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无常与抒情的引渡

一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巴金在抗战期间的散文创作，涉及他战时出版的散文集如《短简》《控诉》《旅途通讯》《黑土》《废园外》等。而所谓战时，对于巴金个人而言，主要包括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期间的散文写作，之所以将这段时间巴金的散文创作称为“抒情的迁移”，从大的方面来谈，主要从内部与外部两个层面进行考虑：一方面是从巴金战时散文的文本内部，往往存在着种种反向认知抒情形态的发生、运行与转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巴金散文中与战局、时局对应的抒情形态，其往往直接传递出感情的关切和关怀，将个人意绪情思寄寓于历史的变迁之中。

20世纪以来，中国的抒情传统就在现代文学中不断发抒，普实克1957年的《现代中国文学的主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指出中国新文学从抒情到史诗之变，“但普实克的观察有其复杂之处。他又认为‘史诗的’文学之得以兴起，有赖世纪之交文学秩序的解散，而这一解散得力于创作者主观意识和个人主义的萌发。吊诡的是，他强调所谓的主观意识和个人主义与其说是西方资源的输入，不如说是传统中国抒情诗学的下放。以往在精英话语中循环的抒情符码现在被挪至一个更广阔的，名为史诗的语境中，但并不因此失去其感时观物的命名力量。”抒情与史诗，两者并非截然有别，传统文化的“抒情”因素一直流播至20世纪内忧外患的中国，并产生了诸多新变。陈世骧的《中国抒情传统》《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等著述，以及高友工等学者的系统性阐发，再到后之来者的李欧梵、王德威、陈国球等人的开拓，关于现代中国的“抒情传统”已经愈发开阔。

在巴金的散文写作中，抒情并非不言自明的，而有其独特的生成机制与效用机制。“相形之下，只要对中国文学、思想传统稍有涉猎，我们即可知晚清、‘五四’语境下的‘抒情’含义远过于此。‘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因此对西方启蒙、浪漫主义以降的情感论述可以提供极大的对话余地。”⑴尤其是巴金的战时散文，在情感生成的内在机制、历史叙述的时空流转与抒情主体的精神构架方面，都表现了独异的个性。从文本外部看，巴金的战时散文创作，凸显了国度的跨越、有从个人到群体的发展、有虚实变化的多重维度的结合，由是创生出独特的美学话语构建，如是这般向外延伸的抒情模式，使内外结合疏密有致，相互贯通，在“无常”的境况与“有情”的抒情之中，构成了现代中国散文发展的新形态。

二

在巴金的战时散文中，一方面是反面的充满悲哀的“无常”，战争导致的人民生灵涂炭、流离失所，尤其是内心的悲楚和哀恸，打碎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流动。如《爱尔克的灯光》：“然而人的安排终于被‘偶然’毁坏了。这应该是一个‘意外’。但是这‘意外’却毫无怜悯地打击了年轻的心。”另一方面，则是正面的充满鼓舞的“无常”：“忽然在前面田野里一片绿的蚕豆和黄的菜花中间，我仿佛又看见了一线光，一个亮，这还是我常常看见的灯光。这不会是爱尔克的灯里照出来的，我那个可怜的姐姐已经死去了。这一定是我的心灵的灯，它永远给我指示我应该走的路。”灯光固然是一种隐喻，在暗无天日的战时历史中，需要照亮前路的光源。在巴金的战时散文中，“无常”是一种常态，战争的、人事的、命运的常态在特殊的时代境况中被扭转，甚而说，“无常”成为了战时情状下之常态，然而在巴金那里，这样的外在状态时常转圜为一种“有情”的观照。答应了姐姐回来看她并且相信自己的诺言可以兑现的巴金，在离家不到一年的光景，就收到了姐姐不幸逝世的噩耗。他认为这个“偶然”是“意外”，只想把它当成是一个“意外”。然而，这个“意外”让时隔多年返乡的巴金的心情变得更为沉重。物是人非，对姐姐的怀念只能化作梦里的一盏灯。思念姐姐，思念家人，是对充满悲哀的“无常”的“有情”观照。而对正面的“无常”的“情”，则从批判封建家庭的陈规陋习中体现出来。“长宜子孙”扼杀了年轻一代，祖父为他们创造了家业，临死还为儿孙安排周到的生活。“长宜子孙”历经几番风雨不曾褪色，是封建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财富容易消弭年轻的灵魂，拥有生活技能、崇高理想才是子孙后代繁荣发展的长久之计。“浪费，浪费，还是那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生命、经历、感情、财富，甚至欢笑和眼泪。我去的时候是这样，回来时看见的还是一样的情形。”⑵用财富来维系子孙后代的发展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他们失去了追逐人生的乐趣，“我”匆匆来了，也匆匆离去。远处有明灯等待着我，为“我”的前进指引方向。封禁观念无法囚禁有坚定信念的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让作者带着喜悦之情冲破封建家庭的禁锢离开。“巴金散文始终以情感波澜的渲泄和奔流为本色。他的散文，无一不是炽热的情感与生活交汇熔炼的结晶。他的情感是无尽的源流，一旦打开闸门，就会飞流直下，一泻千里，任凭什么力量也不能把它阻遏住。情感的大潮，产生了巴金散文的动力。凭借它，巴金散文才成了一条滔滔不绝的，向着无穷无尽的生命之海喧啸着，奔腾着的江河。”⑶因而可以说，情绪的涌动在巴金散文中是一个重要的表达形式，他往往从抒情主体的观感与感知出发，通过景、物、人、事的交融触动，一层层打开情感的与激情的内核，最终达到情感修辞的适当之处。

