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发扬继承与创新发展—以余华小说为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承载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丰富智慧。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各国文化交流密切，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也面临着一定的危机与挑战。文学作为反映当代人民价值观念的载体之一，有着义不容辞的继承和发扬之责。作家余华在其小说中所体现的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刚好践行了文学这一重要职责。

一、余华小说中对传统文化的发扬继承

（一）对传统家庭价值观念的发扬继承

余华在小说中并没有刻意强调“家”的观念，也没有刻意塑造主要情节来体现人物对“家”观念的认识或者理解。但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文城》《兄弟》等作品中无不凸显着余华对家庭关系的关注，通过一系列的家庭故事来展现传统家庭观念的重要性。“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地在一起”在这几部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活着》中，福贵忍受着生活的苦难，带着“家”的信念活到了最后。家珍对福贵不离不弃，在福贵被大兵掳走期间，自己独自照顾一双儿女和福贵母亲，再大的困难都没有打倒她对家人的爱。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每一次卖血都有着不得已的原因，每一次都是为了践行照顾家庭的职责。许玉兰在某些行为上或许有几分不合时宜，但她对三个孩子和许三观日常生活的照料与贴心也始终是在贯彻“家”的理念。在《兄弟》中，宋凡平和李兰的爱情令人不禁落泪，同是二婚身份的他们相知相惜，不受外界冷言冷语的影响。他们心中都认定对方是自己最重要的人，都把对方的孩子视为己出。在感受这些作品中主人公所历经的磨难，他们所承受的生命不可承受之痛，以及生命之韧性以外，也让人内心有些许温情回荡。作品人物大多能坚守“家”的牢固理念。对于现代人来说，“家”的理念与意识正逐步淡化。很多年轻人早已不像父辈那么重视亲情，因为各种原因与家人渐行渐远，甚至脱离家庭，关系恶化到陌生人的程度。排除各自家庭的主观因素以外，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也有对传统家庭价值观念淡化的原因。余华的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家”的理念有助于现代读者强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感知。“大家”是由千万个“小家”构成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每个家庭的团结付出与辛勤劳作，我们并非独立的个体，筑牢“小家”意识，才能成就更大的“大家”。

（二）对优秀传统精神的发扬继承

优秀的传统精神是后辈们继往开来，不断前进的内在驱动力。余华在小说中经常探讨优秀品质与良好美德的问题，并且展示了优秀传统道德的重要性。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主人公许三观在极其贫困的环境下坚守善良与正直，对不是自己亲生儿子一乐的卖血“救命之恩”，凝练着传统道德观念中坚守正义和善良的品质。余华通过描写苦难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情感关系来传达人类的团结互助的高贵品质。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与根龙一同相互扶持，帮助共度困境的画面为例证；在《活着》中，福贵与春生在被国民党军队掳走时，互相安慰，彼此照料，共同勉励对方活下去的场景为例证。其次，小说中也塑造了很多贤德温良、勤俭持家的妇女形象。《活着》描述的是福贵跌宕起伏的一生，亲人一一离去，他始终努力地活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困境中养成的淡泊心态，但更重要的是家珍对他不离不弃，与他风雨相依。家珍是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福贵出入赌场和青楼，她包容福贵。福贵赌光所有家产，连房子都用来抵债，家珍父亲把她接走，可没过多久，她又回到福贵身边。在福贵被拉去充军杳无音信的两年里，家珍一直替他守着这个家，替他埋葬母亲，抚育一双儿女。福贵回来的时候，她也从未责怪福贵缺席的这两年，只对福贵说：“你回来就什么都好了。”在她心里嫁谁就认准了谁，无论条件多么困难，她都会和福贵好好地走下去。家珍被注入了中国传统女性应有的勤俭持家和柔情似水，所有的行为都源于她对福贵的爱和对家庭的默默奉献。《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广才的妻子，她不仅宽容了丈夫与同村寡妇的偷情行为，当丈夫将家具搬给寡妇时，她也一声不吭，刚生完孩子还要忍着分娩之痛为丈夫送饭，她担起贤妻良母的重担，她温顺得无可挑剔。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的媳妇许玉兰，从外表上看十分泼辣，可内心却是极其善良的。在艰苦的日子里，她拿着许三观厂里发的白线手套给孩子们织毛衣。她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两小坛粮食，勉强够一家人在艰难时期吃饱。她内心十分善良，一乐是她婚前失身于何小勇的孩子，在何小勇去世后，她抛去私人恩怨，主动说服许三观让一乐为何小勇喊魂，她不仅是善良的还是大度的。以上人物形象是余华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余华塑造出来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使得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之间建立起一座有形的桥梁。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秉持着一定的“人文精神和关怀”，会不自觉代入角色之中，但是未必会有与角色相同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读者会更加促使自己去理解中国优秀传统精神的内涵，加深对现实的反思。

