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阶级的千古恋歌

自《诗经》成篇以来，这部现实主义文学巨作就持续引发着学者们的关注和深思。其中《周南·卷耳》一篇，在《毛诗序》《毛诗正义》《诗经原始》等经典《诗经》注解书目中都见有不同的解释，文学上也有蔡邕《述行赋》“我马虺隤以玄黄”等引用，可谓是《诗经》中一名篇。关于《卷耳》故事的讨论持续千年，各家各辞，而纵览此，我们能观照到关于《卷耳》叙事主题、主体身份和叙事角度的各派观点。然而，欲从这些纷繁复杂的观点中立定最合理、最接近《卷耳》诗篇创作实际的，我们应要结合其创作的时代背景进行探究。“先秦时代的文化特征决定了文献呈现为综合的形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先秦“大文学”的文学特质使得《诗经》拥有文、史、哲合一的表征，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的艺术生产论，即“文学艺术并非孤立地存在，我们必须从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践中，从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关系中，才可能获得对文学艺术的最终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上述两个千年《卷耳》大讨论的焦点进行考量。

一、《卷耳》的创作时间断代

在对讨论焦点进行考量前，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要求我们先判定文学艺术创作的时代，如此才能将其与时代的其他特征发生关联。我们关注到《卷耳》中的“金罍”和“兕觥”，这是两种盛行于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同时出现在《卷耳》文本中，证明它们同时流行于此篇的创作期。于是，其出现时间的重叠期，便是《卷耳》的创作时间。

就罍而考，《毛诗传笺》在注《小雅·蓼我》中的“瓶之罄矣，维罍之耻”时，就有“瓶小而罍大”一句，又有《尔雅·释器》中郭璞之注—“罍形似壶，大者受一斛”，可见罍是一种大型的酒器。马承源先生便在《中国青铜器》中提出，青铜器中的罍这一器型，在中原的流行时间是有定论的：大致流行于从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这一时段。再结合考古学的研究结果，我们可得出：“罍是大型盛酒、贮酒器。这一器型在中原的流行时间，据其自铭而言，上限为商代晚期，下限为春秋中期；而据其实际的形体结构而言，典型的器型的流行，上限为商代晚期，下限则约在西周早期。”（何丹《青铜器断代与〈周南·卷耳〉篇—〈诗经〉起源时间新考》）

就兕觥而考，我们从《毛诗诂训传》中发现，兕觥乃是“角爵”，是兕这种动物的角制作而成的饮酒器，而兕则是《尔雅·释兽》中“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的动物，有一长角之兽型，今多被认为是雌犀，而我国出土的犀牛化石标本，如河姆渡遗址两次出土的犀亚化石标本，经吴维棠先生研究鉴定分别为双角的苏门犀和独角的爪哇犀。下王岗遗址出土的犀标本据贾兰坡、张振标两位先生的研究，应属双角苏门犀。独角的爪哇犀存在于南方，而双角的苏门犀则同时存在于南方和北方。结合贾兰坡先生、计宏祥先生、竺可桢先生对“苏门犀”“周代寒冷期”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角觥’产生于前，‘金觥’产生于后。‘角觥’与‘金觥’，两者的上限不同，而下限则是一致的，都在周初”（何丹《青铜断代与〈周南·卷耳〉篇—〈诗经〉起源时间新考》）。

将“金罍”与“兕觥”的流行时间叠合，我们可以确凿而定：这两件酒器同时流行于西周前期，《卷耳》一篇的创作时间也只能是在西周前期，我们当把此篇与西周前期的社会特点联系起来。

二、《卷耳》叙事的主题和主体身份

对《卷耳》叙事主题和主体身份的讨论自《左传·襄公十五年》便开始：“《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作为最接近《卷耳》创作时代的解析，《左传》提出，此诗故事乃是以“官人”为主题，即求贤审官、选才委官之事。同持此论的还有汉人的《毛诗训诂传》，其中说“《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包括宋代的王安石也在其《诗经新义》中说：“今也采采卷耳，非一采而乃至于不盈者，以其志在进贤，不在于采卷耳也。”至于《荀子》之作、汉之《毛诗序》、宋欧阳修之《诗本义》、清人陈奂之《诗毛氏传疏》、近代学者黄焯的《诗疏平议》，皆持此“进贤”说。这一派学者认为《卷耳》的故事是对求贤之心的象征，其叙事主体不是文王便是后妃，并不强调怀人之思。另一派见解则重点挖掘诗篇中的怀人之思，如清人方玉润在他的《诗经原始》中写：“况周行可训行列，执筐终非男子，‘求贤审官’是何等事，而乃以妇人执筐为比耶？”“则执筐遵路，亦岂后妃事耶？”“故愚谓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而悯其劳苦之作。”他关注到前人解读“周行”为“周之行列”，并由此推出“官人”之旨。因此，他指出采卷耳和执筐并非贵族女子，即前人所解之后妃所为，也就洗脱《卷耳》“求贤审官”的猜测了。以方玉润为代表的这一派认为，《卷耳》是一篇“怀人之作”，并聚焦其真诚的怀思，解读其艺术手法。近代以来，此派说法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支持，包括高亨的《诗经今注》、褚斌杰的《诗经全注》，都持此论。

先前已经述明，关于《卷耳》主题和主体身份的讨论大致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卷耳》是以“官人”为旨，于是叙事主体便必定是贵族、统治阶级。另一派观点认为，《卷耳》的核心内涵聚焦于怀人之思，叙事主体或是后妃与文王，或是平民男女。我们关注到《卷耳》中采卷耳的行为，朱熹《诗集传》注“采采”曰“非一采也”，采卷耳是一个持续的行为，用现代汉语翻译可成“采呀采呀”，《诗经原始》中早已注明：“况周行可训行列，执筐终非男子，‘求贤审官’是何等事，而乃以妇人执筐为比耶？”“西周时期的贵族妇女拥有一定的财产可供支配，而且还可以参与经济活动”（武晓颖《试论周代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这位需要亲身从事劳动任务的女子应不是一位贵族女子，也就更不可能是所谓“后妃”了。因此，《卷耳》的主题便是怀人之思，其叙事主体中采卷耳的女子便是一位平民女子。

