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风

南海的文、物与空间叙事

2021年5月4日星期二，琼海·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晴朗

博物馆是一种特殊空间，从词源学上来说，博物馆（museum）是从希腊神话中主司艺术与科学的女神缪斯（musae）而来，这意味着它最初是带有宗教与祭祀色彩的神性空间。16世纪随着欧洲航海事业兴起，私人搜集珍物的展开，文艺复兴运动也激起古物研究的风气，博物馆逐渐成为一种保存、展示与解释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然标本、人工制品和艺术作品的处所，它将各种物品进行整理、分类、修护、排列、研究，从而演变为一种归纳、总结与创造经验及历史的知识空间。现代以来，随着民主与平等观念的启蒙与普及，博物馆由早先只对贵族或精英开放，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面向公众的文化与教育空间。某种意义上来说，神性空间、知识空间与教育空间融合在当代博物馆中。

今天参观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让我更加深了这种体会。

这是一个崭新的博物馆，始建于2016年5月，2018年4月26日正式开馆。从外部造型来看，是扬帆起航的船的抽象形式，造型时尚，气势宏伟，寓意“丝路逐浪，南海之舟”。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得到很大发展，据统计显示，截至2019 年底，全国注册博物馆共有5535 家，全年举办展览2.86 万个，接待观众12.27 亿人次。在这么多的博物馆及展览中，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地方文化及海洋文化馆藏与展示，依然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我们参观的主要是1、2号展厅“南海人文历史陈列”，3号展厅“八百年守候——西沙华光礁1号沉船特展”，以及8号展厅“南方有佳木——海南黄花梨沉香体验展”和“故宫·故乡·故事——故宫博物院藏黄花梨沉香文物展。”

“南海人文历史陈列”详细梳理了从汉代到当下各种典籍记载与实物遗存，构建了关于南海区域的中国叙述。我对这个陈列最感兴趣，因为它确立了整体的叙述脉络与结构框架。近代以来，在欧洲中心观的叙事中，中国的海洋文化基本上处于被他者叙述的情境，现在我们开始自我表述，站在中国的立场讲述中国的海洋故事，塑造一种区域记忆并完善中国空间谱系。

南海北靠中国大陆和台湾岛，南接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东临菲律宾群岛，西接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1976年出土于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的翔鹭纹铜鼓，证明先民早有航海经验。两汉时期中国的行政与军事活动就延伸到了南海海域，早在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中就有记载，彼时南海被称为“涨海”。从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相关文献大量涌现，东吴万震《南州异物志》、康泰《扶南传》，晋朝张勃 《吴录》、裴渊《广州记》，南北朝沈怀远《南越志》、谢灵运《武帝诔》、鲍照《芜城赋》等，都有关于南海地理与物产的文字。吴国谢承的《后汉书》记载，汝南陈茂曾经为交趾别驾，《武帝诔》记载，宋武帝刘裕与卢循曾经在南海打过仗。

唐宋以来，中国政府将南海诸岛纳入版图。唐设岭南节度使、宋置琼管安抚司，巡辖海南岛及南海海域。唐贞元元年（785年），杨良瑶携国书经海路出使南亚和中东，最远抵达黑衣大食（东阿拉伯）。陕西泾阳出土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碑文中有“届乎南海，舍陆登舟”的文字。贾耽（730-805）《广州通海夷道》中记述了广州通往东南亚、印度至阿拉伯的航程。宋《琼管志》中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命名为“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周去非《岭外代答》中的记录表明，长沙与石塘已经成为宋时相对统一的名称。吴自牧《梦梁录》则将西沙群岛海域称为“七洲洋”。

宋之后，海外贸易逐渐兴起，相应的对于南海海域的认知也逐步加深。1974年3月，解放军海军战士在西沙群岛永乐环礁上甘泉岛西北部挖出7件唐宋瓷片。此后，考古队员于1975年发掘了甘泉岛的唐宋居住遗址。1991年至1995年，中央民族学院王恒杰教授在西沙群岛采集到汉代几何印纹陶瓮、陶罐，唐代酱釉以及宋明青瓷碗等遗物。元朝至元十六年（1297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郭守敬在全国选取27个观测点进行天文测量，其中就包括“南逾珠崖”的南海诸岛。明清时期大量方志等官修史书、地图与海防图都将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纳入中国疆域管理，更不必说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

