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困境，追求自由

艾丽丝·门罗（1931—2024），是当代举世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被赞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和“当代短篇小说大师”，曾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2009年布克国际奖及三次加拿大总督奖等诸多荣誉奖项。她的小说大多以短篇小说见长，聚焦女性的成长、婚姻爱情、家庭生活等主题。艾丽丝·门罗以简朴并细腻的笔触描绘出涉及生老病死等方面的普通女性的人生历程，她擅于描写细微小事，在文本中运用独特的叙事技巧，从而呈现出非凡的艺术特色。在短篇《逃离》中，作家就使用了这样的高超叙事技巧，通过关注成长中的女性在小镇和家庭里的妥协，揭露女性在社会环境中遭遇的“桎梏”与隐形的“牢笼”。该短篇充分展现出艾丽丝·门罗的女性主义思想，试图改变传统的历史叙事，并在文本叙事中构建女性的叙述话语声音。

作为小说集的冠名短篇名作《逃离》讲述了小城镇的平凡女子卡拉为寻找自由而逃离家庭未遂的故事。卡拉当初从父母家出走，与暴躁粗鄙的丈夫克拉克私奔到乡下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不幸的婚后生活使卡拉对现实绝望，在邻居西尔维娅的帮助下试图出逃。可是，她终因恐惧未来、留恋过去而中途折返，重回克拉克身边。《逃离》没有按照自然的叙事展开，而是聚焦于女性的叙述声音，展现出女性在婚姻和社会生活中被忽视的困境。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中运用的叙事策略和叙事技巧包含着浓厚的女性意识和政治考量。目前针对《逃离》的研究多聚集于经典叙事学、空间叙述、女性主义、创伤叙事等方面，鲜有学者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入手，因而从该理论作为切入点来探索《逃离》将为分析本书呈现一个新的角度，进而深入探析女主人公在追求爱与自由时的犹豫、出走和妥协等行为。

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由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于20世纪80年代首创。苏珊·S.兰瑟将叙事形式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融合，开创性地探讨叙事中的性别意义。与以往的经典叙事学不同，女性主义叙事学除了划分叙事学在形式上对不同类型叙事声音的划分，还聚焦于语境背后隐含的性别政治和社会意义。该理论对女作家文本中叙事声音的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消解父权话语、呼吁两性平等的现实政治意义。

一、《逃离》中的女性叙述声音

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书中将叙述声音模式区分为“作者型”“集体型”和“个人型”。她认为，这三类叙述声音分别阐释女性必须构建的三种权威，每一种权威叙述形式都代表自己权威的虚构话语，明确表达出某些意义：“建构另外的‘生活空间’并制定出她们能借以活跃期间的‘定率’的权威；构建并公开表述女性主体性和重新定义‘女子气质’的权威；以及形成某种以女性身体为形式的女性主体的权威。”其中，“集体型”是苏珊·S.兰瑟开创性提出的，而本文主要围绕的便是苏珊·S.兰瑟提到的“作者型”和“集体型”叙述声音。

（一）“作者型”叙述声音客观呈现出的不幸婚姻

“‘作者型’叙述声音其实就是传统的全知叙述，这种声音具有较多的权威性。”（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叙述者比任何一个人物知道得都多，也就是所谓的全知的叙述者，通过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而受述者即是文本之外的读者。“作者型”叙述声音具有潜在的自我指称意义，采用中立的态度，从而使文本具有客观性。

