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大成”之作

作者: 罗树成

引   言

当笔者还在对王蒙202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笑的风》回味时,2021年,这个“80后”老作家又在第五期的《花城》杂志上发表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王蒙还能保持如此惊人的创作力,着实令笔者感到叹服。王蒙的创作可以说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一步步而来的,从1953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始,到如今的《笑的风》《猴儿与少年》,王蒙长达近七十年笔耕不缀,书写着青春、爱情、时代和人生。王蒙得以如此迅速地进行写作与他有着超于常人的精明与智慧分不开,更重要的是与他丰富的人生储备分不开。王蒙虽写作速度很快,但并不代表他的作品是草创之作,也不并意味着读者可以泛泛去读,相反他的作品仍值得反复去读、细致去读。长篇《笑的风》如此,笔者相信最新的长篇《猴儿与少年》亦将如此。在笔者看来,2020年的《笑的风》不仅仅是对以往作品主题和艺术的延续,更是深化、强化和升级。借小说主人公“傅大成”之名,笔者窃以为《笑的风》堪称是王蒙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初看小说题目“笑的风”,会有种似曾相识之感,在王蒙的小说创作中,这样的小说命名方式并不陌生,“笑的风”极易让人联想到王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大量短篇小说,如《夜的眼》《海的梦》《深的湖》《心的光》《爱的影》《铃的闪》等。这是一种尽显诗意的命名方式,“笑的风”无疑同样是王蒙这种诗意表达风格的一贯延续。而深入文本,就会发现,《笑的风》恰是小说中主人公傅大成年轻时的一篇诗作的名字,可以说,主人公傅大成的命运与这篇诗作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笔者之所以认为这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一、“时空意识”的强化与升级。所谓“时空意识”即是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的合称。时间意识又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生命意识或史诗意识,这在王蒙以往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蒙就在《谈近作》一文袒露过自己的这种时空意识,并对自己新时期以来的创作进行了精准的概括:“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这无疑也是王蒙时空意识的最佳体现。在《笑的风》中这种“时空意识”更是得到了强化和升级;二、作者思考的聚集。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作家对传统与现代的思考、对文学的思考、对艺术的思考、对爱情婚姻的思考、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时代的思考。并且这些思考都是有机融于小说之中的。三、人物形象的汇聚与升级。尤其是在主人公傅大成身上,既可以看到倪吾诚(《活动变人形》中主人公)的影子,也能看到钱文(“季节”系列的主人公)以及李门(《暗杀—3322》的主人公)的影子,甚至于作家王蒙的影子。而且这些人物形象在傅大成身上的体现不是一种无机的拼接,同样是一种有机的融合;四、“语词狂欢”的升级。王蒙倾泄恣肆的语言风格早已成为文学批评家们公认的一大特色,在《笑的风》中,王蒙将语言玩转到了极致,语言的狂欢化带给读者的阅读快感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量的语词造成的信息爆炸的效果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部小说虽然字数仅十六万之多,但其蕴涵之丰富是当代很多长篇小说难以企及的,这得益于作家王蒙丰富的人生经验,广博的阅历,长久积淀的创作经验以及永不消退的创作活力。由此也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在面对《笑的风》时会产生“把我自己迷上了,抓住了”[1]的感受。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作家王蒙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而这部小说大开大阖,粗中有细的笔法和结构也使得小说显得更加恢弘大气。

