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小说中广西壮乡方言使用研究

作者: 马严丽 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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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方言,一般都指的是地域方言;但在具体的论述中,也包含民歌、谚语、俗语甚至口语等民间形态话语。”(董正宇《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由于方言涵盖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因此本文聚焦探讨地域方言这一方面,且不只局限在广西壮乡方言,因为广西民歌、俗语等民间文学形态常常会借助广西壮乡方言进行传播,从而,本文的研究自然而然会延伸至以广西壮乡方言为载体的广西民歌等民间文学形式的研究。而生于广西壮乡的作家陆地,则在小说中抒发着他对祖国南疆这片土地的热爱。1981年,陆地的《瀑布·长夜》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一等奖;1988年,陆地的《瀑布·黎明》获首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开始涌现的一批批极具地域特色的“方言小说”中,陆地的小说《瀑布》依托广西壮乡方言特色,展现被称为“美丽南方”的广西,是研究广西壮乡方言运用的不错之选。

本文试图通过细读陆地小说《瀑布》的文本,透过其广西壮乡方言的使用方法,探析陆地小说中广西壮乡方言使用的缘由,进而理解其广西壮乡方言使用中呈现的“狂欢化”,在广西壮乡方言使用与生态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中,探究广西壮乡方言对陆地小说的影响,以及其产生的现实意义。

一、陆地小说中广西壮乡方言运用的方式

陆地小说中不仅直接运用了广西壮乡方言词汇,呈现了广西壮乡方言句法,而且突出了广西壮乡的地域声音。

一是广西壮乡方言词汇的直接使用。壮族的歇后语是壮语中极具表现力的一种民间语言形式。壮族歇后语往往与汉语歇后语有一定区别,最明显的区别是:汉语歇后语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一般是假托语,表示比喻意义,后一部分一般是目的语,表明语句本义;壮族歇后语大多比喻形象,幽默风趣,往往有意想不到的表达效果。因此,作为壮族文化重要载体之一的壮族歇后语也被广西众多壮族作家运用于文学创作,以此来塑造小说人物性格特征,抑或推进小说情节发展,往往都能达到极佳的艺术效果。例如,陆地小说《瀑布·长夜》中的“看他洋里洋气,猪鼻子插葱,装大象”,这句壮族歇后语表明:猪为了装成大象,就把大葱插在自己鼻子上,在此“装象”谐音是“装相”,即形容人装模作样。

二是广西壮乡地域声音的鲜明表达。陆地喜欢阅读文学作品,“我就在失掉欢乐和缺乏伙伴的寂寞和孤独的童年境遇里,转向文学读物去寻找精神的伙伴”(《陆地文集》)。因此,常听母亲讲古的陆地综合自己童年少年时期的广西壮乡生活经历,在文学创作中,无论是方言词汇的使用还是地域声音的表达上,都体现出了广西壮乡方言及民间文化特色。广西山歌在广西底层民众日常生活中不断传响,是广西壮乡民间文学的代表之一。沈兼士认为:“歌谣是一种方言的文学,歌谣里所用的语词,多少都是带有地域性的。倘是研究歌谣而忽略方言,歌谣中的意思、情趣、音调至少会有一部分的损失。所以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工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陆地在小说《瀑布》的文本中,通过广西壮乡山歌等形式完成广西壮乡地域声音的鲜明表达。例如,韦步平刚从省城法政学堂回到家乡,一踏入故土就听到姑娘的歌声:“挑水码头步步低,一层台阶一脚泥。有心踩着哥脚印,打烂水桶哪个知?”乡音立即唤起了韦步平心底的乡情,他也情不自禁地回应:“火灰盖火留火炭,灰里火炭暗里燃。我俩如同灰里火,风吹火红半边天。”美妙的山歌立即将读者带入诗情画意的广西。

二、陆地小说中广西壮乡方言运用的原因

语言承载着作家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广西壮乡方言的运用表明作家陆地与广西壮乡这片热土难以割舍的血脉之情。

