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文赋》与道家思想的渊源

作者: 刘第红

陆机《文赋》与道家思想的渊源0

陆机所作的《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比较完整、深入的论创作的文章,对创作感兴、构思、技巧等方面做了细致的论述,体现了他对文学创作自身规律的探索与追寻。同时,透过创作论,陆机在《文赋》中也表现了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体现了他的宇宙论认识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从陆机的生平及其生活的年代来探究他的文论思想,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的。

陆机出身名门望族,其家族在政治上遵循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儒家所谓的积极“入世”。陆机很想继承其祖父基业,在寒窗苦读十年之后,他便离开家乡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在《赴洛道中作》中写道:“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他在诗中把去国离乡的悲苦和旅途上的寂寞写得栩栩如生,不胜感叹人生之多艰,进退之犹疑。尽管离乡背井,乡思难忘,但陆机受功名之心的驱遣,更看重自己的出路。陆机的政治抱负在《遂志赋》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历数尧舜文武的功业后写道:“仰前踪之绵邈,岂孤人之能胄。匪世禄之敢怀,伤兹堂之不构。”接着,他叙述了傅说、伊尹、萧何等先期困顿而后遇明主的故事,写道:“彼殊涂而并致,此同川而偏溺。”他在诗中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呈。拟遗迹于成轨,咏新曲于故声。任穷达以逝止,亦进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然而,他所生活的环境及其人生遭遇使他的人生理想屡屡受挫,终不得志。他在诗赋中,也不时流露出忧伤悲凉之慨,说明他感知到了命运不济,前路渺茫。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一开始往往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表现出积极进取之精神。然而,在历经磨难、挫折、打击之后,他们的思想大多发生明显转向,由“儒”入“道”,出现消沉退隐之意。虽然陆机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但不能排除他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一面。东晋时期,道家思想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与演进,而且儒道开始合流。陆机的思想中有道家思想的成分,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他在《列仙赋》中流露出对仙人的赞美:“因自然以为基,仰造化而闻道。性冲虚以易足,年缅邈其难老。”他在《幽人赋》中表现了对“超尘冥”、游“物外”、摆脱“世网”缠绕的羡慕。这些作品,已经鲜明地打上了道家思想的烙印。尤其是他的《文赋》,更多地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染上了道家的色彩。

一、关于“言”与“意”之关系

陆机在《文赋》小序中阐明了他写作此文的目的,提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并思考如何解决它,使意能称物,而文能逮意。但是,他又觉得文章写作中的情况千变万化,非常复杂,难以用几条固定的法则与规律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说:“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

实际上,陆机是以阐述“物”“意”“文”三者的关系来论创作的。关于“言”与“意”的关系,老庄都有所议论。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庄子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庄子·天道》)庄子还发展了老子的“大音希声”的观点。在《齐物论》中,他把声音分为“人籁”“地籁”“天籁”三种,他最欣赏的是“天籁”,即非人的浑然不可分辨的大自然之音,“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庄子·天运》)。在《天运》篇中,庄子还把“天籁”解释成无形无声的至乐,体现了他所追求的自然全美的最高境界。这和他的言意之辨也是相通的。

老子和庄子都这样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意思是说,真正知晓大道的人,是不会用言语来说明大道的;而用言语说明大道的人,其实并不知晓大道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庄子·天道》中轮扁斫轮的寓言故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轮扁“得手应心”的高超斫轮技艺,之所以不能传授给其子孙,就是因为此种绝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致他“行年七十”,总还是在斫轮。

到了魏晋时期,言意之辨又成为玄学的一个主要论题。当时持“言不尽意”论者甚多,主要是阐发庄子的观点,强调精微奥妙的意思是不可以言传的,把“道”形容成玄妙莫测的东西,宣扬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然而,他们揭示了“言”和“意”的矛盾,这一点还是有意义的,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摘录了黑格尔的一段话:“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列宁在旁批注道:“注意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这说明言意之间的确存在着矛盾。当时的欧阳建则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反对“言不尽意”论,完全抹杀言意之间的矛盾,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想框架中。