《逃离》中多处采用全知视角，文本开篇不久便揭示了女主人公卡拉对婚姻生活的厌倦和无奈，向读者传达女性在深陷婚姻“桎梏”时的挣扎与绝望。借助“作者型”叙述声音，故事的全貌得以充分铺开，使读者可以以全知的视角了解依次登场的暴躁丈夫克拉克、邻居西尔维亚，以及丢失的小羊弗洛拉等重要角色。艾丽丝·门罗作为叙述者客观呈现出卡拉所处的生活环境：丈夫对卡拉的一切都抱有不闻不问的蔑视态度，他漠视卡拉悲伤的眼泪或是因丢失小羊弗洛拉而产生的沮丧。甚至克拉克在听说邻居西尔维亚的亡夫贾米森先生或许有多次骚扰卡拉的行为后，这位丈夫的第一反应竟然只是讹诈寡妇西尔维亚一大笔钱。艾丽丝·门罗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个粗鄙、贪婪、专断蛮横的传统父权男子形象。在小说中，西尔维亚在了解克拉克对待妻子的恶劣态度后指责道：“‘可她还是个人呢，’西尔维亚说，虽然她知道自己最好是缄默不语，‘不光是你的老婆。’”对此，克拉克却嗤之以鼻，毫无愧疚和悔意，并且嘲讽地反问道：“我的天，是这样的吗？我的老婆也是一个人？是吗？”在丈夫的专断态度下，卡拉几乎失去了女性的自我身份，这使得她的情绪低落又脆弱，只能将自我价值的实现全部依附于丈夫克拉克的身上，没有能力作为独立的人生活，因而卡拉的“逃离”又中途放弃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作者型”叙述声音并未过多主观显露出卡拉的思想意识或是有意引导读者偏袒小说中的某个人物，而是将故事客观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去探析文字背后的蛛丝马迹。读者只能在客观叙述的背后隐隐感受到卡拉在婚姻生活中不自然的情绪，以及对即将见到西尔维亚的异常焦虑感，进而可以主动探寻到叙事背后暗含的女性主义意识。卡拉在婚姻中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对丈夫的吩咐言听计从，然后在内心深层饱含犹豫与不满。女性主义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不同的是，作者往往聚焦于性别政治，在文本中表达女性对父权话语的反抗，批判男性在婚姻与家庭中占据主导权，并且对妻子的过度索取和剥削，进而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思考。

（二）“集体型”叙述声音表达出的女性群体力量

“集体型”叙述声音是苏珊·S.兰瑟在考察女性作家的作品时注意到的叙述类型，这一“区分堪称丰富和发展了经典叙事学模式”（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同时，苏珊·S.兰瑟“声称自己在白色人种和统治阶级男性作家的小说中没有发现‘集体型’叙述”（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她推测这是因为具有统治阶级地位的男性作家的小说中，“我”本身就在用带有霸权意味的“我们”的权威进行发话。而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书中开创性地区分出的“集体型”叙述声音，叙述的是一种女性的集体身份，这种叙述可以是叙述者代表群体的“单言”形式，或是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形式，以及群体中轮流发言的“轮言”形式。《逃离》中也存在多处使用“集体型”叙述声音的文字，表现出虚构性、自传性和复数性，代表了小说中女性群体的集体声音。

除了女主人公卡拉，西尔维亚也是“集体型”叙述声音中的一位重要角色。西尔维亚是一位大学教师，与丈夫贾米森先生相差足足二十岁，这也使得她的婚姻将以悲剧告终。贾米森先生的去世使西尔维亚饱受心痛的折磨，幸好卡拉来帮助西尔维亚打理家事使她走出阴霾。两位女性角色互相陪伴、互帮互助，文本的叙述声音也转为“集体型”，“她们清洗了炉灶，把碗柜里里外外擦洗得干干净净”“两人都笑了起来”。小说中多处描写两人互助友好的女性情谊，也为西尔维亚自愿无偿帮助卡拉逃离提供了情感基础。

在西尔维亚眼里，卡拉是一朵艳丽的花朵，聪明快活却不喧闹烦人，这也侧面向读者暗示倘若没有不幸婚姻和社会对女性的桎梏，卡拉本身具有的阳光的性格底色以及本可以拥抱的灿烂人生的可能性。在希腊旅行时，西尔维亚在路边捡起一块小石子，“这是要送给卡拉的”，“我知道这样做挺傻。不过我希望她能拥有这片土地的一小块”。西尔维亚与卡拉建立的女性集体为消解父权枷锁、逃离婚姻桎梏提供了力量。艾丽丝·门罗通过描写卡拉激动战栗地谋划自己的出走，传递女性在当代追求的精神诉求，即拒绝沦为“他者”的奴役，颂唱诉说自我的高歌。现实中女性作家通过“集体型”叙述声音可以建构父权之外的“生活空间”，以此构建女性的话语权。

《逃离》这部短篇小说并非采用单一的叙述声音，而是交替使用“作者型”和“集体型”叙述声音，突破了传统男性主导的叙事技巧。艾丽丝·门罗采用两种并存的叙述声音将一个平凡女子卡拉的生活呈现给读者，批判社会对女性困境的漠视，这与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叙述视角与性别政治之间的联系不谋而合。

二、女性叙述视角下的“桎梏”

除了关注叙述本身，以苏珊·S.兰瑟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家还聚焦于叙述视角与性别政治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往的经典叙事学往往停留在叙事形式上，仅考虑形式技巧，分析其中的美学效果；而女性主义叙事学却将叙述作为话语权力斗争的工具，女性不再是传统男性叙事中被男性观察的客体，而是成为“聚焦人物”，叙述者和读者都通过女性角色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和生活。

