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对话

当代作家格非曾在《文学的邀约》中说：“中国文学从根本上说，重诗歌，重境界，重抒情，重内在。”从《诗经》《离骚》到乐府诗、格律诗、戏曲、小说这样一个发展脉络来看，中国古代文学中对吟咏性情之重视可谓十分鲜明。而以诗歌的方式来叙事，使抒情与叙事并重，这些诗性迹象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若隐若现，直至《红楼梦》终蔚为大观。“五四”之后，尽管因外国文学思潮的涌入、创作潮流的转变而使文学从艺术形式到主题思想都发生巨变，但上述诗性传统在近现代文学中并未形成鲜明的“断裂”，不少现代作家仍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诗性叙事进行了一种“隐秘的回应”。格非认为这种“隐秘的回应”在废名、沈从文、萧红、师陀等现代抒情作家身上体现得十分显著，“现代抒情小说和‘诗性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即是一个重要的例证”（格非《文学的邀约》）。

中国现代文学创造出了一种诗化的、抒情化的“新文体”。在钱理群先生看来，这类“具有某种‘诗性特征’的现代抒情小说”（钱理群《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诗化小说研究书系〉总序》）往往有极高的艺术水准。这种诗性传统在当代作家张承志、王蒙、贾平凹等作家笔下保持一定程度的延续，在苏童、格非、孙甘露等受西方现代性影响较深的作家笔下也潜滋暗长。格非小说中既有对诗性传统的“重返”，又有对诗性的发展，这为当代汉语叙事提供了独特的文学经验。

格非注重打磨小说的语言，使语言典雅自然、含蓄蕴藉，富于诗性之美。其作品着力于意境营造和意象设置，在隐喻和象征中流露出诗的特质；重视整体的诗意氛围，苦心经营“阴郁”的诗性叙事面貌；重内在的感觉，轻情节的发展。这些诗性艺术均离不开中国诗性叙事传统的滋养与陶冶。在其作品中，我们可捕捉到李商隐等晚唐诗人的印记，也可一窥废名等现代抒情小说家的身影，这使诗性传统在当代文坛得到延续与继承，也一定程度上为作家如何向传统学习提供了借鉴。总之，格非与传统对话，其小说既有对中国抒情传统的重返，也有对诗性叙事及诗性精神的丰富。

一、重返诗性传统

格非自述“对于作者融抒情于叙事的文体极为着迷”，对“抒情是诗歌的特权”这一论点产生怀疑，迫切感到应重新考虑抒情与叙事的关系，他认为将诗歌的抒情性引入叙事文学中，为“丰富当代小说日益枯竭的艺术生命”（格非《文学的邀约》）寻求了出路。为了增加小说中诗的抒情意味，格非在自身创作中进行了尝试。

其一，古典诗词化入无痕。格非的博士论文《废名小说的叙事研究》（又名《废名的意义》）以现代作家废名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他发现废名自觉将诗歌化入自己的作品中，摘引古典诗句常常是兴之所至、信笔化用。也许受到废名的影响，格非在自身创作中也引入大量古典诗歌，如在《人面桃花》尾章中，喜鹊和秀米也常围绕李商隐的诗句展开作诗探讨；在《山河入梦》中，佩佩信中摘引暗示自己愁肠百结的诗句“丁香暗结雨中愁”（沈禧《踏莎行·香颊啼痕》）；在《月落荒寺》中，大篇幅的文字都是林宜生和楚云对李商隐诗句的讨论。废名执意将小说写成诗歌，其小说的抒情性源自他对唐人绝句的偏爱；格非对李商隐等晚唐诗人的青睐使其小说与诗文交织、叙事与抒情并重。

其二，融情于景、移步换景。古时文人墨客偏爱寄情山水，或寄寓豪情，或伤春悲秋，总之都要将眼中景、心中情洒墨纸上，因此他们的诗中景常常深染人情。这种情景相融的特质并非诗歌独有，废名、沈从文等许多现代抒情小说家笔下也有体现。格非的小说亦延续了这一特点，其作品“江南三部曲”中就常常有移步换景、融情于景的手法。例如，在《人面桃花》中，秀米被土匪掠至花家舍的途中，作者借秀米的视角对轿子外面浓雾中的打谷场、船舱外的湖中夜景、晨曦中隐隐约约的寒山展开了细致描写，暗含了秀米在不同空间中的不同情绪。再如，在《春尽江南》中，读者也常常随端午的脚步和思绪，来到荒废安静的城市山林、遍布庄稼的窦庄，以及远离都市的船坞。每到一处，作者便会铺写端午的所见所想，颇具抒情意味。

