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死局
《觉醒》是美国作家凯特·肖邦在1899年出版的一部代表作小说,是女性主义文学的早期著作。小说中艾琳娜从“觉醒”走向死亡的过程,其实就是她寻找“自我”失败的过程。根据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艾琳娜试图从“他者”中寻求自我,她徘徊于想象界与象征界之中,在从“他者”的“镜像”中寻求自我失败之后便受困于想象界,最终走向自杀的死局。
一、女性镜像的投射
在拉康看来,人不仅无法与社会协调,与自我也无法达成一致。幼儿要想从自身与世界中的不协调中摆脱出来,从自我的幻象中解脱出来,并开辟出内在的永恒性,就必须与他人产生联系,“我”在成为自己本身之际,认同的对手并非自己,而是“他者”。也就是说,“我”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就必须舍弃自身,在“他者”中感受“我”的存在。社会中的人类在“他者”中生存,在“他者”中体验“我”。小说中,为艾琳娜指明方向的女性有两位:莱迪奈夫人与莱思小姐。
莱迪奈夫人是一位在男权社会中,如“屋中的天使”般的存在,是一位“圣母玛利亚”。她拥有三个孩子,正在考虑要第四胎,她的生活永远围绕着家庭、丈夫、孩子。她是父权制社会下男性对女性的想象的完美化身:温柔、美丽,相夫教子,牺牲自己的个性,将自己束缚于家庭的藩篱之中,并且对此适应良好。在莱迪奈夫人看来,世界本就该是如此,而那些与这个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所不协调的观念和行为是错误的,因此应该受到扼杀。文中提到,莱迪奈夫人是“女性优雅与美丽的化身”。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沙滩上时,艾琳娜曾与莱迪奈夫人相谈甚欢。而在小说的前期,作者对艾琳娜的称呼使用的是“彭迪列夫人”,而非后期频繁使用的“艾琳娜”,这从侧面说明了在沙滩上的时期,在艾琳娜还未“觉醒”的时期,她对于莱迪奈夫人的生活方式是认同的,至少并不反对。“她认为她就应当这样活着,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获得尊严。”在沙滩上的时期,莱迪奈夫人成为艾琳娜的“镜像”,反映出了她的“自我”。
而与之相对的是,在这个阶段,艾琳娜对于莱思小姐的态度却不如她对莱迪奈夫人那般友好。莱思小姐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格格不入者。她作为一个女性,不仅未婚,仅仅靠自己的音乐就能赚钱养活自己,而且喜爱干涉别人的自由,说话尖酸刻薄,孤高又骄傲。而因为莱思小姐周边的成功人士都很好地融入了当时的父权制社会,所以这样的女性自然会遭到厌恶。周围的人称她为“不讨喜的小个子女人,已经不再年轻,她几乎和所有人都会争吵,脾气倔强又自我,并且爱管他人的闲事”,这与莱迪奈夫人的受欢迎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从侧面表现了当时的社会对所谓的“独立女性”的排斥。而在当时而言,“独立女性”这四个字不过只意味着未婚,又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女性罢了。
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艾琳娜对于两人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变化。在作者的叙述中,女主人公的名字“艾琳娜”更是多次地出现,而代表依附于丈夫的称呼“彭迪列夫人”在文中变得越来越稀少的时候,她开始逐渐厌烦了之前的生活。她不再在星期二乖乖地待在家中替丈夫接待客人,她开始叛逆,并频繁地看望莱思小姐,去跟她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艺术理念,从她那里收到来自罗伯特的信件。在莱思小姐的启发下,艾琳娜意识到,想要成为一位艺术家,必须拥有不惧一切的勇气。她意识到,“勇气”的必要性不仅对于艺术家这个职业是如此,对于女性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如果要在一个始终压抑女性自身的父权制社会中接受自己的女性身份,并最终认同自我,必须拥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艾琳娜从莱思小姐身上得到了勇气,并回馈在了自己的生活上—她要搬出去住,搬出她丈夫的那个大宅子,来到由自己控制的、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小房子中生活。丈夫施舍的一切让她感到无比的难受:“我已经疲于照看那座大房子。那地方从来都不像是我真正的家。它真的让我很恼火。”