在讲述《逃离》这一故事时，读者从卡拉的视角了解日常生活，感同身受地了解卡拉深受来自婚姻“桎梏”的痛苦。“对于读者来说，获得这些感知的途径是透过卡拉的所看、所听及所想，是由卡拉这一人物充当观察者来完成的。”（傅琼《叙事文体学视域下〈逃离〉中的叙述视角与人物话语分析》）卡拉在原生家庭里缺乏自由与爱，于是与出身底层的克拉克私奔到小镇一同经营马场。尽管卡拉机灵勤劳，悉心照料马场，在日常生活中也极力活跃沉重的家庭气氛，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克拉克依然蛮横、凶狠，将妻子视为个人私有物。小说所采用的卡拉这一女主人公的叙述视角，呈现给读者的便是她面对枯燥沉重的日子里的无力回天，进而揭露女性在父权社会构建的不幸婚姻下沦为精神奴隶和被物化的客体，丧失独立的人格。

艾丽丝·门罗在故事中还巧妙运用叙事符号“弗洛拉”来暗示女性角色的处境。弗洛拉是卡拉心爱的小羊，同时两者之间也存在某种隐含的联系。卡拉对待弗洛拉的情感不具有主人的“优越感”，而是平等的知心朋友。弗洛拉本身似乎具有灵性，卡拉与克拉克的夫妻感情冷淡之后，弗洛拉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克拉克表现亲昵。克拉克深夜找协助妻子出逃的西尔维亚闹事，走丢的弗洛拉突然出现解救了西尔维亚，使她脱离本来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争吵。因此，西尔维亚称赞弗洛拉是人生中的天使，就像曾经她心中机灵热情的卡拉。最巧妙的是，弗洛拉的丢失与复归，与卡拉的出走与复归几乎并行，两者具有息息相关的联结。然而弗洛拉归来后不久就再次消失，克拉克也对曾看到弗洛拉的事情只字不提。弗洛拉的下落不得而知，而从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叙述视角可以推测，弗洛拉是被暴躁的丈夫用以泄愤而杀害了，“那个头盖骨，说不定还粘连着几丝血迹至今尚未褪净的皮肤。这个头盖骨，她都可以像只茶杯似的用一只手捏着。所有的了解，都捏在了一只手里”。也许克拉克本来要将这份愤怒施加在西尔维亚身上，或者标志着自由的殉道者小羊，就预示着卡拉生活在心理扭曲的丈夫身旁，甚至有招来杀身之祸的风险。克拉克对待小羊的暴行象征着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男权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极端暴力和恐怖剥削，而卡拉身处危险的“桎梏”中无法脱身。缺乏坚定意志支撑的卡拉无法仅靠一次临时起意的出逃就反抗背后有强大父权力量支撑的克拉克。但是，归家的卡拉表面上屈服于父权的权力，深层次却抵抗着持续的诱惑。艾丽丝·门罗式的开放性结局似乎预示着卡拉未来在心中依然埋藏对自由的渴望，对丈夫的不满与愤懑在暗处滋生，也许终有一天会再度爆发或是归于虚无。《逃离》从女主人公追寻自由的叙述角度出发，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与卡拉一同探寻女性试图挣脱桎梏、逃离困境的成长之路。

艾丽丝·门罗在《逃离》一书中使用高超的叙事技巧揭示了女性在不幸的婚姻里的绝望和挣扎，她运用的“作者型”和“集体型”叙述声音蕴含着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和社会性别意识。另外，小说中生动逼真的人物刻画也引发了读者的深思。妇女解放在社会中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对于卡拉这类妇女来说，并非仅靠一次简单的出逃就能完成自我实现，挣扎后妥协并屈从于过去的安逸也许更符合现实的群体特性。关于建立良性两性关系的思想也并没有完全普及，尤其是在以克拉克为代表的众多未受良好教育的男性眼中。然而正因如此，女性主义叙事研究在当代才具有现实意义，期盼通过女性的叙述视角消解父权话语权力，挣脱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樊笼”。小说最后被埋葬的小羊对卡拉来说依然是持续的诱惑，这是艾丽丝·门罗巧妙地埋下的一颗反抗的种子，也许在下一次“逃离”时，女性可以走出得更远。《逃离》向当代女性揭示了自由和困境的问题，也是要求我们聚焦于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未竟之路，拒绝传统男性叙事。两性之间应当共同成长沟通，破除二元对立，建立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