一是广西壮乡方言运用与民间态度。广西地处边疆,又是多民族地区,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广西绚丽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多民族文化,“方言是很有价值的文学工具,它的运用可以是精巧的,而不一定必得简单搬用它的语汇;因为,方言可以变化,并非一种固定的说话习惯,它能微妙地转化为口语,以反映妙趣横生的思维”(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文学作品的语言运用暗含着作家的文学创作思维,因此,选择用广西壮乡方言写作是作家陆地竭诚为广西壮乡农民抒发内心的一种体现。广西壮乡扶绥县记录了陆地近15年的童年少年生活经历,广西壮乡的方言土语已然深深植根于陆地的生命。16岁前,陆地在故乡过着物质贫困且精神孤独的生活,“1934年暑假,我终于告别了故乡,同时也告别了少年,踏上生涯的新旅程”(《陆地文集》)。从“终于”二字可以看出:陆地对故乡的感情可以用“复杂”这个词来形容,而当陆地离开故乡并再次审视故乡时,发现故乡才是自己的根。陆地从小酷爱读书,也经常听母亲讲起往事:“有时也回忆起祖辈的创业精神和家庭的盛衰史话。”(《陆地文集》)到延安参加革命队伍后,陆地走出扶绥,认识了外面不一样的世界,还被录取到“鲁艺”文学系。多地的行军生活和农村“土改”等经历,都让陆地忘不了广西这片壮乡热土。1949年底,当他再次回到广西,再聚故旧时,这片壮乡热土触发了他文学创作的开关。“广西壮乡”在陆地笔下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地理空间,更是陆地记忆中的故乡。

二是广西壮乡方言运用与继承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可分为非专业的,如民歌、民间故事、民间谚语、谜语、笑话等作品,及专业的,不是每个人可以讲或讲唱的,如说书、各种曲艺、皮影戏等等。”(李扬《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化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作家陆地也在努力发掘其文学价值。广西壮乡的万物因壮乡的神话等传说故事而神秘,这也是广西民间文学独具地域性的原因。广西壮乡方言作为壮乡民间文学传播的主要媒介,就再次加深了壮乡民间文学的地域性。因此,陆地在运用广西壮乡方言写作时,主要运用的是方言词汇、民歌唱词等广西壮乡方言资源。陆地出生于广西扶绥贫苦的壮族农家,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深受壮族民间文学熏陶,所以其在小说《瀑布》的创作中对广西民歌的运用更是信手拈来。“《瀑布》这部书稿是1960年初开始酝酿的。起初把它编成八场名叫《叱咤风云》的话剧脚本,这部话剧反映了韦拔群领导的革命斗争。这创作过程当中诱发了我父亲多年的创作心事:将这一叱咤风云的英雄一代,再现于文书,以纪念这段历史中的革命先烈。他想通过现在写下的这些人物的命运,从另一个侧面反映那段梦寐难忘的历史时代的精神面貌。1961年他重新构思,将话剧改写为小说。”(笔者根据作家陆地儿子陈南南访谈口述整理所得,2023年2月1日)可见,正是这种广西壮乡地域声音的运用,使《瀑布》呈现出话剧的特点,同时,陆地在对民间文学继承与创新中彰显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巨大魅力。

三、“狂欢”下的广西方言生态文化价值呈现

“狂欢是一种未被认知的、激越的生命意识,是民间的底层文化的地核,而官方文化不过是民间文化浮出海面的一角冰山。作为一种既能创生也能毁灭的力量,狂欢在文明即阶级与国家形成的条件下被迫转入地下或民间,以弱化的形式存在于各种仪式或表演形式中,存在于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及不拘形迹的广场语言中。”(王建刚《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陆地借助广西壮乡方言带来众语喧哗、民间戏谑的效果,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彰显浓重的“狂欢化”色彩。巴赫金还认为:“标准语本身,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已经不仅有统一的共同的抽象语言特点,也有了对这些抽象因素的统一的理解方法,但在自己具体的指物表意和情味方面却是分裂了的,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杂语。”(《巴赫金全集》)陆地小说中的杂语特征主要表现在方言与书面语、口语等的交叉使用,并将能代表广西壮乡地域声音的民间文学体裁穿插在小说中。例如,在小说《瀑布》中,韦步平在对罗汉或者蓝大妈谈话时就完全不同于对凌云青和马省长的谈话,而陆地在此小说中对广西壮乡山歌的大量使用,也就是“镶嵌体裁”的运用相当之妙,不仅产生了民间语言与标准语之间的距离,而且独具广西壮乡地域色彩。

