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文学观念重塑以及总体性可能

一

事实上，从整个文学史的脉络来看，特别是专注于当代中国文学文体的形成和演变，包括文学思潮的生成、发展以至最终的寂灭，都有一个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过程。这么说的意思是，曾经风行一时的文学概念与文艺思潮，其中很多都经历了自身的孕育、生发、高潮、落幕，并终而黯然消泯或衍变出新。因此，当我们谈到诸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以及新写实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等，实际上，这些文学思潮几乎都已然完成了自身的发展轨迹，留下的问题，就已经不是如何勃兴和继承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文学的当代性如何将其进行有效或有限的切割，并且延展出新的语言要素、形式修辞，以及文体观和价值观等命题。从这点来看，先锋文学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当然，先锋文学的著述、论文已经汗牛充栋，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的研究大多重语言形式、文体革命、跨文化融合，尤其涉及到先锋文学当代形态及其发展时，是否存在着某种余绪、流变、新质，也即先锋文学如何续航，又或是已然衰亡，零落成泥碾作尘中，是否还能生长出新的枝芽，尤其在新的时代情势下，先锋文学的可能与不可能，都在学术界形成争端。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先锋文学在当下失却了既有的文本形态与价值效应，甚至先锋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意义本身，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也面临着新的分裂割解。因此，一种文体概念逐渐演变为观念的与价值的形态，与其说这其中经历了碎片化的播撒，不如将之视为“先锋”的重新凝结，当然这个过程是极为艰难的，甚至遭遇种种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但从整个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审美流变，以至21世纪的当下文艺发展所显露出的种种亟需涤荡的陈腐之气可以看出，“先锋”的意义显然还未穷尽，尤其是牵涉到当代中国文学场域的新旧之辨/变，以及对于文学自身的转向及变革的急切/迫切，更是极有必要重新解析先锋文学的经验意义，并召唤文学的“先锋”意识。不得不说，先锋的观念意识已成为新的附着物，演化为不同文艺甚至文化形式的基底与内质，但不可否认，已经开始孕育种种将“先锋”熔铸成新的结构整体的尝试，尤其是如果将之重新引入文学自身时，也许将形构新的意义之塔。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构想，但不能说毫无可能。

因此，本文试图重新回到先锋文学的若干经典文本，进行时间与空间、虚构与现实、自我与他者等层面的再思，结合当下中国日新月异的当代性形态加以阐释。也就是说，随着当代历史和现实语境对经典化的先锋文学观念进行切割分解，也许很多既有的要素和元素都不复存在，但其关于时间与空间、虚构与现实、自我与他者、理性与非理性、温情与批判等方面的结构性关系都通过先锋文学的文本进行蕴藉，这是文学革命的经验，也将形构新的可能意义。王尧指出：“我说小说的‘革命’，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在整体上，不是只讲‘断裂’，不讲‘联系’。小说革命是联系中的断裂。一个好的作家不可能完全颠覆自己，但肯定会创造新的自己。我在文章中比较多地谈到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这里不重复。我比较担心的是，作家深处百年未有之变局中会不会淹没自己甚至消失自己。”⑴变革精神和批判内置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质变中，重新发生与结构，也就是说，先锋文学在更多地以特有的历史观念、时空重铸、形式革新、历史再思、价值重估等，完成自身的当代性转变，也从而在不断的变异中，重新凝聚新的价值形态和修辞结构，以重铸新的总体性可能。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大体而言延续的是五四以来的写实主义及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革命历史传统，那么作为后三十年文学的开端之一的先锋思潮，则进一步革新了当代小说叙事的话语模式，创造了一套反叛与解构的主题话语，消解了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并在小说叙事领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形式革命，引起批评家们对叙事时间、空间、视角、结构等问题更深入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说中国先锋小说甫一登场便以颠覆性的叙事策略，对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进行了挑战与反叛，这也是先锋作家在新时期以新的真实观、时空观对叙事本身加以变革，并实践对人的存在及现实世界的反叛性与解构化表述。