（三）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深层意义

余华小说中人物身上具备多样的民族优秀精神，应当被人们继承且发扬。当看到作品中人物多舛命运的描绘，感叹生命不易的时候，人们就应继承顺应天命、珍爱自己。现代人精神状况极端不稳定，自残与轻生现象屡屡发生。《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之前，我们为何不想一想自己的父母亲朋？余华小说中的主人公历尽磨难仍积极乐观，何况我们。小说中体现出来的苦难主题思想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提醒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坚韧和耐心，呼唤人们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对传统美德的回归。这在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物欲横流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余华的小说中对人性恶和宿命论的描写，虽然看似悲观且荒谬，但实际上促使人们反思人类行为的后果和命运的无常。这种反思有助于培养人们的责任感和预防意识。通过对人性的深刻探索，余华的小说促使人们反思自身的行为和价值观。这种对人性弱点和光辉的揭示，有助于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和人文关怀，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余华小说中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一）叙事手法的创新发展

传统小说注重形式与结构的统一，情节发展中注意合理的安排，中心思想与主题突出。但是在余华的小说中，采用反常态化与不合逻辑的叙事手法来为我们揭开离奇世界的神秘面纱，在这一抽象且概念化视角之下讨论人性，抨击人性的同时也令人反省与深思。在余华的先锋作品中，文本的荒诞色彩为文本世界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名字被简化或者用数字来命名的人物都是负面的、消极的，都是恶的，不同后期现实主义作品中塑造出来的人物一样还有积极、阳光的一面。他的作品中大量呈现出人类身上原本具有的邪恶因子，原本就小说人物的形象而言，性格应是多面的、复杂的、典型的。作为小说家，余华通过暴力与死亡来凸显人类本质的丑陋和荒诞。比如，《河边的错误》中的杀人狂魔疯子，杀人后逃离法律的制裁，后被警察所杀，理性世界的警察只有装作疯子才能够逃脱制裁。《十八岁出门远行》这部小说是余华首次运用特殊的处理方式来还原生活中人们丑陋的嘴脸。“我”刚满十八岁，怀着一腔热血出门闯荡，在游历的过程中一直秉持着从小被父母所灌输的与人为善的价值观念行事，但是在“我”助人为乐后却遭到了别人恶的嘲讽和背叛，整个过程充满了离奇和荒诞色彩。在《现实一种》中，五岁的皮皮更是将人性本恶体现得淋漓尽致，没有人指使他做坏事，但他只是因为堂弟的啼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于是就动手掐堂弟，甚至扇堂弟耳光，最后更是松手摔死了堂弟。余华好像是在用邪恶对善良的嘲讽来向世人表达这个极度荒诞又无情的社会，对我们原本建立的坚不可摧自认为正确的价值观进行了有力的攻击，进一步加深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世间并无美好可言，人性之恶充斥着整个社会，人性之善并无任何生存空间。余华小说中通过一系列充斥着暴力与死亡的符号化人物，形成隐喻的象征，揭示着理性文明世界所不能传达的价值观，用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常用的“负面手段”让我们认识到世界的荒诞且非理性，认识人性并非都是纯真至善，在此时引发注意，促使人们反思自身行为和道德。

