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山水与乱世之间的“独行侠”

本文首先结合《宋书·谢灵运传》所体现的生活时代底蕴，分析谢灵运分别在自然山水、人生哲理两方面所体现出的“庄子气质”；然后书写庄子、谢灵运身为异代知音的两人，在共同面临易代之际、仕途坎坷时的无言之痛；接着跟随《谢灵运集》《庄子》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元素，比较不屈服于命运的谢灵运之“狂”与游离于现实与乌托邦之间的庄子之“稳”的差异性；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分析评判历史人物时不应以今虑古，而应站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感悟谢灵运一辈看似放荡不羁，实则以不将就的态度遗世独立之勇气。

一、谢灵运诗歌总论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动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而有“元嘉之雄”之称的谢灵运出生于此易代之际，可以说，其一生是复杂而悲惨的。仕途偃蹇，政治上遭受排挤打击，使谢灵运不得不比肩庄子，回归自然，把山川河流作为官场的对立面，从而赞美之，咏叹之，并从中悟得人生道理；但与此同时，谢灵运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隐者，他之所以流连山水甚至隐居，不过是一种无奈于仕途失意、消极对抗朝廷的方式，其实心底里对高官厚禄的贵族生活并未忘情，所以他时刻处于求仕与隐退的矛盾之中，而正是这种矛盾心态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有比较普遍的反映，也造成他不将就于天命、不屈服于命运之“狂”。

通读全书，笔者认为谢灵运的诗歌创作主要分为三类：其一，山水诗是谢灵运创作的主要内容，因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正如钟嵘在《诗品》中所说：“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可以说，谢灵运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发掘自然美、以山水景物为主要审美对象，并往往能将情、景、意融为一体的文学家。其二，谢灵运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虽一生坎坷，但尊亲重友，因而回顾往事、思念亲友、寄托自己情谊的诗歌占有一定比例。其三，谢灵运毕竟是个贵族官僚，在官场上混过大半生，因而他的荣辱兴衰、行事经历自然在诗歌中也会得到反映。除此之外，他的诗歌或尊佛，或拟古，或旧俗，包罗万象，种类多样。

二、谢灵运再现庄子之“自然”

被誉为“元嘉之雄”的谢灵运，以其卓越才华与深邃情感，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一片新天地—山水诗派。他的诗歌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与灵感启迪，堪称山水诗之滥觞。而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谢灵运。正如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所言的，“康乐全得力一部《庄》理。其于此书，用功甚深，兼熟郭注”“读《庄子》熟。则知康乐所发，全是《庄》理”。尽管“全是《庄》理”失之偏颇，然纵观其一生，我们便能发现，谢灵运身上的庄子气质和其内心中蕴含的庄子情怀，却至为深刻。诚然，他们同时面临着一个生命与历史紧密交织着的沉重话题。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取舍之际，各人的考虑永远是不同的。在包括谢灵运和庄子在内的多数遭际易代离乱的士人身上，见之于行动的踟跚正是和内心的彷徨互为表里，这其实正是鼎革时期一代士人的精神写照。加之“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宋书·谢灵运传》）的风气影响，可以说，无论是诗歌创作、生活态度，抑或人生实践，谢灵运无不受着庄子思想的启迪。

山水诗是谢灵运创作的主要内容，也是庄子思想最集中的体现。在《庄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经常徜徉于广阔的天地之间，他有时踽踽独行，行走于山林之间，发出“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之感叹；有时低头赶路，观察万物灵长，提出“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的结论；有时又仰望天空，悟得“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的道理。谢灵运也不例外，正如其在《七里濑》中所言的“谁谓古今殊，异世可同调”，尽管两人时代辽远，却也能像乐器的和谐音调一样，心意相同，志趣如一。谢灵运于离别之季赴永嘉，看见滚滚东去的河水，没有时光已逝、人生无常的感慨，却怀有“既及泠风善，又即秋水驶”（《初往新安至桐庐口》）的理想，希望像列子那样乘风远游，悠然自得；像河伯那样顺秋水奔驰而入大海，以长见识。他还北居时，也不忘时刻以“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登石门最高顶》）安慰自己，由此达到道家顺应自然、物我不分、天人合一、无忧无乐的境界。闻之，有“月隐山而成阴，木鸣柯以起风”（《山居赋》）的生机盎然；触之，有“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的凄切动人；感之，有“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初去郡》）的宏大壮美。这澄澈美好的自然美景，可以使人忘却一切世俗之累，达到心灵和景物的和谐同一；而由此蕴含着的天人合一的与古今山水知音比肩的得意之感，也是如此可听、可触、可感。