二

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由于“反映论”观念的深刻影响，对现实的客观再现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故事常常在一个线性的时间逻辑中发展，历史多维的场域则更多地作为凸显人物性格和服务情节的“典型环境”而存在。但“空间转向”后在乔伊斯、伍尔夫、普林斯特等现代主义作家这里，时间的线性秩序则被打破，空间也不再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的背景，其自身就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获得了言明自身的主体性。新时期的先锋作家们如余华、苏童、洪峰、格非、孙甘露等人都曾毫不讳言地表示，他们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大家的深刻影响，融合了本土话语资源，形塑了新的真实观与时空观。在他们看来，文学所要表达的真实并不仅仅只是客观实在，他们所追求的是触摸精神的真实，因而，先锋小说家们的时空观也随之调整，时空在他们这里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多向度的、开放的。时间可以被切割、重组、拼贴，呈现一种断裂的姿态；空间则可以被截断、并置、错位，具有社会性和生产性。因此，时空不是规定或限制叙事进程的存在，反而动态参与甚至决定了叙事的推进。这样一种以反叛和消解为核心的时空观，带来的是主观化的时空叙事的重复、时间的空间化叙事等颠覆性的时空形式，先锋作家们希望能在这些打破常规的形式中对抗文学转型期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展露人的精神与生存困境，荒诞与虚无。

总而言之，主观化的时空叙事是先锋作家们在时空选择与建造方面对传统叙事模式的一大挑战。传统小说中的叙事时间不论是顺序、倒叙还是插叙，都按照一定的线性流动在编织着故事时间的进程，前后有一条完整的时间链；而其叙事空间则是一种具体可感的、作为背景的存在。但在先锋小说中，由于真实观的改变，作家的时空观也随之松动，正如格非所说的那样，“现代小说的发展，为故事的叙述结构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作家在讲述故事时，不再依赖时间上的延续和因果承接关系，它所依据的完全是一种心理逻辑。”⑵先锋作家们秉持着对现实与传统的反叛观念，顺从“心理时间”的真实性，在主观化的时空叙事中，赋予时空主体性的地位，指明时空就是结构和主角本身。在时间的断裂和空间的“不及物”中建造出一座座时空迷宫，在强劲的想象和“元小说”的赤裸袒露中，试图用“虚伪的形式”去探索现实世界的意义。

三

孙甘露很擅于在主观化的情状中展开对叙事时空的多元化建造，主观意识的任意穿梭使得文本时空交织缠绕，亦真亦幻，扑朔迷离，在一种“中国套盒”式的结构中打开双文本的通道，使其彼此嵌套，互为表征。这在他的《请女人猜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请女人猜谜》中，嵌套着另一个文本《眺望时间流逝》（以下简称《眺望》），并且在《请女人猜谜》中的叙述者“我”明确告知读者，《眺望时间流逝》是“我”为了搪塞女护士而谎称正在创作的一部小说，即产生了一个文本中的文本，虚构中的虚构，多个叙述层得以存在。“士”与“后”是《眺望》中的“我”所塑造出来的主角，本应与“我”和女护士处在两个互不干涉的平行时空，但却因为“我”的主观安排，在“我”的心理逻辑中，这两个平行时空产生了变形，得以交错，“我”和“我”虚构出来的“后”就这样在这个变形交错的时空中相遇了。并且此时的“我”已身兼数职——既是《请女人猜谜》中的主人公和叙述者，也是在《请女人猜谜》中《眺望》的写作者，更为离奇的是，“我”还能跳出所有文本外，是两个文本的实际作者，在文本内外自由来去。“主人公”“叙述者”“作者”的边界也在这种变形了的时空中被打破，现实与虚构魔幻相遇，这一套吊诡的逻辑在以下这段话中显露无疑。

我先把士的结局告诉你。他最终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残废。而后的结局是疯狂，一种近似迷醉的疯狂。她寓居在我的家中，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地成了我的妻子。如今，我已确信，我是有预言能力的，只要我说出一切并且指明时间和地点，预兆就会应验。⑶

事实上，在“我”笔下的“士”和“后”也拥有多个不同的身份，这也是两个文本时空交错后赋予的。这些不同的身份就开启了无数交叉小径花园的不同路径，主观化的时空叙事带来的错乱使得时间成为一堆散乱的碎片，空间也呈现开放而不确定的姿态，情节便毫无逻辑可言，博尔赫斯的镜像与迷宫在此上演。

在《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中，迷宫的意味更为浓厚，还沾染了一丝神性先知的神秘色彩。马原一开始便将自我的创作意图暴露无遗：“想说说三天里发生的事。昨天，今天，明天。想颠倒一下顺序，也就是说，从明天说起。三天即三种。”⑷这三天对应着过去、现在、未来三种状态。他通过预序，将“明天”的时空提前，并且详细地描述了他遇到卖银器的康巴汉子的场景，仿佛他所处所讲述的，是“昨天”的时空。除了造成这种混乱外，他还刻意在“明天”的叙述中安排了“今天”和“明天”的相遇——“我和我老婆在明天凌晨里胡思乱想、胡言乱语。”⑸过去、现在、未来混杂交织，但他很清醒，还好心提醒读者“到这，一言以蔽之，时间全乱了。”马原本人在故事里现身，带着一丝建造迷宫的得意。他曾说过：“其实细想一下，一个人全部生活几乎全是由这样的缺乏联系的细节构成。生活并不是个逻辑过程。那么艺术为什么非得呈现出规矩的连续性呢？”⑹在马原这里，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单一线性时间，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叙事野心和展现纷繁复杂之现实的需要。比起物理时间，他认为心理时间才能更好地抵达真相。也正是在他主观化的时空叙事中，原本的时空秩序被打破，可以随着他的意识流动跳跃，根据需求任意被拉长拉短或折叠，然后再重新排列组合，在不同的时序中产生意义的多样性，这也塑造了先锋小说的一大特质。

