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诚”与“持守”刍议
作者: 马竹君
中庸之道是儒家修身的行为准则,《中庸》对其进行了具体的论述。通过对中庸的溯源,可发现“诚”在《中庸》天人关系中上下贯通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庸》中对“诚”的持守,从而厘清历来对中庸思想误解的缘由,展现中庸之道经久不衰的意义和当代价值。
《中庸》原载于《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由子思所作,南宋时,朱熹将其单独抽出编入“四书”,由此,《中庸》中所描述的中庸之道正式确立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之一,被认为是儒者的行为准则,儒家修身的至德要道。中庸思想自先秦时期被提出,经历了汉儒、宋明理学家等历代大家的诠释,走过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庸思想时而被推上神坛,时而被碾入尘埃,承载着多少瞩目,就伴随着多少误解。近些年,结合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的研究成果,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庸思想的文化内涵,再加上“文化自信”的新时代思想理论的提出,越来越多学者从正面肯定了中庸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然而,民间对中庸的误解从未消失,无原则的妥协、圆滑、折中主义、骑墙(比喻立场不明确,站在中间,向两方面讨好)、人云亦云……人们眼中的中庸,俨然成了曾经最为儒家所不齿的乡愿(指乡中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中庸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想要系统性地做好大众宣传工作,本身自有其难度;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学界历来诠释中庸,更强调将其中蕴含的“时”“权”“变”等显著特征作为方法论,而对于其代表着中国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认识,以及经由“诚”而达成对“中庸”的持守,鲜有涉及。本文试图从《中庸》中对“诚”和“持守”的表述出发,探讨“中庸”思想的原则性和其当代价值。
一、中庸溯源
“中”“庸”二字最早同时出现于《尚书·大禹谟》,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被认为是儒家十六字心传,“允”者,诚也;“执”者,守也。也就是说,人心是复杂的,道是隐藏起来的,因此寻道之心要纯粹专一,寻道之路要持诚守正。句末还提到“勿庸”,“庸”则是“用”的意思。
从文字训诂角度而言,“中”的甲骨文表示旗帜中间的旗杆,既象征方位上处于中点,也从情感价值上表现出在两军中间无所偏向之意。《说文解字》有云,“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段玉裁注:“然则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云下上通者,谓中直或引而上,或引而下,皆入其内也。”《说文解字》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 在《康熙字典》中,“中”有“中央”(《书·昭告》)、“正”(《礼·儒行》)、“心”(《史记·韩安国传》)、“内”(《易·坤卦》)、“守中”(《老子·道德经》)等意思,“庸”有“用”(《庄子·齐物论》)、“常”(《尔雅·释诂》)、“和”(《广韵》)等意思。
在儒家话语系统内,孔子最早提出“中庸”,《论语·雍也》有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第三章也出现相似的表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关于各家对“中庸”的解释,笔者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以下列表格为示:
中庸 中 庸 备注
许慎 内 用 《说文解字》
郑玄 中和为用、
用中为常 中和 1.用
2.常 1.以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
2.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
程颐 正道、定理,
正理《论语解》;
天理《粹言》 不偏谓之中,不易为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吕大临 性、心 中者,道之所自出;庸者,由道而后立起大本,天心也,所谓中也。
朱熹 中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 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平常 《中庸章句》
杨伯峻 《论语注释》 折中 平常
由此,通过对“中庸”不同释义的排列组合,可得出下列几层含义:首先是用中,一则是衡量尺度上的以中为用,即“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此基础上或可叠加“庸”作为“常”的意思,即在时间层面上,时刻保持以中为用。到了宋代,“中”发展出“正道”“心”的意思,“庸”有“平常”“定理”之义。对应上述解释,特别是把中庸作为道德准则而言,加上动词“守”,或许更易于理解,如守正道和定理(规律、常理),守平常心。至于“中”的“折中”“调和”之意,则由现代的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在《论语注释》中所注。关于“中庸”的具体含义,很多学者都做过追根究底的考证,相较而言,把古人释义叠加起来解释,颇有混淆之嫌,然而考虑到中国语言以“象”取义,以单音词为语素,具有多义性和隐喻性等特点,对中庸的意义综合体认或无不可。至于增加“守”字,并非笔者擅自望文生义,盖因《中庸》一篇对“中庸”的原则性多有表述,本文将对其他段落进行具体阐释。
关于《中庸》解释偏向“折中”“调和”的问题,笔者认为与阐释中忽略儒家天人合一观及以“诚”为基础的实践之路有关。钱穆先生认为朱熹将“性”释为“理”的观点更接近宋儒理念,而人心之喜怒哀乐则是至诚至性,亦即至忠。郭店楚简的研究成果与钱穆观点相似;李景林指出,《中庸》的喜怒哀乐中和论实则讲的是“情生于性”的问题;庞朴则认为,有道有德竟被当作有情,留意真情流露是儒家精神的重要内容,而真情流露即率性。
二、“诚”与“持守”
