼海市著名渔港潭门的渔民拜公祭海仪式中形成的民俗物象。出海捕捞海参鱼贝，充满不测之险，是以命相搏的事情。风浪中讨生活的渔民往往要准备肉、香、饭团等去“兄弟庙”祈祷平安：远航启程前的祭祀称“做福”，即祭兄弟公，这里的兄弟公并不是某种超人格的神，而是义气相结的普通民众;归来的祭祀称“做兄弟公”。兄弟庙与兄弟公体现出一种底层民众患难相帮、同甘共苦的团结与友爱。馆中陈列了潭门“文教兄弟庙”的复制模型，门上两副对联是嵌了村名的“文通人和神恩泽，教顺地灵渔业丰”——与其说是对神灵的期望，毋宁说是落在了渔民们彼此之间互助互敬的实际行为中。现存的文教村兄弟庙始建于1937年，庙门上书“兄弟联吟镜海清，孤魂作颂烟波静”，显示出对海清波静的向往，同时也寄托了对海上遇难同侪的哀悼。

渔民出海远航南海诸岛捕鱼、航运等活动中，用血汗、智慧、勇气乃至生命探索未知的海域，将他们走过的航海路线、遇到的岛礁名称、洋流季风等知识记录在小册子上，这种手抄本被称为“更路（流）簿”。2013年5月，琼海市博物馆陈贻爱馆长从渔民手中征集了一个毛笔书写的丙戌年（1886年）《东海北海更路》，虽然年代并不算早，却是比较完善的一本。海南渔民尤其是东部渔民习惯上叫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为“东海”，而将南沙群岛及其周边海域称为“北海”，因而，这个手抄本更路簿基本上涵盖了现在的东海海域和南海海域，对于了解与研究海南渔民海上作业、经营西沙南沙海域的情况，以及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提供了实物材料。

“南溟泛舸——南海海洋文明陈列”主要集中在“华光礁1号”沉船考古出水的文物上。华光礁是西沙群岛永乐环礁的一个暗礁，沉船是南宋时期的一艘商船。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海南省文物局联合组成队伍，于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2007年和2008年数次发掘，从其遗址中打捞出陶、瓷器八百多件，还有铁器、铜钱、铜镜等物，这是中国水下考古从近海走向远海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鼎盛的见证。2010年，考古队还从石屿东侧的沉船遗址中首次出水了元青花瓷器，据研究是外销到菲律宾等地，或再转销到非洲东海岸一些地区的。还有一些石像，是2015年4至5月，从三沙市永乐群岛中的珊瑚岛东北海域的“珊瑚岛1号”沉船遗址打捞出来的。那些石像的形象与服饰风格与明代官员的特征相一致，应该是运往东南亚等地用于庙宇和祠堂建筑的装饰性成品石材。福建闽南地区从明万历年间就已开始将石材与石雕输入东南亚地区，清代晚期更甚。这不由让人想起历史学者李伯重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中援引的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中的结论，“过去教科书都说清朝闭关自守，但是如果我们重新审视史料，并对比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那么将会看到，清代中国并没有闭关自守，而且比起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更为开放。也正因如此，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

新的考古发现不仅丰富了对于过去的知识，同时也会改写历史书写的语法和观念。关于南海贸易方面的历史是我以前所不知晓的——对于某个地方、区域或族群的历史与文化只有多加了解，才会摆脱狭隘的偏见，而这也有助于重新认识自身、中国与世界。我们对于中国的表述往往是农耕文化为主，从文化主体上来说这当然没有错，但这也容易导致乡土中国的形象遮蔽更为丰富多元的存在，其实中国是一个多样性的构成，除了农耕文化，还有渔猎文化、游牧文化，海南的这些考古实物更是证明，商业与海洋文化同样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