（二）对叙事话语的创新发展

余华先锋小说中的文本叙述语言并不同于传统小说语言，或者日常生活的语言，追求合理的逻辑和客观的事实，它打破了语言固有的组合顺序，不再顾及语言的逻辑性和句子的连贯性。余华在先锋小说中一直在打破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打破常规的语法序列，采用一些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语言叙事，如复杂的语言，杂乱的人物对话，不连贯的句子，把虚伪与现实连在一起，甚至让人分不清何处是虚构的，何处是现实的，以此来呈现离奇又怪诞的文本背景。比如，在《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主人公听到有人敲门，他并非立即去开门，反而是陷入阵阵沉思中。“我回想着自己每次在外面兜了一圈回来时，总要在自己门上敲上一阵，直到确信不会有人来开门，我才会拿出钥匙。”这句语言叙述颇为奇怪，和我们日常生活不一致，回家是先开门怎么还会敲门呢？小说文本从未提及主人公是独居，即便后文有提及“我”从来没什么朋友，也很难理解这一系列行为，让读者无法找到完整的情节线来解读主人公的行为。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因司机让“我”进入车内休息，“我”与他便产生了亲近感。所以，当司机的苹果被路人抢劫时，“我”奋不顾身为司机出力，但是司机反而同劫犯一起暴打“我”，抢了“我”的书包，并将“我”遗弃在半路。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人物之间的语言对话也是比较突兀离奇，直接能让读者感受到语言逻辑关系的悖论和与现实生活不一致的荒诞世界，使文本呈现出荒谬与非理性的色彩。这些荒诞的叙事语言颠覆了人类既有的审美话语结构，从思想上反映了人类生存状态的荒谬性，让读者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余华用一种“万事皆可发生，均不足为奇”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这和我们以往认识的并且一以贯之的认识大有不同。余华将传统文化内容还原到现实生活中，用一些负面的角色去丰富其具体的内涵，他通过对人性的黑暗面和人性的抉择的描绘，反思传统文化对于人性和道德的约束和引导；同时，他也思考在当代社会背景下，人性和道德的重塑与发展，以及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和回应这种变化；最后是他对历史记忆与个人身份的建构。在各种残酷的故事背景下，传统文化对人格塑造更是有着重要意义。

三、余华小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意义

（一）对传统文化的高度延续

余华不止一次提起自己的创作离不开儿时的记忆和成长的经历，他通过对各种历史事件的回忆和对主人公经历的描绘，来突出传统文化对于历史记忆的保护和传递作用，进而突出传统文化在历史中的延续和传承的重要性。他在作品中描述诸多家庭故事，通过家族的生活变迁以及生活对他们进行的磨炼来展现传统文化中家族观念的传承。在小说的叙事手法上，他打破传统小说中“大团圆”式的结局，采用非常态化的语言和情节，将以往作家将传统文化“美化”传达的作风转变为将其“丑化”，关注传统文化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真实影响，使其更具现实张力。

（二）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余华有着相对特殊的成长经历，这使得他对现实生活中生离死别的人生百态有着与其他作家不一致的观察力，这是他创作的重要根源。他用几近冷静的表现手法为读者营造出真实而又残酷的思考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读者更能真实地感受到社会问题以及人性的复杂性。他的小说不急于针砭时弊，而是在通过描写人性来引发读者的思考，在揭露社会残酷的一面的同时，也会提出对道德坚守和重新审视价值观的要求。余华的现实主义作品回归到对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困难处境的关注，不仅引发读者对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社会问题思考，也强调现代人对人道关怀的反思。这些都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不在此时就在彼时。

余华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通过对余华小说的阅读，读者可以重新认识和思考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通过对余华小说主题的挖掘，会发现其主题促进了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问题的融合。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作而言，当代文学不应只关注当下问题，更要将“古”与“今”相结合，用传统文化为作品筑基，展现更为真实的世界，促进人的精神世界迈向新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