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出口、情感回响与文化重塑

一

最近读李约热的短篇小说《景端》，里面的主要人物景端是乡村里的一个十足的可怜虫，一个再小不过的人物。他穷困潦倒，从小母亲去世、经常被人欺负、穷得一塌糊涂。他和父亲、妹妹生活“在远离人群的岭上，他们没有邻居也没有朋友，好像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面”。但是为了寻觅自我的精神出口，使出了浑身解数，在一次看电影的经历之后，他立志要成为“仙龙王国”的国王，然而，极端以至变异的“浪漫主义”造成了他的悲剧。小说以无业者景端为中心，最后以他为拾荒者劳七盖的一间本身就根基薄弱的破房子的倒塌为标志，宣告他与王立初、黄徒、劳七等乡村底层形象之间构建起了初步联合，然而这样的关系却如此弱不禁风，很快就在内部的纷争中分崩离析。“这间摇摇欲坠的房子，根本经受不了这场突然生发的斗殴，摇了几下，慢慢地瘫下来。权一抱着头，拉着景端，滚出屋外。劳七和焦灿被压在屋子里。那些没有被野马镇的冰雹砸碎的残瓦，以及劳七害怕风大，擅自压在屋顶上的石块，砸向焦灿和劳七……”本来这个景端亲手帮劳七搭建的房子，可以成为底层阶级的庇护之一种，成为他们的一种共同体的内在回响，然而这样的构筑终究脆弱且无效，房屋的轰然倒塌，似乎也喻示着精神出口的封闭以及情感建筑的崩裂。这是一出小人物之间的悲剧，也隐约透露出共同体联结中的可能与危机，意味着重新构筑个体/群体之间的情感通路的重要性。

在疫情时期，如何构筑精神的联结，如何思索未来世界的走向，通过文学与文化的路径，想象一种曾行之有效的规则，或再造一个新的系统与秩序。当然这个过程谈何容易，不断显露的问题在后全球化时代变得愈加昏昧，不仅是个体之间，而且在个体与群体，甚至是国家与民族之间，都为一种疫病的现实困境所囿制。因此可以说，现实疫情的隔阂加之外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喧嚣复杂，令原本坚固的一切不断松动，又或者说，原本便危机重重的全球化所建立起来的沟通和联结方式遭遇停摆，似乎世界在等待一次全新的重启。这个过程不仅需要探询一度阻滞迂回的精神出口，走向个体/群体情感的重新塑造而形构新的共同体意识，在精神的与文化的回响中，再次寻向合奏与共鸣。

人的内心再淤积回旋，再幽深魅暗，始终不会喑哑消隐，而总在山重水复之后，探寻一个澄明的出口。钟求是的小说《地上的天空》，写男主人公朱一围庸庸常常的一生，却在一张来世的契约中，签下了另一个自己，沉落或者飞升，都终将无法封闭那些炽烈的涌动。而《父亲的长河》，则是在澄明的出口之处，回溯那条未知却冥定的生命之河。七十一岁的父亲突然丢失记忆，更准确地说那是一种老年痴呆，记忆纷纷溃败，甚至作为父亲遗忘了子女名姓，生活渐渐不能自理。但出人意料的是，父亲身上的一部分记忆却显赫地凸露了出来，又或说其始终岿然不倒。一个人的脑袋不会被彻底蛀空，坚硬如斯的部分，便在于那幽深而不可捉摸的所在。风烛残年的老父亲，对儿时的昆城念念不忘。他最后回到昆城城北中心小学，回到小时候的学堂，牵引孤舟游弋“长河”。一个人在行将终结之际，又回到了精神的起始点，我带着父亲返乡，却遭遇惊险的时刻：父亲独自外出，一人以不可思议之力，划船驶向长河，“太阳刚刚升起，淡黄的光芒铺在水面上，也照在小船上。父亲在光线中成为晃动的亮点，像是存在，又像是不存在。”最后我竭力呼喊父亲，然而已得不到他的回应。“我伸直脖子，想再次发出喊声，但嗓子一哽，眼眶反而憋出了泪花。”⑴这是一个生命的隐喻，父亲驶向了他的精神原乡，同时也是生命最后的出口抑或归处。