在小说的后期,艾琳娜似乎摒弃了对莱迪奈夫人的认同,而更倾向于认同莱思小姐,将莱思小姐作为投射“自我”的“镜像”。但是,莱思小姐毕竟未婚,而艾琳娜作为一位已婚妇女,也无法在她身上发现真正的自我。
二、男性镜像的分裂
除去两个女人,小说中那些生活在父权制下的男性也同样值得讨论。首先是罗伯特,艾琳娜的出轨对象,一个单身男人,他与艾琳娜在岛上相识相爱,然后突然消失,只身前往了墨西哥,后来又突然回国,然而他在与艾琳娜互诉衷肠后留下一张纸条后再次消失。罗伯特与艾琳娜相爱,但艾琳娜已婚,在男权社会的规训下,作为一个男性,他无法做出任何出格的行为,这虽然令他痛苦,但最后仍旧选择了遵从社会的规定,退出艾琳娜的生活。在艾琳娜提出自己已经是自由的,丈夫无法限制自己,而她现在靠自己过活时,罗伯特对此表示的疑惑说明了一切:“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罗伯特的不告而别是压死艾琳娜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可以认为,艾琳娜之所以爱上罗伯特,是因为她在罗伯特身上看到了自己—这是一种水仙花式的自恋情结。艾琳娜与罗伯特拥有着默契,他们志趣相投,乐于分享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心情,艾琳娜将“自我”投射至他的身上,又反馈回来,从而达到对自我的理解。而在罗伯特走后,艾琳娜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单调无味,她从各方面打听着罗伯特的消息,急于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当罗伯特从墨西哥回来,与艾琳娜偶遇后,艾琳娜对生活的热情突然失而复得,这是因为她从这面“镜子”中再次找到了自我。而在罗伯特再次不告而别后,艾琳娜对于自我的认同感骤然消失,最终导致了走向死亡的结局。
在父权制社会中,丈夫和父亲是权力的典型代表。在拉康看来,人在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后,必须遵守的首要规则便是:母亲属于父亲而不属于我。至少对小男孩儿而言,一进入象征界,就必须接受这条定律,并找出替代母亲的东西。而正因为此,象征界也成了父权的象征界,象征界的规则就是“以父之名”,这种父权的压迫在女性婚前体现在父亲身上,而在结婚后则转移到丈夫的身上。
艾琳娜的丈夫彭迪列是父权制社会下的典型既得利益者。他对父权制社会的条条框框深以为然,他主动向艾琳娜求婚,但婚后的他希望艾琳娜能够一直服从他的话,能够做一个贤妻良母,在家里相夫教子,并为他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地位做出贡献。在海滩上,当艾琳娜第一次有“觉醒”的征兆时,她执意躺在吊床上不愿回到房间,丈夫对此表达了不满与焦躁;在回到家后,艾琳娜不愿在周二做丈夫的傀儡去接待客人,她要去做自己的事情,这引起了丈夫的强烈抗议。彭迪列甚至去找了医生,因为他认为妻子之所以做出这些不符合传统社会规训下的女性形象的行为,是心理出了毛病。在艾琳娜提出要搬出他的大房子,进入自己租住的小屋时,丈夫首先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随后进行了一番行动,开始整修自己的大宅,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他的商业价值蒙羞,因为他认为艾琳娜的搬家行为会“给他的商业前景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同样,艾琳娜的父亲,那位老军人,也代表了父权制,他刻薄专制、严厉易怒,他认为管教女人的唯一办法就是权威和压迫:“你需要的是强权……这是控制妻子唯一的办法。”