其三，淡化情节，营造朦胧情境。当代文坛，格非和苏童的小说中均可见古典诗词的意境营造，较之苏童对宋代婉约词中凄清感伤意境的偏爱，格非更倾向于在小说中重现朦胧的意境。格非认为古典诗词中有一种难以说清、无法道明的美感，诗词中组成的缥缈的美的享受，一部分源于诗中的“情境”，诗人并未给这种“情境”勾勒出清晰的轮廓，而是添以一层朦胧的纱幕。这在格非“非常崇拜的”李商隐的诗中可谓一大突出特质，格非认为其诗中朦胧的“情境”对他自己的写作“有更为直接的影响”（林舟《智慧与警觉—格非访谈录》）。这在其许多作品中均有呈现，如《唿哨》《迷舟》中呈现的乡村田园意境，《凉州词》《锦瑟》中溢露出的唐诗意境，《边缘》中对花儿死亡的诗意抒写，《山河入梦》中对佩佩和功达雨中独处的情境绘画，《月落荒寺》中对德彪西的古典音乐情境的描写，均可见朦胧情境的营造痕迹。这些意境营造的抒情文字常于情节发展无益，反而使时间变得悠长停滞，诗性溢于其间。

二、“带着先锋走进传统”

格非对中国诗性传统的重返与探索也在逐渐丰富这一传统。格非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是“需要当代的作者通过写作去发现并使之呈现的东西”（格非《文学的邀约》），向诗性传统的回应不应是完全地回归传统，也不是对传统的简单认同，而是重新审视并汲取传统资源，从一个新的视角介入传统，与传统对话。

在发表《欲望的旗帜》之后，格非曾在文坛沉寂将近十年，他自述没有写作的欲望，遇到了创作困境。一方面，他不愿身陷市场化、娱乐化的文化氛围中；另一方面，他无从摆脱在“先锋”标签下的焦虑。他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学，希望“将传统和现代的因素真正融合在一起”（格非、王小王《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人类的心灵史：与格非谈他的长篇新作〈山河入梦〉》）。于是，格非在异质的他者文学经验下重新挖掘中国诗性传统的魅力，融合传统与现代，发掘出了一条独具格非特色的传统回归之路—“带着先锋走进传统”。

格非汲取异质经验，在综合中西叙事经验上进行尝试。小说《人面桃花》呈现出浓郁典雅的古朴诗风，诗词的引入、心理剖白的安插，使小说叙事节奏舒缓，语言呈现出抒情意味。不过，格非虽然主动追求诗性叙事，重抒情与诗意，但并未将早年的先锋性抛之脑后，反而将先锋与传统巧妙结合。比如，格非精心地设置了叙事的“空缺”：秀米在日本经历了什么？她为何回来时“周身缠绕着悲哀”？小说对此只字未提，显然是作者有意为此设置了一段空白，如此构思可见作者并不注重故事发展，而是注重铺陈人物的心境变化。再如，格非的小说常充满神秘色彩。《人面桃花》中就有许多超验的神秘因素，如梦境描写、算命先生、瓦釜等，这些超现实因素有时是对未来命运的预示，有时则呈现出亦真亦幻的情境，这不仅与先锋的多义性、模糊性暗合，也契合了诗的隐喻意味。

此外，“带着先锋走进传统”的独特之处还在于融理于情、情理结合。区别于沈从文和废名等小说家将优美、静穆、感伤交融一处的诗的风格，区别于当代作家阿来对故乡及自然万物的诗意抒写，也区别于苏童在其南方世界中构造的“颓废的诗意”，格非的笔调更显冷静。格非对博尔赫斯的推崇，使其小说浸润着博尔赫斯式的哲思，不断呈现出感性与理性的交融、抒情与言理的结合。其小说以一种诗情与哲理并重的语言，展现人的心境、情感、命运。其小说语言虽抒情化、诗意化，但也是冥想式的、智性的；既有纤巧、细腻的书卷气，也有宏大与智性的笔调。

三、融入现代诗性精神

当代作家苏童认为，文学创作可以“沿袭和改造古典的东西”，对“旧东西”也可以“拿来主义”（苏童《寻找灯绳》）。这样的“旧瓶装新酒”在他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作品中得到了集中展现。