每次读完一个小说的开头，我都会下意识地预想小说会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又会遭遇怎样的结局。更重要的是，我时常料想，小说如何将人一步步推至微妙的边界，以此试探什么新的可能，又将开启怎样的精神出口。沈大成的《葬礼》写的是战后青年放弃自己的原装身体，进入所谓的“螯肢世代”，形成人与机器的合体。然而时代变迁，他们成为了孤绝的赛博朋克一代。如何处理作为“螯肢世代”的母亲的机械肢，成为叙述的中心。小说以极其后现代的方式书写人与机器的相互延伸，而又以颇为前现代的形态，讲述了生命本“身”的共情与哀婉。机械肢固然意味着身体的遗留及衍生，然而也是战争创伤的一种。读小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那些消失的离散的所在，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与当下的我们共存，成为我们身体征兆与精神潜流的因子，即便这里边会充满种种周旋和排异，但我们不愿或不能摆脱之，于是也一并流入了生命的长河。小说里，人会死去“三次”，“第一次是被放弃的身体部分，第二次是他们剩下的身体，第三次是左前机械肢或别的……”死亡/葬礼在这里不仅意味着身体的湮灭，而且也昭示了勃动的生命本身，其在更深层次充溢着小说里提及的“原力”，既来源于宇宙，更具体的是来自生命深处，也即身体内在的不可名状却无穷无尽的“力”。这样的力需要去抵抗麻木、遗忘，小说最后，母亲的机械肢“下葬”，无声无息地消失于熟练工们的操作程序里，“工人用手套拍打工作服，在浮起的灰尘中走进办公室。此后是寂静。他没有听见办公室里面传出任何声音，两人总该交谈几句吧，布被掀开，搬动机械肢，或许拿起工具比画和切割，收音机播放音乐，但是，什么声音都没有。”⑵但回过头来看，机械臂成为了某种象征，母亲逝去之后的残余物自然应当归入归处，但一代“异类”遭遇悄然遗忘和猛然轰毁的背后，莫不是历史的掩埋、曲解。

同样被掩藏且易于被曲解的，还有疫情时期的面庞。读石一枫的小说《半张脸》里，脸的下半部分掩藏在蓝色医用外科口罩里，这让我想起弋舟的《掩面时分》，疫情时代的精神之变，以及在纷乱之中的价值重构，成为具有世界意义同时事关每一个体的现实困境。戴上口罩的“半张脸”是昏昧不明的新表征，需要重新辨别与再次体认，然而这个过程又因为只有“半张脸”而被不断延宕搁置，这是一种难以处置的悖论，同时也成为了收敛和藏匿的新的形式，后者更新了既往的交互与呈现状态。“身边的人们习惯了除去吃和睡，仅以半张脸示人，尤其是面对陌生人。也正是诸如此类的不懈努力，他这样的异乡来客才有机会离开半张脸的城市，登上半张脸的飞机，降落在半张脸的古城。”这样的“共识”不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心理情态的当代显形，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恐惧、自危，并拒绝冒险。简言之，这将以处置和回应外在世界之名，逐渐内化于我们的深层意志。与此同时，“半张脸”更是成为了一种制度化的产物，自觉中又有服从，形成新的规制。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简单的转变，更是一种叠加的隔阂。被掩盖的脸面，丧失了既往的识别功能，小说中反复强调缺乏仪式感是这个时代的通病，“古城里尽是陌生人，天南海北，虽然陌生却建立了熟悉的共识，因而同时具有陌生人的轻松和熟人的热络。记得刚下飞机时，他就看见了赫然写着‘约吗’的广告牌。那时他就觉得类似的召唤过分直接了。嗯，缺乏仪式感，是他这个时代的通病。”这一方面固然出于后现代的消解之力;另一方面，仪式感并非一成不变，一扇窗关闭了，另一扇门可能正虚掩着，等待一种想象性的推开，小说的意义也在这里。小说《半张脸》里，单眼皮男青年与双眼皮女青年之间因搭讪相识——一种偶然的交会——最后因被规制和压抑而“同病相怜”，然而，小说在追忆中道出了两人也许是故人相逢，最后又出现新的反转，弱势共同体开始形成，却又顷刻瓦解;其中充满着种种误认、错认，已经成为新的常态。“这是一座昼夜不分、今古不分、中外不分的半面之城。”小说后段，荒腔走调，人与人之间的不可理解，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鸿沟万难填补，彼此走向了对方的反面，如小说所言乃一种“错乱”，错位、乱淆，言不由衷，词不达意，人们似乎遭受着某种整体性的失语。单眼皮男人最终通过“说出秘密的一百万种方法”的程序，发现这是一个“局”，“单眼皮男人瘫在沙发里，诡异地笑了一声。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故弄玄虚的网上游戏。多幼稚啊，几乎不是他这个年龄的人所能理解的。但他确实被激活了。像个开关咔嗒响了一声，他的酒也醒了，脑子里一派澄明。”⑶然而回过头看，一切又都是真实的，包括秘密本身。也就是说，这是无比真切的“游戏”，甚至包括“半张脸”本身也比整全的面部更为真实。亦即戴着口罩的半张脸，比戴着面具的虚伪的“完整的脸”要显得真实可靠。男人的“秘密”也在小说最后得到袒露，在这个过程，半张脸成为了当代主体精神裂变的新的参数。

