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文赋》与道家思想的渊源

陆机所作的《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比较完整、深入的论创作的文章，对创作感兴、构思、技巧等方面做了细致的论述，体现了他对文学创作自身规律的探索与追寻。同时，透过创作论，陆机在《文赋》中也表现了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体现了他的宇宙论认识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从陆机的生平及其生活的年代来探究他的文论思想，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的。

陆机出身名门望族，其家族在政治上遵循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儒家所谓的积极“入世”。陆机很想继承其祖父基业，在寒窗苦读十年之后，他便离开家乡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在《赴洛道中作》中写道：“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他在诗中把去国离乡的悲苦和旅途上的寂寞写得栩栩如生，不胜感叹人生之多艰，进退之犹疑。尽管离乡背井，乡思难忘，但陆机受功名之心的驱遣，更看重自己的出路。陆机的政治抱负在《遂志赋》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历数尧舜文武的功业后写道：“仰前踪之绵邈，岂孤人之能胄。匪世禄之敢怀，伤兹堂之不构。”接着，他叙述了傅说、伊尹、萧何等先期困顿而后遇明主的故事，写道：“彼殊涂而并致，此同川而偏溺。”他在诗中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呈。拟遗迹于成轨，咏新曲于故声。任穷达以逝止，亦进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然而，他所生活的环境及其人生遭遇使他的人生理想屡屡受挫，终不得志。他在诗赋中，也不时流露出忧伤悲凉之慨，说明他感知到了命运不济，前路渺茫。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一开始往往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表现出积极进取之精神。然而，在历经磨难、挫折、打击之后，他们的思想大多发生明显转向，由“儒”入“道”，出现消沉退隐之意。虽然陆机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但不能排除他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一面。东晋时期，道家思想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与演进，而且儒道开始合流。陆机的思想中有道家思想的成分，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他在《列仙赋》中流露出对仙人的赞美：“因自然以为基，仰造化而闻道。性冲虚以易足，年缅邈其难老。”他在《幽人赋》中表现了对“超尘冥”、游“物外”、摆脱“世网”缠绕的羡慕。这些作品，已经鲜明地打上了道家思想的烙印。尤其是他的《文赋》，更多地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染上了道家的色彩。

一、关于“言”与“意”之关系

陆机在《文赋》小序中阐明了他写作此文的目的，提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并思考如何解决它，使意能称物，而文能逮意。但是，他又觉得文章写作中的情况千变万化，非常复杂，难以用几条固定的法则与规律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说：“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

实际上，陆机是以阐述“物”“意”“文”三者的关系来论创作的。关于“言”与“意”的关系，老庄都有所议论。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庄子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庄子·天道》）庄子还发展了老子的“大音希声”的观点。在《齐物论》中，他把声音分为“人籁”“地籁”“天籁”三种，他最欣赏的是“天籁”，即非人的浑然不可分辨的大自然之音，“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庄子·天运》）。在《天运》篇中，庄子还把“天籁”解释成无形无声的至乐，体现了他所追求的自然全美的最高境界。这和他的言意之辨也是相通的。

老子和庄子都这样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意思是说，真正知晓大道的人，是不会用言语来说明大道的；而用言语说明大道的人，其实并不知晓大道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庄子·天道》中轮扁斫轮的寓言故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轮扁“得手应心”的高超斫轮技艺，之所以不能传授给其子孙，就是因为此种绝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致他“行年七十”，总还是在斫轮。

到了魏晋时期，言意之辨又成为玄学的一个主要论题。当时持“言不尽意”论者甚多，主要是阐发庄子的观点，强调精微奥妙的意思是不可以言传的，把“道”形容成玄妙莫测的东西，宣扬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然而，他们揭示了“言”和“意”的矛盾，这一点还是有意义的，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摘录了黑格尔的一段话：“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列宁在旁批注道：“注意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这说明言意之间的确存在着矛盾。当时的欧阳建则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反对“言不尽意”论，完全抹杀言意之间的矛盾，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想框架中。

毋庸置疑，这场哲学上的辩论对陆机是有影响的。因此，他把言意关系问题引入了文学创作理论中，并以此为中心，展开论述。

揣摩陆机写作《文赋》时的心态，他也许是焦虑的、矛盾的。一方面，他既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文不逮意；另一方面，他又要探求文能逮意的方法与规律。一方面，他既想穷尽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自己无法做到。在《文赋》的开头和结尾，这种矛盾心态表现得尤为明显。