不同于苏童，格非在对“酒瓶”的选择上似乎更偏向于古典诗词，而对古典诗词的再叙事中也不满足于对旧人旧事的沿袭和改造，更多只是借一个古典的外壳，为它赋予现代性的新质，即格非对现代生命存在的探索。

小说《唿哨》便是对王维的诗作《辛夷坞》的再叙事。该诗在小说中以断篇的形式留存，因而原诗中空寂清幽的意境呈现出了断裂的迹象，这与小说中未完的棋局等几个碎片化的杂乱场景形成了同构。作者以残缺的诗稿暗示存在的虚无，将清幽完整的诗句改造成了他勘探生命存在的手段。例如，《人面桃花》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两句诗构成了互文关系，但这并非苏童式的“旧瓶装新酒”，而是借“人面”“桃花”这两个古典意象书写在近现代革命浪潮中的女子和家族的沉浮命运，由此叩问个体的存在秘境。再如，贯穿“江南三部曲”始终的桃源花家舍，也与陶渊明的桃花源大相径庭，作者并非借此宣扬隐世意识，而是借这些极具古典气韵的诗歌意象来忠实地讲述百年历史中个体的存在困境。总之，格非在对古典诗词的再叙事中注入了一股现代精神，在对古典诗意的回溯背后，潜藏着他探索现代个体存在的野心，这使得古典气韵与现代精神在他的作品中彼此互渗，从而构成了他对诗性的再创造。

在现代抒情小说家中，沈从文、废名、萧红等人笔下的诗化特质源于对故乡的想象，他们渴望通过回忆和想象建构一片诗意的桃源世界，以此重返其精神原乡。故而他们在描摹理想的诗意世界时，常常以诗化的笔调书写对生命与自然的赞美。这在众多当代作家笔下亦有显露。然而，格非书写的世界仿佛完全迥异，他在《欲望的旗帜》《春尽江南》《月落荒寺》中描摹的当代世界遍布荒诞，人与人的异化，现代文明的侵袭，如此横暴的世界已然成为一片“荒原”。即便是小说《望春风》中，“我”回望的故乡也并非理想中的世外桃源。那么，《望春风》最后，万物是否真能各得其所？有学者认为，格非对现实世界抱有一种“古老的敌意”，古人细笔绘制的桃源终成秘境，“只有春风在那里吹着”。

诗性内涵“不仅仅是指追求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单纯朴质生活的情性，‘产生美感的东西以及来自审美的印象’，还是‘对存在的追问与探寻’，具有存在的超越功能、价值功能”（席建彬《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抒情小说”研究综述》）。若以此维度考察现代抒情小说，可以发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缺少建立在存在之思意义上的诗性内涵。相较于格非细笔剖析存在的理想之境，他们笔下极力赞美的桃花源，则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古典的诗性精神，寄寓的是对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憧憬。然而在格非笔下，桃花源并非人类真正的栖身之所，“江南三部曲”中的桃源花家舍在欲望与权力的笼罩下完全背离了人存在的本真，《望春风》中的“我”与春琴寄居的便通庵也仅仅是现代文明侵袭下终将倒塌的暂时的避世之所。因而在格非的视野中，回归自然、回归桃源的古典的诗性精神是不合时宜的，他虽造了一处桃源，最后却又使江南春尽。所以，他的诗性精神更具备现代性的反思，对人的存在境遇的揭示、“对存在的追问与探寻”，使其小说具有某种精神超越的力量。

读格非的小说，常有时间回溯的切实体悟，能感受到“《新五代史》、李商隐诗词和废名抒情小说中感知到的那些清越格调”（程光炜《论格非的文学世界—以长篇小说〈春尽江南〉为切口》）。如果为格非小说中洋溢的“清越格调”和诗情诗性进行追根溯源，那么吴晓东先生在《废名作品新编》序言里对废名诗化小说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诗人小说家”格非：“接续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几千年的诗之国度的诗性传统，他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诗性的世界。”

总之，格非重返诗性传统，其小说既有李商隐等晚唐诗人的“清越格调”，也可一窥废名等现代抒情小说家的身影；格非带着先锋走进传统，其小说既有异质文学经验，又有中国诗性传统的魅力；格非并不简单追求回归自然、乡土、朴质的情性，还在传统的回溯中融入现代诗性精神，即其对存在的追问与探寻。格非笔下“诗性的世界”实现了对中国诗性传统的继承及发展，为当代汉语叙事提供了独特的文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