四

热拉尔·热奈特曾对“重复”有这样的论断：“一件事不仅能够，而且可以再发生或者重复，‘重复’事实上是思想构筑，它除去每次出现的特点，保留它同类别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⑺这样的重复，能够使意义不断增值，或使存在消解，或隐喻了人生的某种永恒形式与生存状态。在《星期六》中，苏童就是通过对“星期六老漆到家里做客”这一叙述时空的不断重复，隐喻了小孟夫妇紧绷而焦虑的精神状态。开篇“我们家的挂钟坏了”⑻，暗示了时间之不可感的真空状态，每周六老漆的准时到来，看似带来了时间，实则时间并没有被开启，而是不断地重复。像轮回一般，在这样的周而复始中，时空仿佛凝滞了，这周六、上周六，下周六，下下周六……似乎没有什么不同。老漆会在周六到来，拿起飞利浦剃须刀，在狭小客厅里发出三个旋转刀头切割坚硬胡须吱吱运转的声音，然后坐下来同小孟闲聊。这样的时空场景仿佛钻进一台坏了的放映机，每周六在小孟夫妇的生活中诡异地循环重复，他们的这段时空是被规定了的，仿佛只能在家中等待着老漆的到来，生存的自由不断被挤压。他们被困在这个凝滞和重复的时空里，在失去时空支配权的焦虑中，渐渐被逼出应激反应——“他们知道打着灯笼满世界找也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朋友，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对星期六的恐惧还是越来越深了，星期五的夜里小孟上床时会发出一声莫名的怪笑，明天星期六，老漆又要来了。”⑼他们想要夺回被老漆偷走的星期六，但却在故意不给老漆开门而被识破后后悔万分。老漆不再来了，他还回了小孟夫妇的星期六，但他们却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使用这段时间，甚至还在老漆即将到来的时刻里产生与他有关的幻听。苏童在重复的叙述时空中将小孟夫妇牢牢把握，不断地重复给他们打上了精神的烙印，这种形式的游戏背后，是对人性的拷问和精神世界之空虚的披露。

《世事如烟》中，余华也是通过叙述时空的重复来叠加故事的种种细节，从而在这样一种打破了时间单线性流动的错乱中展现了多起宿命般的死亡和“如烟”的“世事”。余华曾说过他是从《世事如烟》开始对现实的思索有了新的突破，并开始放弃模仿现实框架，注意到时间对世界的意义——“时间的意义在于它随时都可以重新结构世界”“当我们把这个过去世界的一些事实，通过时间的重新排列，如果能够同时排列出几种新的顺序关系（这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就将出现几种不同的新意义。这样的排列显然是由记忆来完成的，因此我将这种排列称之为记忆的逻辑。”⑽正是基于这样的记忆逻辑和时间观，余华肆意地在小说中对时空进行重复、错位或分裂，在文本形塑而成的新的时空序列中隐喻了一种幽深曲折、别具深意的世界秩序。因此，在《世事如烟》中他打破了时间的线性规则，大胆地在幻梦的主观时间与现实的实际时间之中游走，通过叙述时间的重复，打破幻梦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界限，任意穿梭在人物之间，以及他们各自的过去、现在、未来和内心空间，冷酷地对其解剖，在一种无法突破的宿命感中为我们打开人物精神深处更隐秘的地带。有趣的是，《世事如烟》中的一系列人物都是无名无姓的，他们被数字和职业代替姓名而称呼，如234567、算命先生、司机、接生婆、灰衣女人、瞎子等。在这种无名状态的书写下，人物仿佛也失去了清晰可见的面孔，不再仅仅只是他们自己，而被抽象为一个符号。原本有名姓的能指（Signify）与其所对应的具体所指（Signified）的行为意识在这种抽象的无名状态下产生了滑动，滑动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物的行为意识之间存在交叉甚至重叠的可能，某一行为不再与某个特定的人构成对应关系。所以人物的行为之间存在着缠绕的重合，这就将叙述拉入一种无序的时空之中，可以不断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