陆机除了探讨言意关系，还提出了意物关系。从“言”的角度来讲，是要求完美地表达“意”；从“意”的角度来讲，是要求准确地反映“物”。一篇作品要达到主观和客观、语言和思想的统一。这种观点是有见地的，也符合唯物主义的精神。

二、关于“虚静说”

《文赋》正文开头后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这主要是论述写作前的准备。“伫中区以玄览”，即强调创作者必须具有道家那种“虚静”的境界，不受外物和各种杂念干扰，能够统观全局，烛照万物，思虑清明，心神专一。正如苏轼在《送参寥师》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空且静”即“虚静”，也就是“玄览”之意。

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可以说，“虚静说”成了中国古代文论一个鲜明的特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提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皎然《诗式·取境》提到，“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提到，“前辈论诗思，多生于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溘之外，苟能如是，于诗亦庶几矣”，这和西方文论家的“狂热说”构成鲜明对比。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乌阿尔德说：“恋爱产生热度，也就使想象力提高。”英国莎士比亚说：“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满脑子结结实实的想象……诗人转动着眼睛，眼睛里带着精妙的疯狂，从天上看到地下，地下看到天上。”（《仲夏夜之梦》）意大利维柯说：“诗只能用狂放淋漓的兴会来解释。”（《新科学》）

“玄览”一词，其语出自老子。《老子》曰：“涤除玄览。”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庄子·在宥》篇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陆机认为文章构思，首先要做到“收视反听，耽思傍讯”，这与庄子同出一辙。很显然，陆机的创作论受到了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

但是，陆机并非完全照搬老庄思想，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庄子为了达到“大明”境界，否定了人的具体的认识与实践。事实上，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的认识离不开具体的实践，只有在丰富的实践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尽管庄子的思想中有消极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庄子要求达到“大明”境界，对创作而言，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写作是一种具有高度生活概括能力的活动，创作者如果立意高远，能够做到苏轼所说的“了群动”和“纳万境”，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会高出一层境界，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也必然要高。陆机剔除了老庄思想的消极因素，而取其积极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老庄把“虚静”视为返璞归真的最终的归宿，作为一个终点，而陆机把“虚静”视为唤起想象的事前准备，作为一个起点；老庄提倡“虚静”的目的是达到无知无欲、浑浑噩噩的虚无之境，而陆机提倡“虚静”的目的是达到与“虚静”相反的思想活跃、情感焕发之境。

三、关于艺术想象

陆机在描述作家构思的过程时写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艺术想象驰骋于穷高极远的空间，突破上下古今的限制，然后使得“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感情更加鲜明，物象更加清晰。

思维的活跃性、广阔性，庄子曾在其作品中指出过。《庄子·在宥》说：“人心……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庄子》一书，之所以富于文学魅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富于奇伟超拔的想象。宋代的黄庭坚说《庄子》“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祖也”。

庄子奇伟超拔的想象，固然与他善于从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吸收丰富的精神营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以道的眼光来看事物。庄子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局限的，甚至天地也是渺小的，人类只不过马体上的毫毛，因而在时间与空间上超越了人世，超越了自然界，超越了万物。而陆机以此来论创作，说明艺术想象在整个构思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指出通过想象，作家能将天地万物笼罩驱遣于笔端，表现于作品之内。他把艺术想象纳入文学理论的视野，并较之庄子做了更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陆机非蹈前人之说，诚所谓“袭故而弥新”。

文学创作主要是通过想象来完成的，想象在文学创作中总是居于最活跃的地位。所以，威廉·布莱克认为：“只有一种力量足以造就一个诗人：想象。”（布莱克《〈华兹华斯诗集〉批注》）雪莱认为：“诗可以解作‘想象的表现’。”（雪莱《为诗辩护》）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黑格尔《美学》）早在东晋时期的陆机，就意识到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他对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四、关于“有”与“无”

在《文赋》中，有一段是陆机对文学的赞美：“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两句，它们不仅仅是讲文章产生必须经过冥思苦想，而且体现了道家有形生于无形、有声源于无声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