《废园外》是通过“无常”传达“有情”的经典。抒情主体于散步时无意间又走到了墙的缺口处，从缺口望去，欣欣向荣的后面却是一片悲凉之景：楼房倾塌，花园变成了废墟。巴金用勃勃生机之景来反衬日军轰炸后的荒凉，本应是享受天伦之乐的人们，转瞬间就被敌人无情地摧毁他们的家园。“但是望着一园花树，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的。连这个安静的地方，连这个渺小的生命，也不为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所宽容。”花儿依旧在，人已非往昔。悲哀的“无常”从别人口中听来，从“我”眼中看到，心中的刺痛已经不是眼前的绿色可以舒缓。面对战火，人们是渺小的，是最不能经受摧残的群体。通过描写这些悲哀的“无常”，他细腻地传达了对弱小生命的惋惜以及对战争的厌恶、对日军暴行的强烈愤恨之情。巴金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残暴，而是从年轻的生命的逝去切入，以此控诉暴君的罪行。不能永远停留在悲伤中，头顶滑落的雨滴把他从黑暗中拉回到现实。“脸颊上一点冷，一滴湿。我仰头看，落雨了。这不是梦。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⑷同时，这也是巴金对人们的点醒：我们需要赶紧从悲苦中走出来，不能任人随意践踏，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团结起来反抗黑暗和邪恶，这是战争的流毒在戕害人们的生命，而抒情者巴金的情绪也随着情节的推进愈发激越。

革命战争时期，巴金对死亡有了新的体悟与思考。《死》中没有畏惧死亡，没有感慨死亡，而是从“死”中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寄寓了他要实现人生意义、活出自己的可期之情。“我用了‘放心地’三个字，别人也许觉得奇怪。但实际上紧张的心情突然松弛了，什么留恋、耽心、恐怖、悔恨、希望，一刹那间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那时心中确实是空无一物。”⑸对于很多人来说，死亡可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历经无数次的意外，“我”都存活下来了，使他对“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炮弹随时会从天而降，穿透屋顶，砸落头上，这时的“我”更多的是拥有了一种得以解放、解脱的心态，紧绷了无数次的弦终于可以放下。全文围绕“死”说了多个话题，有幻想的“死”，有加本特对“死”的描述，有“死而复生”的真实显现，还有古田大次郎的《死之忏悔》。“我”虽然说了很多关于“死”的话，但是还想活，“我”还想看见阳光、天空，春光、秋景。巴金先生的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渲染死的恐怖，也不是赞叹死，而是给人们传达一种信念：有限的生命，无限的价值。我们无法控制悲哀的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在它的到来之前，在有限的生命中绽放光彩。继《死》后，巴金阐述了对生的认识。《生》中阐明了他对“生”的理解，每个人都要认识自我，实现自我。他认为，生命如流水般，一旦有了开始，它就一直在运动，一直在创造。“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⑹这是巴金从正面鼓舞人们要发现自己，寻求自己的亮点。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间轴上生息、奋进，聚焦个人体验，实现人生价值。这是巴金散文中常见的正面抒情，召唤人们有目标、做奉献，在其中建立自我及主体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价值是建立于死的威胁与生之搏斗之上的，因而其精神的强度和生命的硬度层面都呈现出非同一般的状况。