他将艾琳娜的母亲逼进了坟墓,而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在拉康的理论中,镜像阶段揭示的是婴儿与镜像的合一,也就是说,想象对于主体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孩童会因为想象而产生一种幻觉,那就是自己已经掌握了想象中的幻境,但“镜子”终归只是“镜子”,孩童无法通过镜像阶段与“自我”达成真正的协调。艾琳娜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父权制家庭中,她的父亲暴力专制,她的母亲早早就被父亲逼死,而她从小就做礼拜,家庭中的清教主义氛围浓厚。在拉康看来,母亲的缺位会让她错将父亲作为“镜像”,于是在前期艾琳娜欣然接受了自己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她虽然爱上过别人,但是在彭迪列向她求婚时,还是果断地同意了与这个她根本不爱的男人结婚,并按照习惯听从丈夫的要求,管理豪宅中的家务与仆人。在艾琳娜结婚之后,象征界中父权制的“镜像”便从父亲转移到了丈夫身上。彭迪列的到来加深了艾琳娜对于这种镜子中的“自我”的错觉。而当她终于“觉醒”,其真正的“自我”开始与父权制镜子中的镜像“自我”产生裂痕时,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女性自我与父权制“镜像”中的“自我”具有不可弥合的鸿沟。所以,悲剧也就这样悄然拉开了序幕。
三、自我的迷失
艾琳娜在意识到自己真正的“自我”遭到了男权制社会镜像的异化后,便逐渐沉溺于想象界。对于艾琳娜而言,由于母亲早逝,她将最亲近的父亲作为镜像,而在她意识到“以父之名”的镜像并不是她真正的女性自我后,为了不让自己过于痛苦,她便开始寻找替代品。在拉康的术语中,这种“替代品”也就是“小写的他者客体”。拉康认为,想象界也就是前语言的世界,在学会语言之前,婴儿与母亲亲密结合,但在学会语言之后,孩童便进入了象征界。象征界是父权的世界,孩童由此也就脱离了与母亲理想化结合的阶段,从此母亲成为“他者”。所以,人们产生了失落感,为了弥补这种与母亲的亲密结合的缺失,人们便开始寻求大大小小的替代品。这种已经遗失又试图找回的欲望对象便是“失落的欲望对象”,而因为失落的欲望对象对于人们而言因人而异,个人化程度异常高,所以拉康的观点认为,这种欲望对象是个人专属的“小写”的他者客体,而非“大写”的他者,后者通常指向一对二元对立概念中不重要的那一方。如果一个人沉溺于寻求小写的他者客体,他便受到了想象界的吸引,想要脱离象征界对他的限制。在艾琳娜寻求自我的过程中,想象界对她的吸引尤其明显。因为在象征界中,社会的规则和定律都是由掌权的小部分男性制定的。
然而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无论艾琳娜如何寻求小写的他者客体,她在进入象征界后,与母亲的那种理想结合的缺失也无法填满。在小说中,艾琳娜一直渴求着什么,但她也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我们可以将这种她一直没有弄清楚的东西理解为她的失落的欲望对象,也就是与母亲和世界合二为一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失去后便再也找不回来。在小说中,与艾琳娜关系疏远的家人和丈夫就代表了象征界,所以她对这些人做出负面反应,头也不回地走向想象界。然而,当她走向再也找不回来的欲望客体时,也就走向了自我的毁灭。最后在水中,艾琳娜闻到了花朵的芬芳,听到了狗的叫声,蜜蜂的嗡嗡声,以及“军官走过门廊时马刺的当当声”,这都是她少女时代的感性回忆,说明艾琳娜在无意识间想要回到过去,回到与母亲紧密结合的时期。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艾琳娜寻求自我的失败原因是社会“他者”的镜像导致自我的异化,而艾琳娜在意识到这一点后,自我与镜像开始了分裂。在这之后,其真正的自我一直受困于想象界小写的他者客体之中,无法回到前语言阶段与母亲紧密结合的理想状态。
在凯特·肖邦生活的时代,艾琳娜的前期生活其实就是美国19世纪贵族女性的真实写照。在那个年代,女性普遍接受父权制社会的秩序,而把自己放在客体的地位上。当艾琳娜开始尝试构建独属于女性的主体地位时,囿于时代局限,她受困于想象界,无法达成与真实自我的和解,只能最终走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