纵观《中庸》全文,以第二十章为过渡,可分为孔子论述中庸之道,和子思对中庸之道的继承与发展,而在子思的论述中,则是以“诚”来与前文达成沟通的。《中庸》第十六章第一次出现“诚”,讲鬼神之德—“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此处既已“微”而又“显”,“诚”表明了客观上的真实而无法掩盖。第二十章提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郑玄注为:“言诚者,天性也,诚之者,学而诚之者也。”这里把“诚者”和“诚之者”相对而言,“诚者”指圣人,不用通过学习也能“从容中道”、顺应自然天理,同时“诚者”还指化育万物的天道真实不虚;而普通人作为“诚之者”,亦有成圣成贤的方法,即遵循天道、“择善而固执之者”,便可成“人之道”。二十一章写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与第一章形成呼应,天道即宇宙和自然永远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人要与天道合一,便应遵循天地万物之自然规律,要以自身的能动之“诚”体认天道生生之“诚”,即“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外,《说文解字》释“诚”为“信”,朱熹言“诚者”是“真实无妄之谓”,周敦颐认为“诚”是“五常之体”“百行之源”。《大学》云:“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由此来看,“诚”不仅仅表现了人与人交往层面的诚信,还有对自身而言的不自欺,以及宇宙自然展现于人的坦荡无垠、生生不息。简而言之,“诚”有“真实”“遵循天道”“不自欺”等义,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诚’要兼具sincerity,truth or reality(真诚、真理或实在)的含义,不仅是一个本体论概念,还显示人的实在性,更是道德哲学概念,显示人本真的存在,是一个贯穿儒家伦理、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中心概念,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概念”(王慧宇《罗明坚对〈中庸〉道德哲学概念的释译》)。
那么,为何“诚”对中庸之道如此重要呢?钱穆先生认为:“《中庸》言诚者自成而道自道,自成自道,即自然也。然已为‘自然’安上一‘诚’字,安上一‘道’字,则诚与道即自然,而非虚无之谓矣。故庄老以虚无言天道与自然,而《中庸》易之以‘诚’字,此为《中庸》在思想上之大贡献。”(《四书释义》)在《中庸》中,“诚”一方面代表了天道自然,另一方面是君子修身的根基,即《大学》所言“不自欺”,人所犯的大多数错误,都与错误的自我认知有关,正确认识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坦诚地面对自我。有了自我的坦诚相对,才能达到“推己及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以“诚”践行中庸之道,就是人以天道自然为目标完善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之体现。诸如《中庸》与《大学》提出“慎独”都与“诚”有着紧密联系,君子诚于中,形于外,独处之时,形于外的部分只有自己知道,因此要慎独,时刻警醒不能自欺,内外不一则离道。第二章写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君子之所以“时中”,因为君子敬畏天道自然之诚,持守内心中正之诚,而不至于走向极端,小人不可能“自诚明”,也没有经过“自明诚”,上不循天道,下不守礼仪教化,不知敬畏则无忌惮。第十五章写道:“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其用物我观照的方式形象化地说明凡事需由浅入深,要真诚无妄不自欺,正视自己的局限性,切莫好高骛远。此外,在《中庸》二十章里所讲“三德”“五道”“九经”这部分内容中,“诚”作为天之道,既统摄上述概念,又是人面对并遵从儒家之礼时内在的能动性,“诚之者,人之道”,将主观能动性的“诚”和经过“明诚”的过程达成的天道之诚结合,是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达人之道的至要。
然而,“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夫子深谙人性的弱点,即便掌握诚以达道的途径,人们也很难长久做到持诚守中,而那些既要给自己冠以中庸之名,又无法持守中庸之道的人,就成了乡愿。孟子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实际上,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参考文学创作,我们都能看到很多假中庸之名的人,如孟子口中的“德之贼”、金庸小说中的岳不群等。乡愿带有伪装性,表面看起来中正,而内心的诚很难为人所知,也正因此使儒家之道常常遭到“虚伪”的诟病。还有的人,一心向道,自以为坚守了中庸之道,却只知虔于信仰,不懂得不自欺,须知时时处处自省的功夫最难做到,正所谓“君子之道费而隐”。相较真正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察乎天地”,要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坚持不懈地持守中庸。天道之大,“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能洞察君子细微之处时刻葆有的对天地、对自身的虔诚意志,而君子行道之至,则能察乎天地,达到明诚。“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要时时刻刻自我审视,持守之心丝毫不敢懈怠。“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君子要始终秉持独立人格,不欺人,不自欺,不被权力、金钱、傲慢、偏见所蒙蔽。正如苏轼,不仅作《中庸论》以辨诚明,更在为人处世中持守中正,不因权势而倒向极端,不因时局而移情易性,堪称君子人格。
“中庸之道费而隐”,愚夫愚妇也能知其一二,圣贤之人也未必尽其精微。夫子说:“天下家国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得也。”中庸虽不可得,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诚之者”皓首穷经,为中华儿女留下了“贵和尚中”的宝贵财富。
在坚定文化自信的语境下来看,一方面,我们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中庸之道,“中”的背后是自然,“和”的背后是长久的持守,中庸与诚互为表里,“择善而固执”才能遵从中庸正道。另一方面,国际形势乃至自然环境的变化不断冲击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思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求和是处世之道,守住底线则是立身之本,挖掘中庸之道天人合一、至诚尽性之精神,对当下世人重建精神世界,认识个体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