除此之外，在生活实践中，谢灵运也处处受到庄子情怀的渲染。通观《庄子》不难发现，庄子具备超越世俗、洒脱率性的本性。《逍遥游》一篇，便是最好的写照。他先是将浅薄无知的蜩、学鸠，与“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鸟相比，体现出大鹏鸟的高大自在；又言大鹏从北冥飞往南冥，必有所凭恃，列子御风而行，也是有所凭恃，然而这都算不上庄子认为的“逍遥游”。他推物及人，以宋荣子为例，指出唯有做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地步，方能达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这才是真正的逍遥自由。这不但是庄子内心平静的写照，抑或其对世俗的超脱，更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体现。那么从谢灵运的角度看，更是可见一斑。如果说《郡东山望溟海》中的“萱苏始无慰，寂寞终可求”是诗人想通过回归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最终能求得心灵的安静而忘掉一切忧愁的话，那么《登永嘉绿嶂山》中的“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就是诗人想通过“恬”与“知”的交融一体，离俗抱一，知恬交养，来达到真正修身养性。前者可以看作是对《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思想的继承，后者便是对庄子“养生”思想的肯定。在《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中，诗人在巫湖山上瞻眺景观，见到南北两居中隔巫湖，近看发觉大小巫湖中又有一山后发出的“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的物我合一，希望与万物同化，甚至不满足于此，更是对庄子思想的超越。

时代远隔近千年，唯有文字能够担当此任，宣告生命曾经在场，我们得以端详谢灵运乃至庄子一辈生命的纹理，探寻其思想的本质与深意，而这也恰恰是谢灵运对古今知音的继承与超越。

三、谢灵运感知庄子之“无奈”

纵观两人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他们都忘情于山水之间，以“遗世”之姿傲然于世，但入与出，仍然是历代先人永远关心的话题。隐居，相对出仕而言本是逃避世俗、独善其身，是中国文人仕途失意时经常选择的一条生活道路。庄子虽怀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内篇·人间世》）的心态，却也饿着肚子，去河监侯那里去借粮食，在得到对方“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子·杂篇·外物》）的嘲讽后，他以鲋鱼反击，说道：“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庄子·杂篇·外物》）透过故事，回到现实，我们感受到的又何尝不是窘困潦倒的庄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无奈？于是，他便只得高举“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的旗帜，去游说、呐喊，却换不来社会的重视。庄子认为面对某些事情，我们是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边界的，所以我们要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顺势而为，这便是最高的德行。从这个角度看，庄子又与老子《道德经》中“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观点不谋而合。

谢灵运也不例外。他时刻处于做官与隐退的矛盾之中，诗歌中表露出来的情绪，正是他内心深处矛盾踌躇的结果。试看，如若他真正以“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之姿独行于世俗，又何必在看到“疏栏发近郛，长行达广场”（《种桑诗》）中整齐盎然的桑树后发出“俾此将长成，慰我海外役”（《种桑诗》）之欣慰的感叹呢？如若他悠然自得，全身心寄情于山水，又何必在短暂闲居后发出“海岸常寥寥，空馆盈清思”（《游岭山门》）的充满着惶恐不安的叹息？此等“政事清闲”“游山之乐”，不正是其大材小用、以乐藏忧之愤的全然展示？如若他真的安于现状并自得其乐，追求精神之自由，又何必在《三月三日侍宴西池》中以“江之永矣，皇心惟眷”（《三月三日侍宴西池》）的姿类比刘裕的恩德深广？如若他真的达到宠辱不惊、超逸绝俗之境界，又何必在《彭城宫中直感岁暮》中以“修带缓旧裳，素鬓改朱颜。晚暮悲独坐，鸣题歇春兰”（《彭城宫中直感岁暮》）之态抒发岁暮怀归、忧谗畏讥之感？同样是回归自然，他却有些许落寞、些许无奈。说到底，他的心中对仕宦还是有些许期待的。