然而，方玉润的观点也并非完全正确。如果关注到“兕觥”和“金罍”的使用规范及西周前期对饮酒的规范要求，诗篇中这位男子就不可能是平民或是文王身份，而是一位贵族。《毛诗诂训传》记：“人君黄金罍。”汉人许慎《五经异义》引韩诗云：“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在已有的记载上，罍一直作为一种贵族使用的器具出现，并非文王，也并非平民，而更可能是周代的士大夫。罍的使用场合也很特殊：“祭礼之后的燕飨之礼，王与群臣相酬酢时装盛五齐、三酒的罍，主要流行于西周前期，如西周早期出土的火龙纹罍、蜗身兽纹罍、陵方罍，器身较大。”（甘芳方《周代酒礼研究》）可见，这种器物是尊贵的。至于“兕觥”，《周礼·春官》记载：“觥其不敬者。”《毛诗传笺》屡屡说“觥”是“罚爵”，于是马承源先生便在《中国青铜器》中提出，兕觥在周代是一种用于执行罚酒礼的酒器。然而，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提出兕觥是否作为罚酒器仍然存疑的观点，如此便可以推翻李瀷在其《诗经疾书校注》中牵强附会“罚”与“文王官人”之说。今日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商周时期的青铜觥的主要功能应为注酒器，与今之分酒器功能类同。无论是注酒器或是罚酒器，兕觥的材质和用途都表明它并非平民所用，更加证实了这位男子的贵族身份。

那么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推定，《卷耳》是一篇力写怀人之思的，发生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爱情故事，是一篇描写跨阶级爱恋的周初诗歌。

三、《卷耳》的叙事角度变化

在《卷耳》叙事角度变化这一方面，也引发了学者的关注。《卷耳》第一章写采卷耳之事，后三章则笔锋一转，落在了对“陟冈”之事的描写上，明显把诗歌分成两个部分。则出现了两家见解。一派是以方玉润《诗经原始》为代表的“对面落笔”说，即说第一章是“后三章从此出生”，认为后三章的叙事角度转换乃是第一章采卷耳女子的想象。另一派则是以钱锺书《管锥编·毛诗正义》中“首章是妇人口吻，剩下三章是其夫口吻，不能解释为妇人想象其夫。批尾家谓之‘双管齐下’，章回小说谓之‘话分两头’，远隔亦能通感”论为代表，认为叙事角度的变化是“双管齐下”说，是记叙远行一方和采卷耳一方各自的真实感受。针对此两派观点的分异，可以运用西周初期酒礼规范的知识，判定后三章写作的虚构性，重议钱锺书“双管齐下”的观点。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推定了两位叙事主体的身份，就后三章的主体—这位贵族男子而言，他“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来“维以不永怀”“维以不永伤”的事情是具有虚构性和想象性的。在武王克殷后的周代前期，周人有如此的看法：“饮酒乱德是周人在归纳商朝灭亡时的一个重要原因，《酒诰》言：‘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因此周初严令禁酒，即使在饮酒时候也很注重自己的礼仪德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酒德文化。《酒诰》‘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是这种酒德文化的发端，要求祭祀品德端正，不要喝醉，一直到春秋时代的孔子也曾经说过‘惟酒无量，不及乱’，这种酒德文化的影响深远是一直贯穿整个周朝的。”（任哨奇《从〈尚书·酒诰〉〈诗经〉来看禁酒令对周代饮酒的影响》）可见，周人对过度饮酒、不节制饮酒、不遵酒德行为的排斥延续了较长时间，甚至对春秋时期的孔子也产生了影响。在纣王沉湎酒色导致殷商灭亡之后，周人不得不将灭国成功的一部分归因于纣王的酗酒，这也培养了周人特有的酒德文化，从“兕觥”礼器到“罚器”的流变就可见一斑，然而《卷耳》中的这位贵族男子，却“我姑酌彼金罍”，用着大型的酒器喝酒，既非庙堂之事，也不是与父母宴饮，而是出于对一位平民女子的思念，这无疑是违反酒德的。《卷耳》一篇出自《周南》，而“二南既兴礼乐，且有‘始’‘基’之评，则其接受周礼的时间应当最早，地域也应当最近”（多洛肯、赵钰飞《〈卷耳〉中的“二南”地域新证》），在周礼氛围浓厚的“二南”地区，这位贵族男子做出如此荒谬之事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更不可能被记载入“周南王者之风，当言天子之事”（孔颖达语）的《周南》篇中。

因此可以判定，《卷耳》的后三章写作具有虚构性，更像是出于第一章女子的想象，是“对面落笔”手法，女子移情于人，主客移位，将自己对男子的深重思念赋于男子身上，而并非钱锺书所言的“双管齐下”手法。

《卷耳》一篇，力写怀人之思，可谓至纯至诚。就前文的观点而言，它无须将历史事件附会上求贤的社会价值，也无须把“双管齐下”的手法营造一个听取感情的对方，它只关乎最纯粹的怀思。怀思无须回应，它向来是一触即发的。《卷耳》中这段跨阶级的爱情故事没有终始，甚至没有完整的情节，它只是在写最真挚、最动人的思念。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观点出发，我们结合了周代的社会特征，使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进行考察，也更加逼近了这段千年《卷耳》大讨论的真实面目，更深地触及了其中至纯至诚的怀人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