陆地在对广西壮乡方言进行提炼的基础上,将广西壮乡方言巧妙融入小说语言之中,达成广西壮乡方言与作品上下文所使用的典雅叙述语言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在小说《瀑布》中,陆地常在人物对话中直接插入古语、典故等,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完成了文学写作中典雅的诉说;而“水牌货”等方言俗语又增加了小说的乡土气息。可以说,陆地将广西壮乡特色的方言与标准语交汇成独具特色的人物声音,或诙谐,或严肃,也就自然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广场语特色。

“现在很多应用范围小的地方语言正在消亡,最近几十年间世界各地出现了一些强劲的运动来复兴这些地方语言,伴随这些活动同时进行的是地区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复兴。”(段义孚《逃避主义》)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身处不同方言区的文学作家通过方言写作表现地域文化,凸显各自文学作品的独特气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人们对生态文化的保护。虽然陆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作家,但是其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他对广西壮乡这片神秘土地的赤诚,如其作品中出现的木棉、香蕉、扁桃……在广西壮乡这个文学地理空间,陆地自由真诚地抒写并完成多部文学佳作。

语言作为外部环境的一部分,依赖着外部环境而生存,因此把“语言作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中介环节”(赵奎英《生态语言学与当代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语言理论基础建构)》,恰如,广西壮乡语言词汇的保留与使用现状是广西生态环境状况的映射。例如,某一新物种被人类首次发现时,这一新物种在当地方言中并未被命名或被给予不恰当命名,那么,这一物种很可能被“遮掩”,更难得到人类对其研究与应有的保护。从这一角度来讨论,某些特定的方言词汇,特别是某一些与动植物有关的方言词汇的使用,是非常有利于某些特殊地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宣传与保护的。陆地小说中的方言运用,主要是通过独特的广西壮乡方言词汇构建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广西自然地理文化空间,并通过广西独特的壮乡方言词汇向众人展现了广西壮乡当地的奇风异俗:“家家户户都要在家过‘鬼节’—盂兰会,给死人烧纸钱、纸屋、纸马什么的。人们趁着在抢收抢种的‘双抢’大忙之前,请来亲戚朋友,打鱼、杀鸡、磨米蒸粉、包蕉叶糍等等,亲戚朋友聚一块,高高兴兴吃一餐,作为半年劳动的一次大休息。”陆地不自觉地将这些广西方言词汇用在小说《瀑布》的叙述语言中,展现了广西“农历七月十四”这个传统节日的习俗及广西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不仅真实反映了广西当地民众的生活现实,还使小说充满了浓郁的地方气息,达到了原生态的效果。

广西壮乡方言的运用不是简单的语言形态,而是作家陆地的叙事策略,甚至是作家陆地对广西壮乡当地民间文化的深情表达。广西壮乡方言词汇及山歌的大量运用,不仅体现了广西当地的口语特点,拉近了陆地小说与广西壮乡泥土之间的距离,更进一步展示了广西底层的文化形态。因此,陆地小说中探索广西独特民间文化的过程,以及对广西壮乡山歌的使用,也可以看作是陆地对广西壮乡民间文学的致敬。总之,陆地的小说看似语言风格或融入古语,或散韵交错,或活用方言俗语,都是陆地“作为老百姓”进行文学创作的有益实践,最终让广西这片美丽疆域得到众多读者的留恋。

本文系2021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从民间文学、方言体验与阅读史建构陆地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021KY0744),2020年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科研经费资助项目“民间文学、方言体验与阅读史重构—崇左如何滋养壮族作家陆地”(项目编号:2020QN019),2022年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科研经费资助项目“桂西南当代壮族作家作品研究”(项目编号:2022GCC02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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