一、“时空意识”的强化与升级

王蒙小说的时间意识亦或者说史诗意识是很明显的,王蒙曾在其文章《倾听着生活的声息》中写到:“我希望我的小说成为时间运行的轨迹。”[2]由此不难看出王蒙想要以小说来记录时代生活,书写人生的主观意愿。这种时间意识在其长篇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从长篇《活动变人形》开始,王蒙便可能已经有意识地要进行一种史诗性小说的书写了。韩石山就曾在评论《活动变人形》的文章中指出:“不必否认《活动变人形》是史诗。至少作者有史诗意识,他要以一部小说,几个人物的命运,去反映那个漫长的时代。”[3]从《活动变人形》到“季节”四部曲,再到《青狐》,王蒙完成的是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近百年的成长蜕变史的书写。王蒙曾坦言:“在我的小说里占第一位角色的是时序,其次才是人物。”[4]这部小说显现的时间意识更为明显,读者可以轻易地理出小说中一条清晰的时间脉络来,甚至于可以通过小说的叙述为主人公傅大成编写出一套完整的年谱。小说《笑的风》叙事的起始时间是1958年,结束的时间是2019年,这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时间上有重合但也有延续。而空间意识正如王蒙自己对“故国八千里”的注解:“指的是我从北京下放到新疆伊犁的路程,所以我的作品里经常出现山村、边疆和首都大城市。”[4]最能体现这种山村书写、边疆书写、城市书写的当属王蒙的“季节”系列、《在伊犁》以及《这边风景》等小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游记类的小说,也能体现作者的这种空间意识,最为典型的就是中篇小说《春堤六桥》。在《笑的风》中依然可以看到空间上明显的变化:鱼鳖村—Z城—北京—上海—西柏林,这些空间由小到大,由近到远,与主人公傅大成的人生经历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事实上王蒙的小说中,时间与空间不是孤立的元素,而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他的兼具散文和小说特点的作品《临街的窗》就是这种时空融合的完美例证。王蒙一直以来不懈追求的就是用小说有限的篇幅来容纳更丰富的内容。为此他便有了极强的时空意识,并不断寻求着突破:“我既要重视时间和空间的特点又要突破时间和空间,因为不突破,就没有办法表现更广阔的生活,没有办法表现生活中所含有的丰富思想。”[4]《笑的风》中时空意识的强化可谓达到了极致,小说的包容性也因为这种时空意识的强化而增强。

从鱼鳖村出来的中学生傅大成,因为一首名为“笑的风”的诗歌而使人生发生了转向。在父母的包办下无奈与素未谋面的白甜美结婚。内心几经挣扎最终还是与白甜美在Z城幸福而平稳地度过了一段动乱年代。改革开放,傅大成重回文坛,在北京与同为作家的杜小娟相识;第二次上海之行二遇杜小娟,两人感情逐渐升温;西柏林之行,傅大成与杜小娟再次偶遇并彻底坠入爱河。中年傅大成选择了与原配白甜美离婚,与自由恋爱的对象杜小娟结婚。直到晚年,傅大成才得知杜小娟早有一子,最终杜小娟抵不住儿孙的亲情诱惑,抛弃了傅大成。

傅大成的一生(尚未完结的一生),可以分为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有四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从1940年出生到1958年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小说没有展开叙述。1958年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傅大成在这一年趁着“大跃进”之风得以再次入学学习,这是他与“笑的风”结缘的开始。从1958年到1978年这是傅大成人生的第二部分。这一段生活中,傅大成无暇去考虑文学与爱情,享受白甜美带给他的平稳充实的生活是这段人生最主要的。1978年是第二个关键节点,拨乱反正让傅大成重获了发表文学作品的机会。由此,也就有了1979年在北京座谈会上与文友杜小娟相识的机会。1979年到1989年是第三个部分,这是傅大成在家庭和恋爱之间反复徘徊挣扎的阶段,最终以与白甜美的离婚而告一段落。1989年到2005年是第四个部分。这是傅大成与杜小娟相结合并生活的阶段,2005年为转折点,这一年杜小娟与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相见,并逐渐向自己的家庭回归。2005年到2019年为第五个部分。这是傅大成孤家寡人生活的阶段,原配白甜美先于自己去世,杜小娟去找自己的儿孙并最终与傅大成离婚。

除去第一部分,小说事实上只重点叙述了后面的四个部分,也就是从1958年到2019年的四个人生阶段。第一阶段,理应是人生的黄金阶段,这是一个为了爱情和事业努力奋斗的阶段。然而傅大成遭遇的却是包办婚姻,这首先剥夺了他自由恋爱的权利。而接下来动乱的时局又剥夺了他追求文学事业的机会。他不得不接受包办婚姻以及由此带来的平稳生活,这生活虽然充实且无波澜,但同时也缺乏了激情。第二个阶段,理应是人生的平稳阶段,也就是家庭趋于和谐,事业趋于稳定的阶段。傅大成开始追求自己的爱情和事业,原来稳定的家庭趋于瓦解。第三个阶段,人生由壮转衰的阶段,傅大成却在这个阶段收获了爱情,体验了自由恋爱的美好。第四个阶段,理应是享受天伦之乐的阶段,而傅大成却活成了孤家寡人。纵观傅大成的一生,完全可以用“错位颠倒”来形容。是谁拨乱了他人生的时间线?傅大成一生在空间上的几次跳跃又代表了什么呢?作者通过小说与主人公傅大成一起思考人生,将对于传统和现代、文学与时代等的思考熔铸浓缩于一炉,形成了思考的聚集。