晚清以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造成了1907年日人非法侵入东沙事件、1933年法国强占南沙九小岛事件，及至日寇1939年入侵海南岛。1946年后，中国政府陆续收回西南沙群岛主权，12月24日，国民政府在西沙永兴岛上勒立“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1947年组织编写《南海诸岛地理志略》，1848年2月，中国政府公布《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其中包括《南海诸岛位置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从此开始南海诸岛行政区划更加规范与完善的新时代。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梳理馆藏陈列历史大事，实在是因为整个观览的过程不啻为一堂深刻的认知课——中国不仅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这些海域一直以来都有中国民众生息劳作，中央政府也拥有主权并实施管理。

这种认知具体直观地体现在“西沙华光礁1号沉船特展”上。沉船于1996年发现，1998-1999年试掘，2007-2008年正式发掘，出水文物超过万余件，以陶瓷器为主，青白瓷最多，青瓷次之，酱釉器较少，器型包括碗、盏、盘、碟、盒、瓶、罐、瓮、钵、执壶、军持等，另有铁器、木质船板以及少量铜器残片。特展中的“物”既包括船只遗存、日常用具，也有堪称艺术作品的石柱。4月23日，我在海南省博物馆已经略窥1号沉船遗物的大概，今天则更加深入。像酱釉军持这种物品，充分显示出南宋时代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的繁盛。军持是印度梵语的音译，意为“水瓶”，是宗教徒用来净手的用品，并非中国老百姓的日常器物，专用于外销到东南亚一带。明代的青花花卉纹盘明显有西洋特色，多是江西景德镇和福建漳州出产的克拉克瓷，万历时期大量外销到欧洲、南亚、墨西哥乃至秘鲁等地。

那些在明代商船上运输的物品，在海底沉寂了八百年，如今浮出水面，经过时间的洗礼，原先具体的日常功用不再，但它们背后的指示性、隐喻的符号特征则指向于历史的再认识。就像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所说，它们的“现实原则”被放入括弧，其功能转移到心智用途上。

一个元代的青花诗文高足杯引起我的注意，它的外壁上以行草书写了“人生长在醉，三万六千场”十个字，正好绕壁一周。江西高安出土的元青花把杯上也有“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的无名氏诗文，想来这两句话至少在元朝时已为人普遍所知，以至于窑匠会将他们写在杯上。这两句话既达观又苍凉，有些李白《将进酒》的意味，实在让人过目难忘，我回来后搜索资料，并没有找到原作者，后来发现，它可能脱胎于北宋苏轼或南宋辛弃疾的词。

这两阕词，一是苏轼的《满庭芳》：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一是辛弃疾的《浣溪沙》：

总把平生入醉乡。大都三万六千场。今古悠悠多少事，莫思量。

微有寒些春雨好，更无寻处野花香。年去年来还又笑，燕飞忙。

我推测，辛弃疾也许读过苏轼的词，然后脱胎换骨、踵事增华，而他们的词大行于世，被元人听过或读到，广为接受，又用更直白的方式铭刻在酒杯上。即便我的推测不准确，但也不妨碍理解绝妙好辞穿越时空的力量，千载而下，依然能触动我们的心弦，而文学的传播及其载体也形态不拘，就在这个高足杯上，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这个夏日的正午与我邂逅。

高足杯只是沉船上微不足道的一个物品，据讲解员介绍，自宋至清，南海海域中类似华光礁1号这样的沉船粗略估计有十万艘，如此想来，有多少掩埋在水下的过往遗珍，又有多少熙来攘往的交流与商贸，更有多少火热的激情与冒险的精神曾经运行在无垠的水域之上！在前现代时期有这样的规模，“帆樯鳞集、梯航万国”确非妄语。

黄花梨与沉香的记载与物品展示，从生长环境到生产过程，从价值用途到审美韵味，从材质品性到流动与消费，没有一篇长文或专著几乎不可能说明白。我走马观花，体验了一下花梨家具的榫卯结构，拼组了一个小板凳。从展厅出来，看到摆放在外的华光礁1号福船的复原件，遥望水静流深的潭门港，浮想联翩。