四、谢灵运与庄子之异同

尽管谢灵运达到“言必称老庄”的境界，但两人依然存在些许差异，依笔者观点，如果说庄子是“稳”，一个徘徊于乱世与乌托邦之间的老者，那么谢灵运就是“狂”，一个独行于世俗与山水之间的狂人。尽管庄子高举“自然”的旗帜，去游说、呐喊，换不来社会的重视，但他从不迷茫。乱时，他生活在独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中；安时，他们又四处游说，回归现实，完成自己的理想。谢灵运则不同。或许是其士大夫的家庭背景给予其足够的底气，谢灵运在少年时便到达“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宋书·谢灵运传》）之地步；抑或个人性情使然，在生活中，他不仅“性褊激，多愆礼度”（《宋书·谢灵运传》），有着偏激易怒的性格且多悖俗规、游戏礼法，还“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宋书·谢灵运传》），性格放荡不羁，没有边际，无一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尽管朝廷在一定程度上赏识他的才华，赐予他永嘉太守的闲职，但只要不符合他内心的期望，他便“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宋书·谢灵运传》），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个县，出游动不动就超过十天，而老百姓的诉讼，他一概不管。即使为官他也是愤世嫉俗、自命不凡。文帝赏识他，称他的文章和墨迹为“二宝”，让他写《晋书》，他却写得“粗立条流，竟不能就”（《宋书·谢灵运传》）。除此之外，他或“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宋书·谢灵运传》），或“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宋书·谢灵运传》），就连“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宋书·谢灵运传》），他也全然置之度外。可以说，这正是其在《山居赋》中“览明达之抚运，乘机缄而理默。指岁暮而归休，咏宏徽于刊勒。狭三闾之丧江，矜望诸之去国。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自我写照的再现。

谢灵运仰望贤明通达之士生逢其时，又附身感叹自己时运不济，顺从性情而隐退。当他对朝廷及权臣感到不满时，作“空班赵氏璧，徒乖魏王瓠”（《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以“赵氏璧”喻高官厚禄为朝廷所用，以“魏王瓠”代指浪迹江湖隐居辞世的个人心愿，表达有负于自己的隐居夙愿的桀骜不驯；当他深陷政治旋涡，厌倦此喧嚣的尘世时，他又作“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过始宁墅》），感慨还是离开喧嚣的尘世回归故乡过平静的隐居生活比较便利；但当他闲散逍遥、半官半隐时，他却又以“搔首访行人，引领冀良观”（《搔首访行人，引领冀良观》）写出些许落寞、些许无奈。如果说庄子是小心翼翼、亦步亦趋于乌托邦与乱世之间的人，那么谢灵运就是任性而为、率性而行于山水与朝廷中的“独行侠”。由此，我们亦可得知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的自负自大，杜甫“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的纵横豪气，苏轼“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满庭芳·蜗角虚名》）的放荡不羁，以及《宋书》中“方轨前秀，垂范后昆”的称赞缘何而来。

略读《庄子》以后，对于彻底“自由”“逍遥”等处世态度，笔者不敢苟同，认为如果人人都“躺平”，或是说永远停留在自己幻想的乌托邦中急流勇退，将此当成自己逃避现实的借口，是万万不可的，历史的车轮更不会因此滚滚向前。而在合上《谢灵运集》与《宋书·谢灵运传》后，站在谢灵运当时所处的时代中，笔者却有了不同的看法。作为“一根有思想的芦苇”，谢灵运并没有摆脱物质上的向往、精神上的吸引、道德上的驱动，他想要在政治上大展宏图。与此同时，拥有“庄子气质”的他，又从容地思考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从不将就于世人眼中“文学弄臣”的形象，以愤世嫉俗之姿踽踽独行，在山水与乱世间进行取舍，从这一维度讲，他如“逆旅”般的人生正是一种不屈服于命运的态度，也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的顿悟，更是独属他自己的“诗和远方”。而今时代裹挟中的我们，更需要具备谢灵运人格中不妥协、不将就的精神特质，方能找准自己的人生态度，急流勇进，推动时代洪流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