巴金作为战争亲历者的“体验”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经历，而是如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体验”不仅是“直接性”的“只是为解释提供线索、为创作提供素材”，而且应当具有“一种新的存在状态”（Seinsstand），“显然，对‘体验’一词的构造是以两个方面意义为根据的：一方面是直接性，这种直接性先于所有解释、处理或传达而存在，并且只是为解释提供线索、为创作提供素材;另一方面是由直接性中获得的收获，即直接性留存下来的结果。……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种东西就属于体验。”⑺对于巴金和他的战时散文创作而言，那就是在地理/情感/美学迁移中的战时抒情形式建构。巴金从上海到桂林、昆明、成都、重庆等，其行迹及散文自身叙述的铺衍，正是以一种文本的抒情的迁移，印证革命的行旅的曲折多变，更表征现代中国的跌宕起伏，不同的地方性书写间杂着战争所反射出来的普遍性的精神情绪，在巴金的散文中呈现出既相对稳定的情感基调，同时又由于行旅和迁徙的差异，具备了更为丰富复杂的质地。如《桂林的微雨》《贵阳短简》等，记录了巴金在桂林、贵阳等地的经历，多为目睹了各地的革命情况。在《贵阳短简》中，巴金体验了贵阳午后阳光的灿烂，夜晚美丽的星天，还有热闹的街道，可是，这仍然阻挡不了人们逃离的步伐。“大家抢先恐后地挤到一个无形的热海里去洗一回澡。头上是汗，心里是火，大家热在一起，大家在争取时间，大家在动，在战斗。大家都疯了。”⑻人们为了离开，需要经过无数漫长的等待;为了离开，需要搭上无数的痛苦;为了离开，甚至斗殴起来。在等待中，人们情绪失衡了，确乎如此，战争状态下的漫漫长路，背负着生命艰困的行旅之路更是不易，从巴金的战时散文中，也体会到了民众的苦难，这成为了巴金写作的丰富材料来源。在这个过程中，巴金以抒情的笔墨将苦难加以引渡，这是非常艰难的，也并非都是有效的，现实的苦闷并非通过文字的抒发就能排解，尤其战争中的精神困境，文学甚至往往只能敲敲边鼓，略为抚慰。在《月夜鬼哭》中，巴金直接描述了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并对之进行控诉，在巴金的散文中，还有另一层更为深切的关心，他时常能够通过自身的叙写形态，游走入历史的深处，一方面是揭示战争的现实并揭示未来之期冀，点亮明灯之指示;另一方面则是对人们的砥砺鼓舞，是充满人性的关怀和生命的悲悯，透露出非常强有力的生存意志。也正是如此，巴金的战时散文具有非常强烈的精神引渡之功能，而且其中如金子般的意志和情感，在整个抗战文学史中，都是非常值得珍视的。

三

时间的迁移所形成的新的历史意识与当代关怀，构成了巴金战时抒情的最重要的形态。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在“无常”的战争情势下，散文的或说文学的形态是如何参与其中的，文本与语辞内部的运转又怎样参与到“抒情的引渡”之中，这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在《桂林的微雨》中，巴金说道：“这个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梦。我回顾四周，没有朋友，没有守夜的人。现在不是在夜间，我也不要找人和物件。我不要到这里来。但是回忆把我不知不觉地引到这里来了。”⑼白日与黑夜、回忆与畅望、历史与当代，在与时间无尽的周旋中，吐露情感。在这个过程中，巴金的情感仿佛从流动的时间与自然的迁移中脱落，从而使得巴金的战时抒情，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充满现实的关切。更重要的，我们明知道巴金在战时的书写必定附着种种诉求和情绪，整体的抒情却又是如此的自然贴切。可以说，综观巴金的战时散文，其情感生发的自觉意识是如此的浓郁而强烈，然而丝毫不着刻意为之的痕迹，这其中存在着一种章法自在的抒情形态。

而且，巴金散文中还表现出动荡与迁徙中的在场感与亲历性。巴金抗战时期的散文并不由于情绪的宣泄和情感的抒发，而丧失逻辑与文法，现实的困境并没有将文学内在的话语讲述和情绪发抒阻隔，相反，外在的刺激成为了文本内部涌动之情感的一个重要出口;在这样的境况中，巴金散文的文体与美学自觉，往往蕴蓄于内在的情绪、大众的情感与家国的情怀之中，散文文本内部的时间/空间流动与情绪/情感推移紧密勾连，从而具备了更浓郁的情感和更阔大的格局。从生活场景到社会场景，再到战争景象，现实的与虚幻的镜像叠加。成为了巴金战时散文的抒情模式。甚至，我将之命名为一种“迁移的迷阵”，在迷阵中牵引自我，觅出方向，尤其是建构出了一种逐级向上的抒情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