在博物馆这个融合的空间中，时间凝结的文与物获得新的秩序，空间则化身为历史的表征，它们在整体上又成为参与构造今天现实的实践。海路遗珍与异木奇香的史料勾稽与文物叙述，建构出关于南海的海洋与陆地的叙事，有了这个叙事，中国故事才更为全面，对于中国与世界的认知也才具有重新定位、理解与规划的完整结构。

侨村的前世今生

2021年5月5日星期三，晴热，琼海·博鳌镇留客村→定安文笔峰

金海岸酒店位于万泉河入海口，顺流回溯7公里左右的流马河与万泉河交汇处，有一个河中洲，元代起一直到1957年都是乐会县城所在地。万泉河南岸坐落着一个小小的村庄，就是留客村。之所以叫留客村，是因为旧时邻近乡人到县城赶集，多从这个村的渡口摆渡登岸，有些乡民为赶第二天的早集，常在村里投亲寻友留宿，久而久之，便得此名。

乐会早已不再是县城，而我们今日到留客村主要看蔡家宅。蔡家宅是蔡氏兄弟住宅的合称，其中蔡家森宅最为轩敞高大，从外面看，建筑融合中式传统民房构造与檐窗样式，立柱花栏又有西式立体花盘和古罗马人像雕塑，槟榔树环绕中尤有南洋风味，屋顶既保留海南民居的飞檐翘脊，又糅合西方方、圆、孤形线图案浮雕。岁月侵蚀，仍然可见栏柱墙壁残留的绚丽黄绿色彩。它当初刚建成时，一定显出某种俗艳之感，这可能是南方文化由于烈日与激浪所形成的那种热烈奔放情感的外显。走在立夏阳光中，不由得想，这样的地方即使是一个人也很难忧郁起来。蔡家宅的形制是中西杂糅，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但其中蕴藏着热带植物般恣肆生长的活力。八十多年过去，时间中和了早期中西交融的突兀之感，反而因为墙间瓦砾上留下的沧桑，显得自然而从容。

蔡家森1881年出生于留客村，15岁时随乡人从村口码头出发辗转琼山潭口换帆船出海。与他一起乘船的乡亲有18人，十多天的海上航行，风浪疾病的侵袭，抵达印度尼西亚时仅有3人存活。他先是在印尼望加锡一家荷兰人开的食店打工，后来又到安汶省一个叫都亚的小镇，开始在都亚与艾力岛之间做短途物流交易，后来开始造船贩卖海产品与木材。1906年，蔡家森25岁时回乡娶黄氏为妻。从海运到商铺、酒家，再到25艘的大型船队，从印度尼西亚的望家锡、卡伊群岛到东南亚和欧洲，生意越做越大，逐渐成为当地华人富商。1921年，蔡家森被荷兰王室封为“甲必丹”（官方任命管理华人事务的侨领职务），蔡宅中现在还保留着那顶带有伊斯兰文化色彩的甲必丹礼帽。1924年，蔡家森与三个弟弟蔡家锦、蔡佳宏、蔡家炳回乡筹建蔡家宅，之后还参与筹建留客学校，重修锡江码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作为印尼爱国侨领，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于蔡家宅落成后回乡居住，五年后因日寇入侵海南，蔡家兄弟只得重返印度尼西亚，继续经商。

蔡家可以说是留客村近现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也是19世纪末华人移民史的组成部分。留客村所处的琼海在海南是与文昌齐名的侨乡，至今散落有多处华侨宅院，包括19世纪的新加坡侨领王绍经在嘉积镇温泉村建的“资政第”，20世纪20年代马来西亚华侨覃世琼兄弟在博鳌古调村建的覃家大院，1927年马来西亚华侨王业珍在中原镇仙寨村建的王家大院，新加坡华侨何惠宣在潭门镇多亩村修的何家宅，1928年马来西亚华侨何君廷在博鳌镇奎岭村筑的何家宅，1947年新加坡华侨卢茂德在嘉积镇万石村建的卢家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