二、对人生、文学、时代的思考

首先,傅大成与白甜美的结合,可以看作是传统与现实需求合拍的结果。面对包办婚姻,傅大成也想过拒绝,但他的反抗却倍显无力。他以年龄小为由表示拒绝,但这仅仅是个客观因素,并不能代表其主观意愿。这种主观意愿和诉求被压抑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传统文化对人思想约束的结果。当傅大成因《笑的风》而丧失入党和晋升的机会后,他想到的是“‘警世通言’:‘少想好事儿!’”[5]这种教育所带来的心理暗示无疑会造成对人本能欲求的压抑。而事实上任何传统得以沿袭,必定是能满足某种现实需要的。在傅大成一方看来:“媳妇过门,将使大成妈妈腰腿病引起的家事危机全部解除,大成爸爸也要享上清福;将使毕生劳苦的双亲咽气之前看到孙子,延续香火,对得起祖宗先人。”[5]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孝道、家庭伦理所能涵盖的了,这其中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观念对人的影响,这观念不仅影响着傅大成的父母和乡民,也同样影响着傅大成自己。而与傅大成一方相比,白甜美一方则多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她看重的是傅大成贫农的阶级成分,“白甜美自己提出来嫁贫农出身高中学生傅大成的愿望,不无为白氏家族命运一搏的投注意味。”[6]面对环境与舆论的包围和挤压,出于自身思想性格的软弱,再加上现实的种种需要,傅大成只能把这次婚姻看作是天意和命运。

这虽是一场“无爱的婚姻”,但同时也是一场“双赢的婚姻”。白甜美能满足傅大成生理欲望及物质生活上的需求,但他却从中感受到了缺失。小说由此而揭示了这样一条人生悖论:“一个人,只有等到他得到了又得到了,你才知道你有多少本该有的更幸福,其实没有得到,尤其痛苦与遗憾的是,并不知道自己没有得到。”[7]这种得与失的悖论源于傅大成自身灵与肉的矛盾和冲突,而傅大成一直在做的就是对灵与肉的互相安抚与调和,以求得到真正灵肉一致的结果。当肉欲超过灵欲时,灵欲就暂时做了妥协,“他终于承认自己迷上了甜美,陷入了甜美,塌陷了自身,融化了自身,满意了自身,完整了也缺陷了自身,他的心流淌着糖汁也流出了血。”[8]这里的傅大成已然不是五四文学如郁达夫笔下文人简单的灵肉对立冲突,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灵肉交织与互补。傅大成从中体会到的是复杂的:“我的爱情、婚姻是什么呢?无爱情,反爱情,却绝非全无震撼与感动。无情也还有命,有身有命就有爱,就有做强有酣畅有拼搏有舒心又有太多的遗憾与痛惜。”[9]正是这种复杂的身心体验,才使得之后傅大成与白甜美平稳而又充实地度过政治风波,甚至后来傅大成对杜小娟的心猿意马直到与其结婚等一系列事情更加具备了合理性。傅大成与白甜美的结合,可以说是傅大成对传统与现实的妥协,妥协即可转变为接受,而唯有先接受生活,才可能真正享受生活带来的美好。傅大成在父母的催逼下第一次从Z城返乡归家,便感受到了儿子与女儿带给自己的温暖与感动。现实中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也“使大成渐渐意识到他与白甜美的婚配是一件好事。”[10]政治运动让傅大成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事实上是现实让傅大成再一次接受了自己的家庭,接受了自己的生活。而生活也并没有亏待他,回馈他的是“动荡年代的平安与幸福”。现实让傅大成对包办婚姻的态度也有了改变,传统不尽是糟粕,一切能够适应时代,满足人现实需求的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以上的论述中有两个关键词,即“传统”与“现实”。可以说白甜美在傅大成的人生中代表的更多的是传统,她缘于包办婚姻,她身上具备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一切优点:美丽、能干且顾家;但同时也保留了她们的落后与野蛮。而与白甜美的传统相对的,正是杜小娟所代表的现代。传统与现代的连接,体现在傅大成身上,靠的是两个关键因素:文学和时代。前文一直强调的“现实”,便可作为“时代”的代名词。而影响傅大成在婚姻或爱情上做选择的,正是传统、文学和时代。接受白甜美更多是对传统和时代的妥协,而让傅大成离开白甜美而走向杜小娟的契机和动力又是时代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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