同样是游戏一种，郑在欢的《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是讲述与聆听的回环往复，“我”给发小光明打电话，几通电话的时间，言谈结束，故事也讲完了。“我找人聊天，不分对象，只是饶有兴趣地聊天。”充溢其中的，是一出又一出逼迫式的回忆，“故事”成为一个中介，不断回环重复，过去的时间由事件和现象组成，不断连缀，记忆、讲述，这重重叠叠的故事中心，包含着一个父亲将儿子的头打掉的古怪而悲伤的故事，而且还不停地填充其中的细枝末节，在讲述的过程中，“故事”不断解构，又不断结构，一种元叙事的意味在里面。“从北京回来，我没有别的考虑，仅仅是想换换心情。我想到闲人更多的地方去，和闲人聊天，不抱任何目的，最初的快乐就是这么来的。”⑷故事本身以及追及故事的过程，像剥洋葱一样，不断向一个所谓的中心靠近，却很可能是一种中空的存在，这成为了“我”百无聊赖而四处闲谈的消遣/游戏。

二

与《父亲的长河》里我领着父亲返乡不同，崔君的《迷失海岸》是“我”从武汉城里返乡探望刚出狱的父亲与甫入院的母亲，并因此拉开了乡土家庭的生活图景。家中一切都如此萧索，但父亲内心却始终有一团火温着，“我”从大城市回来，因疫情而滞留，返城被不断延宕，我由此得以静观、凝视那个传统的场域，平静的乡村图景，生成了新的治愈方式。“飞机起飞，远处的海面平静无痕，像从没掀起过大风大浪。在遥远的水天相接处，只有一个狭长的小岛，像一枚孤独的橄榄。”故事拉拉杂杂讲到最后，我家的猪出走后自行归来，还顺利怀孕了，一方面映对着母亲的境况，另一方面则是父母两人历经磨难，却依旧和好如初，仿佛苦难从未降临。“猪回来的那天晚上，我被欣喜冲昏了头脑，趿着拖鞋冲进了爸妈的卧室。推开门的一瞬间，月亮的清辉丝丝缕缕，倾泻而下，房间仿佛长满温柔的荒草。从棉被的轮廓里，我看见他们相互抱着熟睡，头紧紧挨在一起……”⑸在崔君那里，乡土世界似乎具有某种自愈的功能，那些伤痛和疤痕，都会在来来往往的温情中得到弥合与疗救。

然而现实历史的裂缝却不总是能够轻易弥合的。从现实追溯历史，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历史照见尘埃与灼华，牵出成长或萎缩的证言，人们不得不历经现实种种的重整和迂回，于焉隐忍、退避、进击，也返照现实历史的层层累累。路内的小说《跳马》，上海嘉定路边讨饭的董阿毛，被副队长带入抗日队伍，但更多却不是抗日杀敌，阿毛开始也感到困惑，“小孩有一天问福元，阿叔，我是不是跟错了人，我想跟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王，天天与日本人干仗，能一刀劈开汉奸的脑壳。我怎么跟了两个先生？不但不发枪给我，还要读书写字，要练游泳和跳马。”游击队的大队长体育教员出身，除了日常训导，还时时嘱咐阿毛练习跳马，到奥运会上与日本人一决高下，“大队长说，你记得我说的话，练好体育，等你长大，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人的跳马水平很高，不要输给他们。小孩说，司令，都打仗了，还参加什么运动会，开运动会也是跟日本人拼刺刀罢了。大队长说，体育和读书写字一样，让你学会做人，亡国奴才是没有资格上赛场的。”⑹这俨然是一个革命者成长的故事，阿毛从稚嫩、无知、莽撞，到成熟、担当，不畏艰险，不惧牺牲。这样的主体衍化是可靠的。革命战争史交杂着个体的成长史与精神史，叙述往宏大而精微的一脉走。小说最后，大队长被汉奸孙庆荣的兵杀害，小孩悲痛欲绝地哭诉，司令都不知道我能跳过木箱了。“跳马”对于阿毛而言，不只是强身健体，跳跃木箱，事实上更意味着革命主体的精神跃变。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或许小说还可能展开另一重图景，将叙事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拉长或深凿：“跳马”所蕴藉的身体叙事与革命的精神召唤，通过作为体育教员的大队长及其对阿毛的教导凸显出来，其身上隐现的五四以来国民教育对于德育体美的倚重，后者与革命如何在战争中出现交叉，以及与国民精神叙事的相互缠绕深化，则无疑更让人充满兴趣。外族入侵，拉锯日久，汉奸当道，不可谓不是群情愤懑压抑，体育的内在命题所蕴含的健壮体格、健全身体，成为了一种新的出口与导向。现代中国，蔡元培曾指出德智体美“四育”的重要性，“不可放松一项”，张伯苓则尤重体育，“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跳马”或可将这个小说推向另一个层次，将国民性叙述中精神凌驾于体格的文化脉络加以翻转，将被遮蔽的国民身体/体格及其背后所隐现的现代主体形塑进行拓展。