毋庸置疑,这场哲学上的辩论对陆机是有影响的。因此,他把言意关系问题引入了文学创作理论中,并以此为中心,展开论述。

揣摩陆机写作《文赋》时的心态,他也许是焦虑的、矛盾的。一方面,他既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文不逮意;另一方面,他又要探求文能逮意的方法与规律。一方面,他既想穷尽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自己无法做到。在《文赋》的开头和结尾,这种矛盾心态表现得尤为明显。

陆机除了探讨言意关系,还提出了意物关系。从“言”的角度来讲,是要求完美地表达“意”;从“意”的角度来讲,是要求准确地反映“物”。一篇作品要达到主观和客观、语言和思想的统一。这种观点是有见地的,也符合唯物主义的精神。

二、关于“虚静说”

《文赋》正文开头后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这主要是论述写作前的准备。“伫中区以玄览”,即强调创作者必须具有道家那种“虚静”的境界,不受外物和各种杂念干扰,能够统观全局,烛照万物,思虑清明,心神专一。正如苏轼在《送参寥师》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空且静”即“虚静”,也就是“玄览”之意。

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可以说,“虚静说”成了中国古代文论一个鲜明的特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提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皎然《诗式·取境》提到,“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提到,“前辈论诗思,多生于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溘之外,苟能如是,于诗亦庶几矣”,这和西方文论家的“狂热说”构成鲜明对比。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乌阿尔德说:“恋爱产生热度,也就使想象力提高。”英国莎士比亚说:“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满脑子结结实实的想象……诗人转动着眼睛,眼睛里带着精妙的疯狂,从天上看到地下,地下看到天上。”(《仲夏夜之梦》)意大利维柯说:“诗只能用狂放淋漓的兴会来解释。”(《新科学》)

“玄览”一词,其语出自老子。《老子》曰:“涤除玄览。”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庄子·在宥》篇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陆机认为文章构思,首先要做到“收视反听,耽思傍讯”,这与庄子同出一辙。很显然,陆机的创作论受到了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

但是,陆机并非完全照搬老庄思想,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庄子为了达到“大明”境界,否定了人的具体的认识与实践。事实上,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的认识离不开具体的实践,只有在丰富的实践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尽管庄子的思想中有消极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庄子要求达到“大明”境界,对创作而言,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写作是一种具有高度生活概括能力的活动,创作者如果立意高远,能够做到苏轼所说的“了群动”和“纳万境”,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会高出一层境界,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也必然要高。陆机剔除了老庄思想的消极因素,而取其积极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老庄把“虚静”视为返璞归真的最终的归宿,作为一个终点,而陆机把“虚静”视为唤起想象的事前准备,作为一个起点;老庄提倡“虚静”的目的是达到无知无欲、浑浑噩噩的虚无之境,而陆机提倡“虚静”的目的是达到与“虚静”相反的思想活跃、情感焕发之境。

三、关于艺术想象

陆机在描述作家构思的过程时写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艺术想象驰骋于穷高极远的空间,突破上下古今的限制,然后使得“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感情更加鲜明,物象更加清晰。

思维的活跃性、广阔性,庄子曾在其作品中指出过。《庄子·在宥》说:“人心……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庄子》一书,之所以富于文学魅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富于奇伟超拔的想象。宋代的黄庭坚说《庄子》“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祖也”。

庄子奇伟超拔的想象,固然与他善于从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吸收丰富的精神营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以道的眼光来看事物。庄子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局限的,甚至天地也是渺小的,人类只不过马体上的毫毛,因而在时间与空间上超越了人世,超越了自然界,超越了万物。而陆机以此来论创作,说明艺术想象在整个构思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指出通过想象,作家能将天地万物笼罩驱遣于笔端,表现于作品之内。他把艺术想象纳入文学理论的视野,并较之庄子做了更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陆机非蹈前人之说,诚所谓“袭故而弥新”。

文学创作主要是通过想象来完成的,想象在文学创作中总是居于最活跃的地位。所以,威廉·布莱克认为:“只有一种力量足以造就一个诗人:想象。”(布莱克《〈华兹华斯诗集〉批注》)雪莱认为:“诗可以解作‘想象的表现’。”(雪莱《为诗辩护》)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黑格尔《美学》)早在东晋时期的陆机,就意识到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他对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四、关于“有”与“无”

在《文赋》中,有一段是陆机对文学的赞美:“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两句,它们不仅仅是讲文章产生必须经过冥思苦想,而且体现了道家有形生于无形、有声源于无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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