小说《蓝舟》围绕着赵万年的携款潜逃，若干线索同时推进，牵出几个家庭的情感经历，也剥开了常人的层层烦恼，表面稀疏寻常的背后，是时时步步的如履薄冰，如城墙被掏空一角后的摇摇欲坠。赵万年动摇了种种状似坚固的感情基础，不断割裂彼此的关联。经济型社会与关系型社会之间撕开了巨大的口子，但有些东西还是在这里头沉淀下来了。有意思的是，小说后来写老赖赵万年的母亲中风，洪伯特等人并无坐视不理，反而同心一力救助，最后赵母查出肝癌晚期，多人甚至众筹以捐助，仿佛他不曾亏欠他们。最后赵万年出现在一通电话中，可以听得出他实在走投无路，也许他身边被他所害的人不会理解他，而从小到大的洪伯特懂，他们知道他的难处，当然，他们更清楚自己的难，“洪伯特摔门而出。外面下雨了。十一月的早上，南方的雨点又大又肥，把心下成了筛子。洪伯特没有犹豫，他径直朝河边走去，那条天蓝色木船就系在那里。洪伯特解开缆绳，一个跨步跳上船。舱里积水了，洪伯特的脚步让积水晃荡起来。河面有点暗，洪伯特却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他似乎看到了许多年前在家乡鹿岛山顶上眺望的那片海——那片宽阔而幽深的海啊。”⑺在巨大的崩塌面前，道义、情分成为了某种超离其间的出口，那是弥足珍贵的悬崖边上的信任。事情往往如此，当某种不可能已成确然，才出现新的可能。他们像守候戈多一样等待着赵万年回来，却没有一个人报警，更不想将赵万年置于死地，更多是道德的谴责与谴责中的善意等候。小说《蓝舟》并不是一味的要以舟摆渡，而是将人置身其间，顺水而推或逆水而行。

三

相对而言，陈福民的《遥望右北平》则展开另一重境界。其从一种考古的地理学开始，不断过渡到文化的与情感的地理，“遥望”中的回忆、认同、追慕，层层叠叠的知识与情思杂糅成新的文化想象，在那里，右北平是精神之乡，也是文化地理上的价值分野。那里经受了风霜苦雨的不断侵蚀，有气象万千的自然状貌，亦有英雄折腰的建功立业。地理本为中性，陈福民却在文中掺杂了知识的考古、文化的蕴蓄与心性的形塑，在他那里，右北平仪象万千，纵横捭阖地说到动情处，仍觉得不过瘾，怕别人信不过，于是繁复掺杂知识和学术，确切告知此言不虚。文中比比皆是的文化政治，以及历史场“域”中人心人性交织的地方性图景，更准确地说这是地理的重新发现与发抒。“我的父亲是朝阳人，母亲是赤峰人，而我生长在承德。老热河的承赤朝三地都是我的家园。这种‘巧合’对于右北平来说，除了用天意去解释，我找不到更好的言辞。这些当然已成过眼云烟，就如‘三家分晋’一样，热河省被河北、辽宁和内蒙瓜分了。不过，即便今天，无论赤峰还是朝阳，似乎都对承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与认同感。这一点，与夏都的庄严和皇家园林避暑山庄的典雅无关，更多是跟右北平的‘基因’有关吧？”史实与情志在此处兼容，右北平不是一成不变的，斗转星移，北纬四十度分割的南北，战火纷扬，喜峰口、古北口，各领风骚;右北平又是孤独的，它在历史中蒙尘，沉默于时间的迷雾，因而需要一个澄明宏阔的出口，解开这一出隐于重峦叠嶂之间的谜语，“我遥想着这一切，仿佛看见一个又一个古代战士从历史的苍茫中隐隐走来，他们是燕昭王、秦开、李广、杨业、萧太后、韩德让、佟国纲……他们每一个人都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并且丰富着右北平的性格。在他们的身后，是各民族沉默不语顽强生存着的人。”⑻陈福民意欲揭开右北平真容，透露出真切而显豁的历史意识，试图洞开一个文化的空间。他将个人意气寄寓其中，右北平幽深厚重的历史，隐忍沉默却宏大伟岸，亟待寻觅一个恢弘的通衢，激活右北平的同时，将其导引至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